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与性和爱情

大多数男性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除了普鲁东）支持女性平权。自由恋爱提倡者有时会把沃伦或其他试验性社群视为思想根源，并视性自由为自我所有权的体现。自由恋爱思潮特别注重妇女权利。 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的波希米亚女性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主张，两性都应实现自我及获得性快感。在欧洲和北美，自由恋爱运动渗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用以反抗“虚伪的”维多利亚时代性道德观念。除了普鲁东，大多数男性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都极力支持女性平权。巴枯宁便是其一，他反对父权制及“使得女性受到男性完全支配”的法律。他支持“男女两方须拥有平等的权利”，令女性“可以独立自主，以自己的想法决定人生走向”。巴枯宁预料“女性有朝一日终会得到完全的性自由……威权式家庭制度亦会一去不返”。但普鲁东则视家庭为社会及道德的基本单位，并指女性有责任去依从传统的角色期望行事。王尔德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著中提倡，人们应建构一个共享财富的平等社会，并警告说专制的社会主义会压迫个人。他于其后补充道：“我认为我不单是社会主义者，我还是半个无政府主义者”。王尔德的左派自由意志主义理念跟19世纪后期的同志解放活动家（比如麦凯、卡彭特）类近。“在1894年8月，王尔德写了封信给他的爱人道格拉斯，向他诉说一则‘充满着危险的冒险故事’。他跟两名让人怜爱的男孩——斯蒂芬和阿方索一起出海，之后遇上了一场大风暴。‘我们在强风来袭的情况下花了五个小时回航！在晚上11时才到达码头。一路不见五指，令人恐惧异常……所有渔民皆在岸上等着我们’……三个男人立马‘飞奔去酒店，享用热腾腾的白兰地及清水’但问题就出在这了——法律规定‘周日晚上十点以后，店主不能向我们出售白兰地或其他烈酒！但他还是给我们奉上了酒。结果虽如人意，但这法律什么鬼玩意！’ ……他在结尾表示：‘斯蒂芬和阿方索目前都已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这已是心知肚明的事了。’”自由恋爱为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内的重要思潮。自由恋爱提倡者有时会把沃伦或其他试验性社群视为思想根源，并视性自由为自我所有权的直接体现。自由恋爱思潮特别注重妇女权利，因大多数性法律皆对女性不公，比如婚姻法及反避孕法案。《明灯路西法》（Lucifer the Lightbearer）为美国一本拥有较大影响力的自由恋爱杂志，其主编分别为哈曼及威斯布鲁克，但以斯拉·海伍德及安吉拉·海伍德的《那个单词》（The Word）同样小有名气。拉撒路是当时美国提倡自由恋爱的著名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社会》（Free Society）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一份主流的无政府主义报章。它拥护自由恋爱及妇女权利，并对康斯托克主义（对性资讯的审查）进行批评。《自由社会》的前身《煽动者》（The Firebrand）曾为了抵制康斯托克主义，而进行公民抗命，于1897年把惠特曼的《等待着我的女人》刊出。波普、伊萨克及亚的斯很快就因此而被捕，并被控以提供淫秽资讯罪。官方除了判定《等待着我的女人》为“淫秽资讯”外，还对一封署名为A.E.K.的信件〈它由女人说了算〉作出同样判定。该封信虚构了女性拒绝与丈夫或情人发生性行为的各种场景，并认为要达至真正的自由主义，便需对两性（尤其是女性）进行教育。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的波希米亚女性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主张，两性都应实现自我及获得性快感。并支持反对一战开展、拥护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他们鼓励人们玩弄性及性别角色，该些社会运动又以基进双性恋者米莱及女同无政府主义者安德森为领头人物。村民们的思想根源为1905-1915年移居至该处的女工，移居者当中有一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及新生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戈尔德曼等人物时常参与由村民举办的探究小组。赫希菲尔德于1923年写道戈尔德曼“为个人权利进行了大胆而又坚定的宣传运动，并特地为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发声。这使得她成为唯一一位肯为同性恋对公众发声的美国女性”。在欧洲和北美，自由恋爱运动渗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用以反抗“虚伪的”维多利亚时代性道德观念，以及“奴役女性”的婚姻家庭制度。自由恋爱提倡者支持人们在没有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自主地进行性结合，并支持两性皆应享有性愉悦权，他们有时会特别强调相关权利适用于同性恋者和性交易从事者。之后数十年，自由恋爱思潮深深扎根在欧美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脑海，但不为当时的主流左派所接受，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民主主义者。