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萨学院英国文学学士（1909年）
Frederick Fulton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1887年6月5日－1948年9月17日），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日语：文化の諸様式）》（）与《菊与刀》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887年6月6日生于纽约市，本名鲁思·富尔顿。父亲佛雷迪·富尔顿（Fredock S. Fulton）是名外科医生，母亲碧翠丝·夏塔克（Beatrice Shattuck）则受过高等教育。鲁思一岁时父亲染上怪病，全家被迫迁回位在雪南哥山谷（Shenango Vallery）的农庄与外祖父母居住。隔年妹妹玛洁莉·富尔顿（Margery·Fulton）诞生，可几星期后父亲病逝，全家顿时陷入贫困之中。
鲁思的母亲为了支撑家计，于她五岁时到附近的诺维镇（Norwich town）担任教师，并兼任图书馆员的工作。1894年，为了配合工作需要，母亲索性带着她与妹妹迁居到蒙大拿州、明尼苏达州和水牛城等地，然后暑假时又回到娘家与一位寡居的阿姨同住。上高中后，她开始从事些写作，以及些许的家事，虽然后者她显然无法如前者般胜任。
由于患上麻疹而有轻微的听觉障碍，小时候的鲁思反应有些迟钝，这使她常被亲戚和其他成年人以为有些痴呆，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
1905年，鲁思与妹妹一同就读母亲的母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主修英国文学。在校期间她个性依旧孤僻，却有不错的人际关系。1909年自学院毕业，在两位同学邀请下前往欧洲旅行一年。返国后她同母亲居住在水牛城，并在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工作一年，然后又前往洛杉矶的西湖女子学校（Westlake School for Girls，1991年和哈佛男子学校合并成哈佛西湖学校）任教一年，隔年又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教书。由于已婚的妹住在附近，这段期间她常接替母职，照顾妹妹的小孩，这也让鲁思产生养儿育女的想法。
1913年，也是在加州教书的第二年，鲁思回母亲娘家时同大学同学的哥哥史坦利·本尼迪克特（Stanley Benedict）坠入情网，虽然暑假过后她又回到加州，但两人终究于1914年结婚。这时史坦利正在康乃尔大学的康奈尔威尔医学院担任生物化学家，因此婚后两人搬到纽约市近郊居住，鲁思则担任全职的家庭主妇。
婚后不久，鲁思开始积极达成生育小孩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加上成天在家又无事可做，让她陷入苦恼；她试图完成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但却始终无法完成。终于在1916年12月，她决定找份事做，并在半年后组织一只十二人的护士工作队，同年正式完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然而却遭到出版社退稿（直到1959年，该手稿才被收录在另一本书中出版）。
1914年至1918年之间，鲁思·本尼迪克特与丈夫不断搬家，而她的两个心愿——生育小孩与找份工作，却始终难以达成。直到1919年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1997年改名为新学院）旁听后，才有所改变。旁听的两年，她上过艾尔丝·帕森思（Elsie Clews Parsons）、亚历山大·戈登怀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两位人类学家的课程后，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因此192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法兰兹·鲍亚士下学习三个学期。由于当时已年满35岁，依校方规定无法领取奖学金，因此必须兼任编辑和教师职务才能维生，这段期间她向一位教师租赁大学附近一栋小房子居住，假日才回去与丈夫同住。192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接任法兰兹·鲍亚士的助教，同时继续旁听鲍亚士的课程，这段期间她也认识了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以及刚就读大学的玛格丽特·米德。
1923年起，鲁思·本尼迪克特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年聘任一次的讲师，并讲授几门美术课程。同年又与丈夫到欧洲旅行，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国际美洲研究会议。隔年夏天，她首次到祖尼人（Zuni）部落进行田野调查，然后1925年夏天到再次到前者与柯契地族（Cochiti），1927年到皮马族（Pima），1931年获得赞助，又带领学生到麦斯卡罗族（Mescalero）进行研究。在这些短期田野调查之中，鲁思一方面纪录整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与仪式，另一方面又逐渐构思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想法。
193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与丈夫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分居，同年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职位。
1932年，阿弗烈·克鲁伯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哥伦比亚大学开课一学期，原本他打算讲授世界文明史的课程，但在鲍亚士强烈要求下，被迫改讲南美洲高地文化。这让鲁思·本尼迪克特感到十分失望与愤怒：原本她打算借此机会理解克鲁伯与她想法相似的理论，但这机会显然失去了。因此，她决定写一本著作谈论文化形貌论的概念。经过两年的修订与整理，终于出版了该著作：《文化模式》（）。
