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名词，出自于德国学者约翰·赫兹（英语：John H. Herz）于1951年的著作《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中。由赛局中的囚徒困境发展而来。关于安全困境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主要内容在说明，当行为者双方在安全问题上彼此资讯不透明，互相不信任的情况下，对他者可能的行为做出最坏的评估，因此不断的透过增添军备和建立预防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殊不知自己在他者的眼里，却形成最大的威胁，使他者的安全感被大幅降低，亦争相扩充军备，因此反而使自己处于更不安全的状态。
当国际上出现安全困境时，一般伴随而来的便是激烈的军备竞赛，当各国展开军备竞赛时，各国都会试图谨慎因应大国威胁，有时政治领袖为了凝聚士气，争取支持，会倾向于把国家受到的威胁程度夸大，在缺少沟通管道的情况下，当认知到威胁程度升高时就会损害彼此之间的信任，竞相生产武器，大幅降低合作的可能性，于是任何意外或是危机都很容易导致领导人宁愿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学者较常提到的例子，主要的论点为当时欧洲强权对临近国家实力增长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导致了战争，而非各国希望战争。
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
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和巴里·布赞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罗伯特·莱伯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尼古拉斯·惠勒和凯恩·布思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理查德·斯莫克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