基进女性主义者兼社会主义者因参与自由恋爱相关运动，而于1871年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除此之外，协会的美国分部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主动去除了与和平主义、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相关之元素，因为他们认为上述元素跟阶级斗争无关，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不相容。法国及西班牙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圈子有着很强的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及勇于尝试的精神。自由恋爱此一概念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西班牙，相关概念更传到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圈子。“在该时，法国个人主义者的站位及行为跟传统水火不容，并被大众以至自由派圈子视为‘丢脸’。他们支持天然主义、为各种避孕方法进行辩解、只以联合其他利己主义者为发生性关系的唯一理由，并言行一致地把上述思想实践起来。在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思想及行动，当中一些会得以保留，一些则受到强烈抵制”。阿尔曼德（英语：Émile Armand）为欧洲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自由恋爱推广主力 。他支持天然主义，并以“友谊之爱”（la camaraderie amoureuse）这一原创概念拥护多边恋。他曾为此写过多篇推广文章，1907年的〈性自由〉（De la liberté sexuelle）便是其中之一，他于当中除了支持自由恋爱，还对同时拥有多个爱伴的情况持肯定态度。后来阿尔曼德写道，从个人层面来看，即使没对伴侣有任何强烈感受，与之做爱也不是一件值得谴责的事。他解释道“婚友关系需在达至一定卫生条件的情况下，于不同性别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自由地构建（若得到事先同意，便可于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取消），以保障对方免受到任何与性经历有关的风险所困扰”。193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到个人主义者的目标：不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异性恋者，还是混合了上述倾向的人，都只为纯粹的性目的而自愿结合。他亦支持人们应享有变性的权利，并希望平反被人们视之为禁忌的快乐、不循规蹈矩的怜爱（他个人有点窥淫倾向），以及性悖轨行为（sodomy）。这使得他对对“性异己”（the sexual non-conformists，不包括使用暴力的人）愈来愈宽容。阿尔曼德因其对自由恋爱的看法，而在无政府主义圈子内获得很高的声望，这使得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América Scarfó慕名写信给他，希望他就自身跟印度无政府主义者史华连奴·迪·乔瓦尼（英语：Severino Di Giovanni）的关系给一点建议。乔瓦尼当时已跟他们以外的人结婚。“1929年1月20日，《外圈》刊出了该封信件及阿尔曼德的回信”。 阿尔曼德的回复如下：“同志：我的意见与你们的关系无关。你的无政府主义生活是否如你所望？若是，则请忽略别人的意见和诋毁，一切按你的意愿行事。没人有权论断你的处事方式，即使你朋友的妻子不同意这段关系，也没权论断。每一名跟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结合的女性，都应了解自己没权占据他，也不用得到他的认可，没人能够支配他人。反之亦然。”印度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英语：Errico Malatesta）看待爱的方式引起了关注。他在《爱与无政府状态》（Love and Anarchy）一著中写道：“让我们消去人对人的剥削吧！对于自认为女性的男性，让我们对抗他们的自责吧！让我们对抗宗教和社会对性的成见吧！让我们扩大教育的范围吧！我们将为以爱取替邪恶的课网感到高兴。无论如何，在爱情上运气不佳的人将以其他形式取悦自己，因为他们不会像今天的人般，把爱和酒类饮品视为唯一慰藉”。无政府女性主义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众作家及理论家，比如戈尔德曼、克蕾、帕森斯（英语：Lucy Parsons）。在西班牙内战中 , 无政府女性主义团体自由妇女（英语：Mujeres Libres）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英语：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结盟，一起捍卫无政府主义及女性主义，赞同施蒂纳及尼采理念的女性主义者蒙塞尼（英语：Federica Montseny）希望“女性解放会很快地引起一场社会革命”，及“革命由知识人及好战的‘未来妇女’们所带领”。蒙塞尼在尼采的影响之下，认为女性可透过艺术及文学转变自身的角色。自1860年代起，无政府主义除了会批判国家及资本主义外，亦会批判父权制，使前后两者出现重合的趋势。无政府女性主义者意识到现代社会由男性主罕。他们视构成阶级制度的威权主义有着以下男性的气质——统治、剥削、侵略、竞争。反之非威权社会的特征——合作、分享、同情、感性——为“女性的”。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因此拥护一个非威权的无政府社会。他们支持依据协作、共享、互助这些核心价值，来构建一个“拥有女性气质的社会”。尽管戈尔德曼敌视以女性获得选举权为目标的第一波女性主义，但她极力支持女性权利，在现今被视为无政府女性主义的奠基者。无政府女性主义视父权为阶级制度的一种，与国家权力及阶级划分齐名，因此需要一并对抗。她在1897年写道：“我要求女性独立，令她们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权利、拥有为自己而活的权利、可以爱自身喜欢的人，甚至可以爱上多个人。