在著作中，鲁思大量引用了田野资料塑造出三个不同的文化：普布罗族（Pueblo）、多布族（Dobu）和夸奇乌托族国，并引用尼采的论述，以日神型、酒神型与夸大妄想型这三种人格特质分析三个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她暗示著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鲁思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以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方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之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6年，由于鲍亚士病倒，被迫辞去系主任的职务，本尼迪克特开始接任系务工作，并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担任代理系主任。原本当时的学院长哈佛·李·麦克班（Howard Lee McBain）打算任命她担任系主任，可是麦克班却在1936年病逝，因此该职位最后由拉尔夫·林顿接任。
1939年暑假鲁思·本尼迪克特带领学生到黑足族（Blackfoot）进行田野调查后，便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休假一年，同时专心撰写《种族:科学与政治》（），希望透过该书表达反对纳粹种族中心论的立场。隔年秋天，她受邀为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安纳·萧纪念讲座1941年春季课程讲课。为此她发表了“和谐”（Synergy）为题的演讲，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谐为促进人类进步之社会，与此相反者则为恶，应为人们所唾弃。
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委员，开始研究各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这段期间，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以及名为《人类的种族》（）的小册子。
由于遭到排挤，鲁思放弃欧洲文化的研究，转而投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团队，由于她巧妙回避掉当时研究者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论战，使其成果远远比它人丰硕。1945年，她请假回到加利福尼亚州专心写作《菊与刀》，并于隔年完书付梓。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透过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书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日本文化的特质，并从孩童教养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也因此掀起了读者们的好奇心与之后美国的日本研究风潮。
1946年6月，鲁思·本尼迪克特获颁美国大学妇女联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杰出女性奖，同年秋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获选为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主席，同时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Columbia Universit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的研究计划。1947年7月1日她正式被哥伦比亚大学获聘为教授。
由于计划庞大复杂，任职的系所又不支持，鲁思被迫整天忙于公务。1948年5月，她出席联合国文教组织在捷克波德布拉迪（Poděbrady）举行的研讨会，回国第二天便罹患冠状血栓症。五天之后病逝于医院，享年61岁。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理论乃基于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她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自然发展出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如同个人的人格般，虽然会随时间而变迁，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便逐渐稳定下来，进而形成固定的模式。各文化的模式千奇百种，差异甚大，它们也各有各的长处，分别发展出独树一格的优势。因此，我们不该否定任何文化的价值，而独尊自身文化的优势。
这个理论最大的特色是在对各种文化的详实描述：本尼迪克特擅长整理各部落的传说与诗歌，以及对仪式的细腻描述，然后汇集成丰富的文化描写，从而建构起数个典型的文化模式。这点尤以《文化模式》表达最为清楚。虽然形貌论并未解释这些典型如何产生，且描述重于数据与分析，但却确切描绘出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性。
在此之外，本尼迪克特引用心理学的概念，认为各文化的适应与人格密切相关：特定的极端人格可能活跃于甲文化，却可能被乙文化视为病态。因此，所谓人格的好坏或健康与否并无标准，一切全赖各文化模式偏好或厌弃那种类型而已。这暗示许多西方人肯定的价值观并非放诸四海接准，反倒是许多时期的重要群体如清教徒等，却可能具有严重的偏差人格。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虽源自于法兰兹·鲍亚士，但她的文化形貌论对大众的影响却远高于前者：优美文笔下呈现的仪式与传说，使她的民族志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纪录，反而深深影响对人类学认识不深的多数民众，使得早期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类学研究逐渐被美国大众认识与接受。由此传承至玛格丽特·米德，人类学逐渐成为重要的学门，两人也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
另外，本尼迪克特晚年的著作《菊与刀》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方针都为当局所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此著作开启了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使得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情形彻底扭转过来。
虽然本尼迪克特的理论的地位已被取代，但其著作仍不失阅读价值。1995年10月20日，美国邮政服务为了纪念她的贡献，发行一套印有她头像图案的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