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民主制（拉丁语：Aurea Libertas、波兰语：Złota Wolność）或贵族共和制，又翻译为黄金自由制、自由贵族制、贵族联盟制，是一种以贵族为绝对核心，其他政治角色为辅佐的政府体制。在这个政体中，贵族们权力强大到能左右这个国家的外交、文化导向，甚至可以享有连国王都没有的各种特权。在历史上，罗马共和国、波兰王国（1385年开始）、波兰立陶宛联邦、神圣罗马帝国、瑞典王国（1721年-1814年）、瑞典-挪威（1814年-1905年）、李氏朝鲜、和现在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采用这种政体，尤其以波兰-立陶宛的为其最典型的代表。
贵族民主制的英文为Golden Liberty（意为黄金般的自由），其来源于“拉丁语：áurea libertas”是对波兰人的共和政体（波兰语：Rzeczpospolita）的一种翻译，因为当时欧洲普遍流行封建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贵族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地自立为国，国王只是个虚名，而自己相当于一个小国王；要么就臣服于最高国王的权威，贵族的名号变为虚名，全部土地和财产都属于本国国王。在当时，并不存在着一种对“贵族们无视国王和教会，自行商议并决定国家政策，但贵族之间却需要互相妥协”这种现象的确切形容，而波兰在历史上相比其他欧洲君主制国家先一步进入共和时期，由此欧洲人借用波兰语中的Rzeczpospolita Szlachecka来形容这一制度，翻译成中文即“贵族共和制”，又因为当时拉丁语才是欧洲的普遍交流语言，因此拉丁化的“黄金自由”一词在欧洲流传更广。
贵族民主制中的贵族必定有特殊称谓，而非普通的“贵族”一词就能简单概括。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叫做“元老（拉丁语：Patres）”，而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对于“贵族共和制度”还没有统一的称谓，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后人表述它为“共和国”、“奴隶制”、“元老院制”、“公民民主制”等称谓 ；波兰的贵族被称为“施拉赤塔（波兰语：Szlachecka）”；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被称为“德意志贵族（德语：Deutscher Adel）”，瑞典的贵族被称为“瑞典贵族（瑞典语：Adeln or Ridderskapet och Adeln）”，不过神圣罗马和瑞典的贵族很快的和英、法、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同质化；李氏朝鲜的贵族被称为“两班（韩语：양반／량반）”；阿联酋的贵族叫做“酋长、王子、或者大公”。
罗马的贵族共和制度规定：身穿着带有宽紫色条纹的金栗色长袍、栗色鞋、和铁制成的项圈。他们在一个半圆形的辩论场里，这个辩论场大部分时候是露天的，根据自己拉丁文的字母表顺序，分别发表演说。演说台为一个木制的长方形箱子，里面可容纳一些演说势必要的说明道具，例如小黑板、罪证、甚至是之前的法律文件。这个制度看起来会耗费冗长的时间，但是元老可以直接跳过，一般各个元老在幕后已经完成了利益分配的工作，所以发生恶意拖延时间的次数较少；甚至，在讲台上的元老讲到一半时，如果其他元老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对他进行质疑并阻止他继续讲述下去。
虽然元老院会议可以在罗马共和国认可的城市边界之内、或者敌国城市之外举行，要求必须是城市，无法使用落后的乡村、准备不足的战场来滥竽充数，并且在552年进一步规定：任何元老院的会议都不能在罗马城市1公里以外的地方举行，以保证开会的结果能迅速传回本国。在还未接受基督教之前，元老院必须在希腊多神教的教规下运作，例如先向所在地信封的某位希腊神祇作出符合他/她职位的贡品，并且点燃祭坛的火焰，在某些神的管辖范围之内，还需要能读懂神之预兆的神官来读出预兆（例如太阳神阿波罗），之后方能正式开启会议。
会议通常在黎明时开始，想要召集元老的法官作为主持人下达命令，元老院按顺序来讨论，这种会议对罗马公民和贵族都是是公开的，公民随时可以进入辩论场观看，但无法发表评论；而贵族元老们则可以随意进出，只不过经常早退、发出无建设性言论的元老，其政治地位只会越来越低。主持人在所有人发表完论述之后转型为法官，并且鼓励所有在场的元老积极投票，这整个过程一般会在黄昏之前就结束。结束后还未完毕，元老院专门为了讨论重要人物的死刑（元老或者大财主）、和这次又极度争议的话题在此讨论，不过这个“讨论”并非辩论，正式辩论留到下次元老院开启会议之事才能被决断，由此不断循环。
