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药学

生药学（Pharmacognosy）指以生药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生药的名称、来源（基原）、生产（栽培）、采制（采集、加工、炮制）、鉴定（真伪鉴别和品质评价）、化学成分、医疗用途、组织培养、资源开发与利用和新药创制等的学问。换句话说，生药学是利用本草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药理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等知识研究天然药物应用的学科。在十九世纪初叶以前，世界上的药物皆取自自然界的三大自然物——动物、植物与矿物。德国学者卡尔·冯·马修斯提出了“生药学”的概念。他认为生药学是商品学的一部分，是研究从自然界所得到的药物的来源和品质，试验其纯度，检查其混杂物或伪品的学问。随着许多化合物被从植物中分离出纯品，药物的生理作用研究也逐渐深入，进入20世纪后，药物作用强度的生物测定方法也逐步成熟。1960年以后现代仪器分析技术迅速发展，并很快在生药鉴定中应用。生药学在中国起源于本草学，本草学得名于中国汉代某不知名作者假托上古神农氏之名所做的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共录有药物365种是中国最早的生药学著作；南北朝的梁医学家陶弘景总结整理了四卷本《神农本草》著三卷本《神农本草经》并著录《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集注》包括了各类药物700余种。公元659年苏敬等人著录《新修本草》20卷，并附图经7卷，药图25卷《新修本草》因其官方性质而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亦称《唐本草》是中国本草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明代著名的医学家和药学家李时珍著录中国本草学中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本草纲目》52卷，共录有药物1892种，《本草纲目》是中国本草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中国本草学的发展走向顶峰。近代生药学经由日本取经于德国，后经中国学者赵燏黄于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时带回“生药学”一词，并开启了对中国传统医学对所使用的生药等的现代化研究。生药学的研究范畴包含了对世界各国所使用传统医学的药物及民间药等所进行的研究，而中药学主要是中国政府为弘扬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所使用的药物研究近代所提出的称谓，如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传统医学中的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所进行的生药学研究一般，“中药学”、“印药学”、“阿药学”基本上都属于生药学研究的分支。为使疗效确实与发现天然药物对现代疾病的新应用，生药学研究在今日显得更为重要。且生药学研究因涉及之范围广泛，而在研究时更有其一定程序与传承：即首先要进行历代诸家本草之本草考察 (包括名称之考订，历代本草文献中所传承，每一生药之性状、药效及产地之考察)，其次要进行者为市场品之收集(包括同名异物及市场品来自何地之产地调查)。接着进行生药学研究以确定市场品之基原（植物性生药、动物性生药、必须确定其基原植物和基原动物，矿物性生药要确定其成分及防范异物之掺入，如石膏中铅之含量需在20PPM以下），并将市场品就其性状、臭、味、显微镜下之化学反应及构造、粉末及内含物特征予于绘图加以记载，以制订真伪品之鉴别规格，便于品质管制。提交生药化学家研究其有效成分并决定其构造式，如此一面可提供生药药理学家进行具备生理活性成分之筛检并朝新药开发之路发展，另一面更可解明该生药之全部疗效及毒性。确定临床及其他医疗用途并掌握优质生药后，则可朝生产方向发展，或利用生物科技中组织培养之技术栽培，同时在GMP生产过程中重视重金属与农药残留问题，另一面将优质生药按照中外汉方成方典籍（如日本厚生省颁布之二百一十处方）之成方比例在讲究溶剂及赋形剂之下制成各种生药浓缩制剂或其他剂形（如小柴胡汤、葛根汤……）等以提供生药应用之专家使用。换言之，生药学是研究一系列生药的严谨科学。从神农本草经以降之历代诸家本草中所收载的生药若非有新增品，便有新疗效的发明，这与美国生药学家H.W.Youngken(1951)说过的名言"The Pharmacognosy is as old and modern as the civilization"意即“生药学与文明同新旧”不谋而合。这名言足可解释神农本草经(AD22~250)乃后汉时代文明的代表也是神农本草经时代的生药学水准，而本草纲目也代表着明万历时代的生药学水准；这也意味着“不分中外的药学演进史都是生药学的发展史”，各种族理论论述之天然药物皆应称为生药，而生药之应用乃与全人类文明之历史同新旧。当吾人通过古今中外本草典籍所记载之生药及其应用并结合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时，便能使古老“方、证”与现代医学“病”的观点沟通，当融合“方、证、病”三者时即能从容应对新时代中新疾病的挑战。生药鉴定就是依据国家药典、有关资料规定或有关专著对生药作真实性、纯度及品质优良度的检定，以保证生药品种的真实性、用药的安全有效及发掘利用新药源。主要方法有原植物鉴定、性状特征、显微鉴别、理化鉴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