方言

方言指的是一个某种语言的变体，但有时也可以指地方上使用的语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所谓的“语言”和“方言”进行定义时，无论是采用社会语言学者“相互理解性”的判别标准，或者是历史语言学者“历史发展关系”的判别标准，我们都无可避免会碰到准则上相当程度的任意和困难。因此，多数人同意，实际上，判别语言和方言的标准往往是政治性的，如果某种语言完成标准化（特别是指书面标准化）的程序，我们通常将其称之为“语言”(其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标准化方言”)；如果某种语言没有完成这个程序，则我们通常将其称为“方言”（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非标准化方言”）。方言的语音则为“方音”。许多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虽然一些语言学者曾经提出种种不同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不同的判准却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而在实际操作中，个别语言之所以称为“方言”，通常是由于以下的原因：以下对语言学者几种比较常用的“方言与语言比较”的判别方式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判准在实际应用上的困难。在一些情况之下，对于语言和方言的界定，已不仅是语言学层面上的问题了。汉语更类似于罗曼语，中国官话之间基本属于不同的方言，大致上能互相理解，官话以外则不能互相理解。对语言人类学的学者而言，方言是指“某个口语社群所使用之某种特定形式的语言”。也就是说，相对于“方言”而言，“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口头上所使用的都是某种“方言”，而不是“语言”。事实上，在现代某些社会中，人们会人为地制定所谓的“民族共同语”或“官方语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族共同语”或“官方语言”也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而产生的，在本质上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方言。以中国所使用的“普通话”为例，中国的语言学者周振鹤和游汝杰就这样表示：“且不管大多数人所说的普通话都是带有方言特征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北京话和北方话当然也是方言”。多数的语言学者会试着依寻社会语言学的定义，将“相互理解性”视为是判断“方言”或“语言”时最重要的一个判准。简单来讲，如果一个人会使用甲语言，在不用另外教导的情况下，他也可以了解乙语言的话，那么，这个乙语言就可以被视为是甲语言的方言，或者甲语言可以被视为是乙语言的方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甲语言和乙语言都被视为是另一个丙语言的方言，而丙语言则被称之为“语言”。相反地，如果使用甲语言的人无法了解乙语言的话，那么，甲语言和乙语言就是不同的“语言”，而不是“方言”。“相互理解性”概念的第一个难题在于“语言差异的连续性”。比如说，甲语言的使用者了解乙语言，乙语言的使用者了解丙语言，丙语言的使用者了解丁语言。然而，甲语言的使用者却不了解丙语言，而乙语言的使用者也不了解丁语言。也就是说，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体，并不存在一条明晰而可以一刀两断的界线。此外，如果是甲语言的使用者了解乙语言，而乙语言的使用者却不了解甲语言的话，则很难界定这两个语言的关系视为是“方言和语言”，或是不同的“语言”。“相互理解性”不是十分容易定义的一个概念。只能理解书面语或口语的“半沟通”，不一定被认为是理解。以使用芬兰语的人来讲，由于瑞典语是芬兰公立学校所教导的一个科目，所有的芬兰人基本上都懂瑞典语，因此他们也可以读懂一些丹麦语。然而，他们却在口头上完全无法理解丹麦语。所以，以芬兰人的标准来看，我们难道应该宣称丹麦口语和瑞典口语是不一样的“语言”，但是丹麦书面语却是瑞典书面语的“方言”。此外，使用同一个语言的不同个体，其实也拥有不尽然相同的“理解能力”。一个人如果具备多语能力，和只具备单一语言能力的人相比，她/他可能在理解没正式学过的语言上，就拥有更好的机会可以理解其他语言。以一个没正式学过荷兰语、但却懂其他六种印欧语系语言（丹麦语、英语、德语、拉丁语、挪威语、瑞典语）的学者为例，由于精通多种语言的关系，这个学者虽然完全没有学过荷兰语，却多少可以理解些许荷兰语。但是，对于只懂瑞典语的人而言，荷兰语是另外的一种“语言”，但是，对这个学者而言，荷兰语却可能是瑞典语、德语或者是英语的“方言”。有很多历史语言学者，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着手，将“从某个历史上比较久远之沟通媒介发展出来的口语形式”称之为“方言”。比如说，以这种观点而言，属于罗曼语族的语言就被视为是“拉丁语”的方言，而现代希腊语则被视为是“古希腊语”的方言。第一个难题是基本观念的混淆。从这种观点来看，假设甲语言衍生自乙语言，而乙语言又是衍生自丙语言的话，那么，以乙语言为例，虽然她对甲语言而言是一种“语言”，而甲语言则是一种“方言”；但是，乙语言却也同时是丙语言的“方言”，而丙语言则是一种“语言”。这种操作方式显然会让整个概念系统变得复杂而混淆不清。再者，以“历史发展关系”当作标准所界定出来的“语言”和“方言”，其彼此之间却不一定具备社会语言学者所强调的“相互理解性”。也就是说，在将“承传关系”视为是判别语言或方言之主轴的时候，作为“子语言”的“方言”，和作为“母语言”的“语言”之间，却不一定具有“相互理解性”。一个“语言”有可能会同时产生一个以上的“方言”，而这些“方言”又各自有不同的变化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某两个历史发展关系上比较不亲近的“方言”（根据历史语言学者的定义），他们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性”，竟然比他们和其他历史发展关系上比较亲近之“方言”的“相互理解性”还要高。以同属于罗曼语族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为例。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相似性，就比他们和法语之间的相似性高得多，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西班牙语和法语之间的关系，都比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关系要密切的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法语在历史上变化的速度比较快，而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变化速度比较慢，所以他们两者之间反而拥有更多共享的语汇。如果说，无论是“相互理解性”或者是“历史发展关系”，都无法清楚地划出“方言”和“语言”之界线的话，那么，根据多数语言学者的共识，造成这条界线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在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以外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区别“方言”和“语言”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该语言的“标准化”程度。如果某种方言曾经被书面化（这通常是标准化的前提）、而且已经达成一定程度之标准化的话，我们就将其称之为“语言”。彼得·特鲁杰（英语：Peter Trudgill）就曾经这样宣称，对他而言，“语言”就是“一种独立的、标准化的变体 ……，而且有她们自己的生命”。以这种标准来看，这个世界上多数的既存语言，可能都无法被称之为是一种语言。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存在着很多可能变成“语言”的方言。然而，如果论及历史发展的现实，我们却发现到多数的语言都没有完成这个标准化的程序，而被人称之为“方言”。相反地，只有某些特定的语言被某些人刻意选取出来，而成为所谓的“语言”。之所以某些语言最后变成“语言”而某些语言最后变成“方言”呢，是因为那些菁英、国家机器的建构者以及教会代表的选择，决定了一个语言是被称之为“语言”或者是“方言”。因此，所谓“方言”或“语言”的分类，其实反映的不是语言本身的优劣，而是语言使用者的相对政治权力。一个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语言”，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掌握了政治决策的权力。相反地，一个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方言”，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人被剥夺了标准化其语言的权力。就像魏因赖希所宣称的“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一样，也用类似的方式对“语言”下定义：“语言就是拥有国界的方言”、“语言就是菁英所推销的方言”。（按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只收入专书，不收入书籍篇章及期刊论文）（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