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

同理心（英语：empathy）或称做换位思考，是一种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并能够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内所经历的事物的能力。同理心与同情心并不相同。同理心指能够站在对方立场设身处地思考、于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它主要表现包括了情绪自控、换位思考、倾听能力以及表达尊重等与情商相关的方面。同理心的作用具体来说，是在既定的事件上让自己进入他人角色，体会他人因环境背景、自身生理与心理状态以更接近“他人”在本位上的感受与逻辑。进而因为自己体会了“同样”的经验，也就更容易理解当事人所处当下状态的反应，并更能够理解这种行为和事件的发生脉络。而就算是自己的看法与他人不同时，也能够理解对方在心理、情绪或行为上的反应，不过能够理解他人并对他人感同身受并不一定代表对其也能够认同。同理心在应用上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包括：广义的情绪状态、照顾与帮助他人的欲望、与另一个人的经验情感相同的情绪、辨别出另一个人的想法或感受、使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变得不那么明显等。同理心也被认为是感受和分享另一个人情绪的能力。有些人认为同理心是一种能够与他人情绪相匹配的能力，而有些人则认为同理心是对他人温柔。拥有同理心能够帮助人理解决策制定和认知思维过程中的许多因素。理解“过去的经历会对当前的决策有影响”这个概念可以让我们对一个在面对问题时作出不合逻辑决定的个人产生同理。过去的经历包含：家园或家庭破碎、童年创伤、缺乏养育和许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会在人们的脑中留存，并能够影响人们做出决定。Martin Hoffman是一位研究同理心发展的心理学家，他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感受同理心的能力。同理心涉及“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因此同理心情绪表征源于“被理解的情绪特征”。举例来说：如果该情绪是以身体感受为中心，那么同理心的核心即是掌握他人的身体感受。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情感中更重要的是以信仰和欲望的组合为中心，那么同理心就会掌握决定了这个情感来源的信念和欲望。这一种能力，是将自己想像成另一个人的复杂想像过程。不过，识别情绪的基本能力可能是天生的并可能在无意识中实现，且它可以借由训练以不同程度的强度或准确度来达成。同理心必然具有“较多”或“较少”的衡量。同理心互动的典范涉及一个人以“公认的”可容忍方式去准确的识别另一个人持续的刻意行为、相关情绪状态与个人特征。准确和可容忍的认同是同理心的核心特征。人类识别他人身体感受的能力与人的模仿能力相关，并且似乎建立在人对于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后能产生相应动作或表达其感受的先天能力的基础上。人类似乎也能够透过声调或其他声乐表达内心感受，并建立同样的直接沟通。同情（Compassion）与同情心（sympathy ）是与同理心类似的心理因子，但他们的定义并不相同，了解同情与同理的差异能帮助人更明确的定义同理心。同情通常被定义为个体能够感受他人需要的情感，这种情感并激励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情心则是对需要之人的关心和理解的感觉。有些人的同理心中包含了一些同情心，像是一些对他人的担心，一些学者也认为包含了希望别人更好或更快乐的元素。同理心与可怜、情感传染也不同。可怜通常是指另一个人遇到麻烦并需要帮助，但因为自己无法解决问题，对某人“感到抱歉”；情绪感染则是指一个人（特别是婴儿或暴徒）以模仿的方式“捕捉”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而不必对正在发生的情况有所认知。在正向心理学的领域，同理心与利他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常被相提并论。利他主义着重在以使他人受益的行为上，而自我中心主义则是着重个人利益优先的行动与行为。有时，当某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理心时，就可能会发生利他行为。然而，有些学者会质疑这种利他主义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受到自我主义的驱使。不过根据正向心理学家的说法，人们会被他们利他主义可以透过同理心的感动来产生。目前已知的同理心的类型包括有认知同理心、情感同理心和躯体同理心。情感同理心与认知同理心则是较常被提及的两个主要同理心类型，虽然科学尚未就这两种同理心的区别定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基本上接受这两者的区别。此外，情感和认知同理心之间是彼此独立的，能在在情感上强烈同理他人的人不一定也善于理解他人的认知观点。情感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又称情绪同理心（emotional empathy）是一种能够以适当情感回应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同理情感是一种基于情绪感染的能力，并会受到他人的情绪影响而觉醒。