这个在它所处的时代里非常特别的政体源于施拉赤塔（贵族阶级）对其他社会阶级的与君主制政体的胜利。最后，施拉赤塔积累了让任何波兰君王都无法剥夺的特权。
两国联邦的政治教条是：。司法官扬·扎莫厄斯基以这句话总结了上述教条：“国王当政但不统治”（）联邦有一个议会，称作“瑟姆”，相当于参议院和选举的国王。国王在他的任期里不得不在亨利国王条款和商定协议的谈判中详述他会尊重公民的权利。
君王的权力很有限，他的权力被人数巨大的贵族阶级的权利替代。每一位新国王不得不赞成波兰政体的基础——亨利国王条款（其中甚至还有近乎于前所未有的对宗教宽容的保证）。随着时间的流逝，亨利国王条款与女修道院条约逐渐合二为一，国王选举制支持这些详尽的承诺。在那一点上，国王事实上是贵族阶级的伙伴，并经常被参议员监督。
联邦整体的基础，“贵族民主制”包括：
贵族民主制是波兰王国“独特，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政治特点。它是个例外，是以强大的贵族和弱小的国王构成为特点，在专制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盛行的时候——但是波兰的这种制度，这个例外与某些现代价值观念相符。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日趋中央集权化，君主专制，宗教与王朝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时，联邦却大胆做出权力分散、邦联制、联邦制、民主制、宗教宽容甚至是和平主义的尝试。因为瑟姆经常否决君王发动战争的计划，这导致贵族们对民主和平论的辩论。这个政体是现代观念泛民主，，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的先驱者。联邦的施拉赤塔赞赏抵抗的权力，社会契约论，个人自由，被赞成的政府的原则，依靠自己的价值观——所有在现世中流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正像19至20世纪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波兰贵族关注国家的权力。波兰贵族受到专制国家的强烈反对。
或许波兰的“贵族民主制”与欧洲以外的北美——美国南部的蓄奴阶级最为接近，美国当地的蓄奴民主主义者和开国者例如托马斯·杰佛逊或乔治·华盛顿的观念与联邦的贵族改革主义者有颇多相似之处。并非巧合的是，在1791年联邦颁布了世界第二老的国家宪法。
但是其他人批评贵族民主制，指出它仅局限于贵族阶层，不包括平民阶层而且没有向人民的大多数提供自由的法律体系，引起城市的缓慢发展和农民的农奴待遇。联邦被称为，有时是——，但也是和。甚至在贵族（）中，贵族民主制被滥用，而且 被他们的最强者（权贵）扭曲。可是，“”是由德裔犹太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多布林第一次提出的，而非是当时的人说的，所以应该评估这句话的真实性。事实上大部分俄罗斯农民从他们残忍的领主那里逃到开放的波兰，并安置下来是事实。，这是所谓的“农民的地狱”的反例。
在贵族民主制的尽头，它被批评，并为“内战与外族的入侵，国力虚弱，不决断和精神的贫乏”负责。联邦没有转变为专制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政体，因为自由否决权和对贵族民主制的其他滥用让联邦因处于混乱的边缘而江河日下。施拉赤塔的多数票让他们相信他们住在一个完美的国家里，并信仰萨尔马提亚主义，直到它的强弩之末。因为施拉赤塔拒绝为组织一支强大而现代的军队而征税，而且权贵受到国外势力的贿赂而瘫痪联邦政体，联邦不能跟上它军事化越来越明显的和办事效率越来越高（因为官僚制）的邻国，变为了邻国的肥肉。最后波兰被瓜分，并在18世纪末瓜分波兰时成为了强大的专制邻国的附庸国。
贵族民主制创造了在当时欧洲政局的一种民主尝试，尽管采取这种有限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但依然有相似的国家，例如：
和罗马共和国、波兰、瑞典、神圣罗马以及朝鲜不同的是：威尼斯共和国与后来的意大利王国虽然都是贵族掌权，但都没有“自由否决权”，意即贵族的权力再大也无法罢黜国王。所以后世称威尼斯为总督制，而萨丁尼亚—皮埃蒙特则被认为是正常的君主专制。
贵族共和制度成分复杂，就算以现代的角度也难以被分类，简单来说，贵族共和制与以下几个制度特征相近，但不完全等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