我要求两性皆享有自由，包括行动自由、恋爱自由、投入母性的自由。”戈尔德曼也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护士，故她很早就鼓吹应教育女性们如何避孕。正如当代很多女性主义者一样，她也视堕胎为一种因社会条件而起的惨痛经历。并认为只要做好避孕，则能好好避免此一后果。戈尔德曼同是自由恋爱的提倡者，对婚姻持强烈批判的态度。她认为早期的女性主义者画地为牢，并受到资本主义及清教徒的势力所束缚。她写道：“我们需要在舍弃古老的传统及习惯后逐步成长。女性解放运动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只是第一步”。戈尔德曼在一篇有关现代学校的文章中也提及了性教育此一议题。她谴责那些“教育者也知道性无知所带来的险恶后果。但他们要不是不理解，就是不够爱心去打破那道由清教徒建立的高墙……若两性在小时候便教导他们何为一段美好的情谊，那么过分纵欲的情况便会减少，且将比起女性拥有投票权及制订法律，更有帮助女性解放之效”。自由妇女是一个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女性组织，其旨在为女性赋权。它由Lucía Sánchez Saorni、Mercedes Comaposada及Amparo Poch y Gascón于1936年创立，并拥有约30000名会员。它是依据为解放妇女和社会革命进行双重斗争的理念而建立，并认为两者同样重要，应同时推进。为了得到互相支持，他们建构了一个无政府女性主义者的联系网络。她们还设立了流动托儿所，以尝试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组织活动。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倾向，令他们普遍支持同性婚姻。西蒂塔于1923年写道同性恋为“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皆拥有的倾向。因此我在巴黎找到一名创立了同性恋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匈牙利无政府主义者——索米”。赫希菲尔德在《男与女同志》中确认了他的说法：“我在一个相对较小众的派别——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发现，同性恋者及拥有女性气质的人较其他派别为多”。印度无政府主义者贝托尼（英语：Luigi Bertoni）有以下观察：“无政府主义者渴望所有事皆自由，包括性的自由。同性恋会导致正面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为此而努力”。无政府工团主义作家林斯写道：“在1900年左右，柏林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形象十分清晰——就是早熟的约翰尼斯·霍尔兹曼——一名自由恋爱的拥护者。他赞扬同性恋为‘文化之冠’，并为对抗第175条而奋斗”。他自1904年起，把自身的观点写在他的周刊《Kampf》上，并在1905年达至发行1万本的佳绩。德国无政府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格罗斯（英语：Otto Gross）还写了很多有关男女同性之性的文章，并对相关歧视持反感态度。尽管无政府主义整体上对于同性恋持支持的态度，但运动当中亦有恐同的声音：1935年，一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杂志的主编表示，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跟同性恋者“结联”：“若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即表示你比起一般男性更有德更强壮。喜好相反的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男人，因此他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盖林（英语：Daniel Guérin）在1930年代至1988年期间，一直是法国左派的代表人物。在1965年正式出柜后，他表示20世纪期间，对同性恋的极端仇恨已渗透至左派圈子。他在1975年写道“就在不久以前，宣称自己是革命份子跟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是两件‘只能择一’的事”。在1954年，盖林因仔细探讨《金赛报告》而受到广泛批评，他亦于探讨当中把法国的反同现象详细描写了一遍：“最严厉的批评出自一众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严重低估了反性恐怖主义的压迫。我当然有仔细解释过它，且我早已清楚我在推出这本书时，我便需面对来自政治倾向相近的人的抨击”。自1950年代起，盖林便开始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改而信奉一种容许个人主义思想存在，但反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盖林在1968年5月参与了一场起事，其为后续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几十年后，马特尔形容盖林为“法国同志运动之父”。“身穿高跟鞋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 in high heels）是一些从事性产业的无政府主义者（部分为激进主义者及自由意志主义者）。此一短语可在莫艾洛依的《XXX：女性的色情制品权》（A Womanʼs Right to Pornography）中找到，当中色情演员哈特（英语：Veronica Hart）在听到女性主义者一词时，对其有着以下评论：“我不需要德沃金去告诉我应如何去想或相信些什么……我亦不认同所谓的心理伤害属实！我有部分从事此一行的朋友自称为‘身穿高跟鞋的无政府主义者’。她们想跟德沃金好好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