情感同理心还可以细分为两个程度：认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是了解他人观点或精神状态的能力。认知同理心和心智理论这两个术语有时被当作同义词，但由于目前缺乏心智理论与同理心的比较研究，所以尚不清楚两者有什么明确或具体的异同。认知同理心也可以细分为以下尺度：躯体同理心（Somatic empathy）是一种身体反应，可能是基于躯体神经系统中镜像神经元的反应。在不同的情况下情感和认知同理心会有不同的影响，并造成不同的行为与结果。像是精神病态（Psychopathy）和自恋与情感同理心的障碍有关，但与认知同理心无关；而躁郁症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与认知同理心缺陷有关，而与情感同理心无关。自闭症谱系障碍则与认知同理心缺陷及情感同理心缺陷的各种组合有关。精神分裂症也与两种同理心缺陷都有关。然而，就算没有这些条件，每个人的情感和认知同理心之间也有各不相同的平衡状态。在一个针对以同理心为主题的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研究进行的后设分析指出，“情感–知觉同理心”以及“认知–评价同理心”是由不同的大脑区域活动进行的。此外，针对不同类型脑损伤患者的研究也证实了情感和认知同理心之间有所区别。明确来说，下方额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似乎是情感同理心共鸣的作用区域，腹内侧前额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则似乎可以调节认知同理心。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大概两岁的儿童通常会透过对应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来产生一些情绪反应，透过这样的过程，儿童开始表现出同理心的基本行为。但也有一些案例在一岁时就产生一些同理心的雏形，因为儿童开始明白，就像自己的行为一样，其他人的行为也是有目标的。有时候，幼儿在两岁时就会安慰或是关心别人；同样在两岁，有些幼儿则会用或“假装”或是“虚假”的概念来玩弄或是愚弄他人作为游戏，这些行为要产生的前提就是孩子必须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为了发展这些能力，孩子必须要透过更多面对面的互动机会。根据芝加哥大学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进行的研究发现，7至12岁的儿童似乎具有同理他人疼痛感受的自然倾向，这个发现与之前针对成人同理疼痛感受的fMRI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还发现，当儿童看到一个人故意伤害另一个人的时候，大脑一些参与道德推理的区域也会被激活。尽管18个月到两岁的儿童能够表现出一些包括试图安慰哭闹的婴儿的同理心迹象，但大多数的孩子直到4岁左右才会表现出完全成熟的心智理论。心智理论涉及了解其他人可能具有与自己不同信念的能力，并且被认为涉及认知同理心的成分。儿童通常能够在4岁左右通过“错误信念”的任务，即“莎莉－安妮测试（Sally-Anne test）”，这个任务被认为是对心智理论的考验，而自闭症患者经常在这个测试中发现其在使用心智理论上的困难。同理心成熟（Empathetic maturity）是耶鲁大学护理学院开发的一种认知结构理论，用以解决成年人如何理解患者的人格问题。该理论首先由护士运用，之后并应用于其他专业。其理论假设认知结构之属性具有三个层次。其第三层级，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层次被认为是关于护理道德结构的元伦理理论。愤怒与愁苦是与同理心相关的两个情绪因子。愁苦同理（Empathic distress）是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痛苦，这种感觉可以转化为愤怒同理、不公正的感觉或内疚感。这些情绪可以被视为亲社会情绪，有些人则认为可以视为道德行为的动机。愤怒同理（Empathic anger）则是一种来自于愁苦同理的情绪，愤怒同理对于帮助欲望和惩罚欲望都有直接影响。同情的愤怒可以分为两个子类：特质愤怒同理（trait empathic anger）和状态愤怒同理（state empathic anger）。遗传学与基因体学的研究发现，部分的同理心由遗传决定。例如：在观察ADRA2B（Alpha-2B adrenergic receptor，α-2B；肾上腺素能受体）的缺失变体携带者的情绪激动图像时，会发现杏仁核被更多的激活。5-HTTLPR基因似乎是决定负面情绪信息敏感性的因素，并且会由于ADRA2b的缺失变体而减弱。OXTR（Oxytocin receptor；催产素受体）基因的双G变体携带者具有更好的社交技能和更强的自尊。位于3号染色体上LRRN1周围的基因则控制了人类对他人情绪的阅读、理解和回应能力。fMRI已被应用于研究同理心的功能性解剖学（functional anatomy），神经科学也因此被用以解释同理心的成因。很多研究发现，一个人观察他人的情绪状态会激活神经网络的一部分，被激活的神经网络通常参与处理自己那个“与被观察者相同的状态”，像是：厌恶、感动或是痛苦。Preston和弗兰斯·德瓦尔指出，以神经科学基础对同理心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一项进行了40个样本的fMRI荟萃分析发现，情感同理心与岛叶活动增加有关，而认知同理心与中扣带皮层、邻近背内侧的前额叶皮层活动有关。一些学者提出，在同理心运作期间，运动神经元产生的镜像行为可能有助于重复感受。同理行为也可以为另一个人提供同理心，像是借由引发仁慈、宽恕等情绪。广义的同理心是指一个人对他人之情绪状态的反应。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将同理心的来源指向运动神经元的模仿。