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语文史

台语白话文，或称为台湾话文、台语文、台文，是一种符合并融合台湾话语法、本身词汇以及外来词汇的书面文系统，主要流行于台湾、福建、广东一带、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传统的台语文型式是由传统汉字以及台闽汉字一同行文所组成的；近代以来，随着传教士来到东亚，为了传教需要另外发展出一套以罗马字为书写文字的白话字（后台湾教育部又另制一套高度对应的台罗字）。两者皆为今日台语文书写上的优势系统，甚至以两者一同行文而产生了汉罗混写的书写模式。由于母语读写教育的缺乏，使用台语的台湾人有九成以上是台语文文盲或半文盲且不自知；因此，台湾人于报章、媒体以及网络上经常以现代标准汉语音义相近的字词来书写母语，导致许多错别字的产生。相对于传统的狭义台语文，广义上的台语文，指的则是台湾文学，也就是台湾所有语言之书写系统，包括目前在台湾所使用之全部语言的书写系统，因此除了台语（台湾闽南语）以外，也包括了中华民国国语（或台湾国语）、台湾客家话、台湾南岛语言、台湾手语、台湾盲文等，或则还在台湾使用的其他语言之书写系统。下文将专述狭义的台语文概况。目前并不清楚古汉语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走向“口语”和“书面语”的逐渐分离，然而，从商朝后期开始慢慢发展出来的汉字，一方面算是进入一个比较稳定而统一的局面，另一方面却也开始走向“口语”和“书面语”分离的情况。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朝末年这段时间所产生的《诗经》、《论语》、《孟子》、《左传》、《史记》等，形成了古汉语的“书面体”古典文体，中间再加上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的施行，一般文人更是只采用标准书面语来研习经史、吟诗作文，因此，一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轫为止，“文言文”支配了中国历史快2000年。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也一直存在另一个白话文学的传统。在唐朝时期，当时“佛经”的翻译，就十分接近“白话文”的形式。明清以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通俗口语小说的出现，也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理念，埋下了一个成功的基础。闽南语文学也是在通俗小说的这个传统下开始发展的。从现存最早的闽南语书面语文献资料 --- 明嘉靖重刊的《荔镜记》戏文（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出版）算起， 闽南语文字化历史应该至少有430年以上的历史了。以下就鹤佬（河洛）语及闽南语的文字化历史，依年代大致分为“传统民间口语文学时期”和“现代台语书面化运动时期”两大阶段。民间文学乃是以一般大众做为诉求对象的，因此，它往往能够直接地呈现当时历史文化的真貌。又因为它常诉诸口语，所以也保存了当时语言的实际状况。此时期大致可以再分为三个部分：南管是一种流行于闽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其形成历史相当悠久。随着闽南地区人民的外移，南管也随之外传。南管传入台湾是在台湾成为郑氏王朝之统辖范围的时候，与闽南移民同时传入的。广义的南管包括南管戏剧和音乐，南管戏的演出用泉腔，以泉州府城语音为准则。1695年陈佛赐创立鹿港“雅正斋”，是台湾最早的南管社团。南管文字可以说是闽南语最早的文字，其文字力求典雅，之中亦有不少的白话音，用字多有所依据。一般来讲，在南管语言中可以找到方言字、拟音字、以及训读字。所谓的“歌仔册”最早出现于清乾隆时期，一直延续到今日为止，是一种表现浓厚地方语言色彩的庶民文学。其作品大多是七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但押韵不太整齐。其用字则有“拟音”、“拟意”与“造字”等三种方式。由于唱本售价低廉，用语用字通俗易懂，使其影响层面迅速扩大至中低阶层的广大群众。“歌仔册”的用字最能代表闽南语的通俗文字(侯俊荣 nd；王顺隆 2002)。有《识丁歌》、《千金谱》等书。白话字(或称教会罗马字)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由西洋传教士利马窦所传入中国。白话字属拼音字，基本上是西洋传教士为了传教上的方便而设计发明的，用来学习各地语言，使使用各种不同汉语的人，能够透过罗马字译文来读解基督教义。虽然其本意是为了传教而设计的，然而其对各地方言语音的记录，却给后代研究不同汉语的学者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早在1600年左右，在菲律宾印行的《基督教义》中，就已经可以看到闽南语罗马字的早期形态。1832年，第一本用白话字编写的闽南语字典 --- Medhurst牧师所编的《福建方言字典》(见Medhurst 1832) --- 问世，这是一本读音、白话音兼收的福建语字典。