但是该如何解释同理心中的个体差异？同理心并不是一个单一极的构造，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实际上在面对某特特定情况时，并非每个人的反应均一致。同理心量表中有针对不同类型的同理心的测量项目，这些量表的组合有助于了解那些可能不被归类“具有同理心”的人，并扩展了同理心狭隘的定义。下列还有一些从不同观点对同理心个体差异的研究。行为和神经影像学研究则指出，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和亲和力（温暖与利他主义的人格特征）这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与同理心准确性以及两个处理同理心的大脑重要区域（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交界处）的活动增加有关。因此同理心的个体差异也可能来自于人格特质的不同。过去的研究中，女性通常会比男性有更多的认知同理心。平均而言，女性受试者在同理心商数（Empathy quotient，EQ）的得分通常高于男性，而男性在系统化商数（Systemizing Quotient，SQ）上得分较高。这两个商数的区分是由“同理心与系统理论（Empathizing–systemizing theory）”建立的，这个理论认为一个人对他人的反应可能建立在“情绪与认知的同理”或是“系统化的分析与建构”之上。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男女性则通常在有较低的同理心商数，系统化商数则较高。使用各种神经生理学测量的一系列研究指出，包括：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脊柱反射兴奋性（spinal reflex excitability）、脑电图和N400范式（N400 paradigm）皆已证明在人体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运动中存在有整体性的性别差异，女性受试者表现出比男性受试者更强的运动共振。此外，上述的这些研究也发现，女性在同理心的自我报告测量上得分较高，并且这些数据与其生理反应正相关。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显示性别没有显著的同理心差异，这些研究认为性别差异其实是动机差异造成的结果。发表在《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ia）》期刊上的一篇综述指出，女性在识别面部特征、处理表情与情绪方面往往较男性更好；不过男性能够更好的识别愤怒、侵略和威胁等特定行为的线索。 Rena A Kirkland在《北美心理学杂志（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荟萃分析研究，指出在“阅读心灵（Reading of the mind）”测试中，女性的表现显著的较男性更好。阅读心灵测试是一种测量认知同理心能力的研究方法，Kirkland的研究在10个国家搜集了259个样本。《认知与情绪（Cognition and Emotion）》期刊的另一项荟萃分析则调查了215个样本，指出女性在非语言的情感认知上较具有优势。神经科学家Tania Singer使用fMRI发现，男性在观察他人因受“不公平”而进入痛苦状态时，与同理心相关的神经反应会显著的降低。《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评论（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期刊的一篇研究也发现，人在出生时就存在有同理心性别差异，同理心会随着年纪而成长并且在整个生命中基本上保持一致和稳定性。平均而言，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同理心；而不分性别来说，同里心较高的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的同理心会一直是较高的状态。进一步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之类的大脑研究工具分析发现，在看到人类痛苦的状态向，女性具有比男性更高的EPR波值。另一项使用N400工具进行的研究则发向，平均而言女性在应对社交情况时的N400值较高，并且与受试者进行的同理心自我报告结果正相关。一项结构性fMRI研究并发现女性在后下额叶和前下顶叶皮质区域具有较大的灰质体积，这与镜像神经元相关。 女性在情感和认知同理心之间也有更紧密联系的倾向。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性别差异在成长过程中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因此受到环境影响的可能较低，甚至无法用环境影响来解释，推论可能是人类在演化和遗传中逐渐产生的。在史前时期，女性是儿童的主要养育者和看护者，可能因此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神经学上的适应性，使女性更容易意识到非言语表达，并做出反应。根据“初级看护假设（primary Caretaker Hypothesis）”，史前的男性与初级看护人并没有与女性相同的压力，因此可以解释现代情感识别和同理心在性别上的差异。Iain King在其2008年出版的《如何随时做出好的正确决定（How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nd Be Right All the Time）》一书中指出，同理心的对错由“本质”或“DNA”决定。并且强调了同理心的独特性，因为其具有所有可以了解伦理学观点的特征。首先他指出，同理心具有“部分自立”的特性，他的形成与产生有部分基于我们内部自身，一部分则是由外部产生的，而道德动机也是如此。 这样的特性使得那些基于同理心的判断与个人意见有足够理由和程度被视为一种“道德”。 他的第二个论点则认为：自私的态度可以成为一种道德手段，但对他人的同理是一种通往生命与价值的途径。King认为使用同理心作为道德体系的基础，能够调和“伦理基础的后果”、“美德与伦理学”与“行为基础的判断”。King这种以同理心为基础的伦理制度已被一些佛教徒所接受，并用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何时该说谎”以及“如何发展文化中性的爱情关系”。哲学家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护理与同理心伦理（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以护理伦理作为同理心基础的理论。他的主张是：“道德的动机应该、并且确实的源于同理心反应并以之为基础”。他认为人类对道德意义情境的自然反应可以透过同理心来解释的。斯洛特进一步说明，透过同理心建立的限制与义务，可以自然转变成为道德。这些自然产生的义务包括对家人及朋友更大的同理心，这种更大的同理心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其也对时间和物理距离做出了说明，指在时间和物理距离较近的情况下，例如与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时，这种道德义务似乎比对远方的陌生人来的更自然。斯洛特进一步补充道，在同理心和我们自然的同理关系中有一些错误的行动，像是刻意的减少我们的同理心、或是透过中间人而不是直接对某一对象产生同理心都是错误的。在现象学中，同理心是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来描述对某事物的体验，而不会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产生混淆，这借鉴了代理感（Sense of agency，SA）。从最基本的意义来说，这指对方身体的经验，同时它也是“我的身体在那里”的经验。然而，从大多数的其他角度来看，这些“经验”是被修改的，以方便去经历对方的经验；这么来说，在同理心的经验过程中，即使我经历了这种经验，但所经历的依然不是“我的”经验。同理心也被认为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条件，因此也是客观性构成的来源。在历史观点中，对同理心的探讨主要在于“同理心是否可以跨越时间”。近年来一些后现代历史学家，例如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一直在争论是否能对过去的人产生同理心的可能。詹金斯认为，同理心的优势只存在于“现在”，因为它与主导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和谐地对应，并且可以与约翰·史都华·弥尔的互惠自由概念（Concept of reciprocal freedom）联系起来。詹金斯认为，过去就相当于一个“外国”，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获得过去时代的认识论条件。越来越多的关于动物行为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指出，同理心并不局限于人类，在现实中同理心可能与哺乳动物一样古老，或者可能比哺乳动物更古老。一些例子像是：海豚会拯救人类免于溺水或鲨鱼袭击。Tom White指出，鲸类动物有许多梭形细胞，这是 传递同理心的神经细胞，这可能意味着高度社交的动物对彼此的感觉也有很强的认识。在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无论是圈养或是野外，都观察到许多类似于同理的行为。特别是在倭黑猩猩中，在目前的研究中，它们可以说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具有同理心的。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啮齿动物同样具有同理心并且能够引发亲社会行为。啮齿动物被证明可以同理笼中的痛苦，但不会对陌生个体产生类似的表现。因此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Jean Decety认为，同理心不是人类的专利。他认为这些强而有力的证据表明，同理心具有演化、生化与神经学的基础，即使是人类最先进的同理心形式也建立在更基本生理运作形式上，不过借由情感交流、社会依附等相关的核心机制保持联系，像是透过父母的照顾。涉及同理和关怀的核心神经回路包括脑干、杏仁核、下丘脑、基底神经节、岛叶和眶额皮质。初期的同理心研究主要由自填式问卷量表进行，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同理心研究采用神经科学进行，像是fMRI已被应用于研究同理心的功能性解剖学（functional anatomy）。人际反应指数（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是一款公开发布用于进行同理心多维度评估的量表。它包括28个题目的自填式问卷，分为４组，每组为7题的项目量表，涵盖了情感和认知同理心的细分项目。这款量表中，同理关注量表（Empathic Concern scale）评估“他人导向（other-oriented）”的同情和关注感，而个人苦楚量表（Personal Distress scale）则衡量个人焦虑和不安的“自我导向（self-oriented）”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