英法联军之役后，败战的清廷与战胜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中台湾有四个港口（鸡笼、淡水、安平及打狗）开港通商，英国的长老教会也因此开始进入台湾，并以白话字传教。从1860年至今，白话字在台湾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从20世纪以来，来自台湾文学界本身的台语文书面化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发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话文论战；另一次则是萌芽于1970年代、成长于1990年代的台语文学运动。这次的文学运动，乃是前期台湾“白话文运动”的延续。在“言文一致”理念影响及愧于自己无法书写母语，促使文学界自觉而欲将台湾人民的生活语付诸书面语，因而产生建构台湾话文的主张。1924年，连温卿发表〈言语之社会的性质〉一文；1929年，《台湾民报》先后刊载连雅堂〈台语整理之头绪〉、〈台语教理之责任〉二篇文章，他们两个人的论点都已经论及了台湾本土语言的重要性。1930年，黄石辉发表〈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强调“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隔年，郭秋生亦为文发表。黄、郭两人主张于日本文学和白话文学之外，运用台湾人最亲近的台湾语另创台湾话文学的文章，引起了全岛的注目，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因而展开了继“新旧文学论争”之后的另一场“乡土文学论争”大论战(侯俊荣 nd)。1937年7月侵华战争爆发前，中日间敌对状态已使局势非常紧绷。日本治台殖民政权虽未明确地全面禁止汉文，但在战争爆发的数月之前，在“使用日本语”等同“日本化”的政策思考下，迫使主要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主动”声明撤废“汉文栏”，使用日本语以外的文学创作即失去大半的公开场域。尔后随着所谓皇民化运动的推行，才刚做为一种理论基础而出现的台湾话文运动当然只有噤声匿迹一途。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二八事件爆发，紧接着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在国民党政府高压统治的戒严体制下，关怀台湾的本土文学倍受压抑。1970年代以降，由于一连串的国际事件的冲击，台湾本土意识逐渐抬头，乡土文学跃登历史舞台，影响深远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也随之爆发，台语文学遂在这种环境里萌芽而逐渐成长。战后最早主张用母语写诗的是林宗源，接着向阳也于1976年开始以台语写诗。进入1980年代初期则有宋泽莱、林央敏、黄劲连、陈明仁、胡民祥等人的加入。1987年解严，随着政治符咒解除，社会内部隐藏的文化动能开始爆发，台语文学作品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文类也由初期的诗开始往小说、散文、戏剧开拓，文学技巧也更见提升，主题也更趋多元。1980年代后期之后陆续有更多作家投入台语文创作的行列，比如说陈雷、李勤岸、林沉默、庄柏林、路寒袖、方耀干、陈金顺、陈正雄 、周定邦、胡长松、施俊州等。1990年以前台语用字仍属尝试期，用字极不统一，有人创造新字，也有语文专家考证本字，再加上原有的传统用字、华文用字，可谓百花齐放。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台语文作家互相观摩学习的结果，用字渐趋统一，奇怪的新创字、古字逐渐销声匿迹。新的台语文字，一方面有所传承，也有所创新，但总不离“通俗性”、“语源可靠性”、“音义系统性”三大原则。其次是汉字和拼音不再自成系统，而有合流现象，即所谓“有音无字”的词素用拼音字表示，尝试以拼音字做为文字的一部分，台语文学的用字，逐渐朝向统一的道路迈进(侯俊荣 nd；杨允言 1993)。另外以北京官话为主的白话文运动随着时代演进，生活口语跟正式书面语已各自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台语文获得使用后，是否要贯彻我手写我口，则为另一问题。由于长期缺乏母语教育，多数闽南裔台湾人于书写母语时，皆以现代标准汉语中音义相似的字词或者注音符号来代替书写，导致民间的台语文用字十分地混乱，但基本的“约定俗成”还是存在。公元2009年，台湾教育部公布700个台湾闽南语推荐用字并架设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供大众学习参考使用。虽然这批推荐用字的准确性时有争议，但它却为台语文的标准化提供了重大的突破，台语文的规范亦因此愈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