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伯克

埃德蒙·伯克（英语：Edmund Burke，1729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爱尔兰裔的英国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他还以“老辉格”自称），反制党内提倡革命的“新辉格”。伯克也出版了许多与美学有关的著作，并且创立了一份名为Annual Register的政治期刊。他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伯克，其祖先原为爱尔兰芒斯特地区的天主教家族，父亲是一名改信了爱尔兰圣公会的知名职业律师。他的母亲玛莉（约1702-1770）则是信仰天主教，来自南部科克郡一个贫穷但有教养的家庭。伯克跟随父亲的信仰长大，并且一生中都信仰英国国教，虽然后来他的政敌会以此为把柄攻击他带有同情天主教的心态。他的妹妹朱丽安纳则是信仰天主教长大。在幼年岁月里，伯克偶尔会离开空气不健康的都柏林，前往他母亲位于黑水山谷的家居住。他在一所距离都柏林30哩外的贵格会学校接受了幼年的教育，并且在1744年继续至位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就读。在1747年他创立了一个辩论社，被称为埃德蒙·伯克的辩论社，这个辩论社到了1770年与历史社合并而成为后来知名的学院历史社一直到现在。伯克当年于辩论社内留下的纪录一直被历史社保存至今。伯克在1748年毕业，他的父亲希望他研读法学，因此在1750年将他送至伦敦就读法学院，但不久后伯克便放弃法学途径而改前往欧洲大陆留学。伯克的第一篇论文：《为自然社会辩护：检视人类遭遇的痛苦和邪恶》在1756年发表并且经常被以为是一封寄给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的信函，这封信原本被当成一篇正经的无政府主义论文，几年后由于为了录取政府的职位，伯克宣称这篇论文只是一篇讽刺文章。许多现代学者也将此文视为讽刺文，然而，其他人则认为这的确是一篇替无政府主义辩护的正经文章（这种解释尤其被穆瑞·罗斯巴德支持）。无论是讽刺与否，这篇文章的确是第一篇无政府主义的论文，并且被许多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威廉·戈德温认真看待。在1757年伯克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学的论文—《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这篇文章吸引了一些突出的欧陆思想家如德尼·狄德罗和伊曼努尔·康德的注意。在接下来一年里，在英国作家Robert Dodsley的协助下，伯克开始出版具影响力的Annual Register—一份以由许多作家主笔、以探讨每年国际政治时事为主题的政治期刊。在伦敦，伯克也与许多当时突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接触，包括了塞缪尔·詹森等人。在1757年3月12日伯克与来自天主教家庭的珍·玛莉·纳金特（1734-1812）结婚，两人是透过她担任医生的父亲在巴斯市替伯克治疗而相识。结婚后两人于1758年2月生下了一名儿子理查，但另一名儿子克里斯多夫则在婴儿时期死去。大约在这个时候，伯克在他人介绍下认识了另一名政治家威廉·吉罗德·汉密尔顿（William Gerard Hamilton）—昵称为“只做过一次演讲的汉密尔顿”，当汉密尔顿被指派为爱尔兰布政司时，伯克前往都柏林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一直担任这个职位达三年之久。在1756年伯克成为了辉格党政治家、和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罗金汉侯爵的私人秘书，两人自此成为亲密的好友，一直到罗金汉在1782年早逝为止。在1765年伯克进入了英国国会，成为代表温多尔（Wendover）地区的下议院议员，温多尔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袖珍型选区，当时是由罗金汉侯爵的一名政治盟友所掌控。在议院里伯克带头辩论有关宪法对于国王权力的限制，他强烈批判没有经过限制的君王权力，并且强调政党在保持反对派势力上的重要性，以免君王或是某政府派系有机会滥用政治权力。他在这方面最知名的论文是1770年写下的思考当前不满的起因。伯克表达他对于美国殖民地在乔治三世及其代理政府治下暴发的不满情绪的同情，他也积极反制在爱尔兰迫害天主教的活动，并且谴责腐败而滥权的东印度公司。在1769年伯克出版了一本名为《当前国家的情况》的小册子以回复另一名辉格党政治家乔治·格伦维尔。在同一年他买下了位于比肯斯菲尔德近郊的一片土地，将其命名为“格里高里”，这片广达600英亩的地产大多是透过借来的资金购买的，虽然伯克同时也获得了一批包含提香画作在内的艺术品，格里高里在后来几十年里对伯克造成极大的财务负担。伯克的演讲和写作到此时已经使他相当知名，许多人甚至揣测他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匿名信作家“Junius”。在1774年他竞选布里斯托选区的国会议员，布里斯托当时被称为“英格兰的第二都市”，有着庞大的人口，也因此议员选举有着实际的竞争、而且还相当激烈，伯克的政见包含了替代议民主制原则辩护，批判当时认为民意代表只应该替他们自己选区利益着想的概念。伯克的这些理论也构成了代议政治里有关民意代表和代理人的理论。他对于自由贸易和天主教解禁的支持使他与自己的选区主流民意产生冲突，最后导致他在1780年失去了国会席位。在那之后伯克改成为代表莫尔顿（Malton）地区的议员，莫尔顿又是一个由罗金汉侯爵控制、有名无实的袖珍选区。在托利党的诺斯勋爵执政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战局越来越糟，最后伯克在终结这场战争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他发表的演讲《与美国和解》（1775）与他写的《致布里斯托首长的信》（1777）。诺斯勋爵政府的下台使得罗金汉侯爵开始掌权，伯克被指派为军队主计官和枢密院的成员，然而在仅仅几个月后的1782年7月罗金汉侯爵便突然去世了。伯克接着支持同党的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与诺斯勋爵组成联合政府，但在不久他便对此感到后悔，认为那是他犯下最大的政治错误。在短命的联合政府中他继续担任主计官的职位，并且挺身支持福克斯所提出的改革东印度公司的法案—虽然最后法案没有成功、而且还成为另一个大失败。联合政府在1783年下台，接着被托利党的小威廉·皮特取代，皮特领导下的政府长期执政到1801年为止。在接下来的议员生涯里伯克便一直扮演反对派的角色，在1786年他开始监督当时第一任英属印度的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最后对他提起控诉，伯克担任审判中的主要角色，官司从1787年开始一直打到1794年黑斯廷斯被判无罪为止。由于伯克之前对于美国独立的强烈支持和他对王室特权的长期对抗记录，当他在1790年发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时震惊了许多人。在整场法国大革命中，伯克成为英国最早而又最突出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者，他认为大革命已经演变为一场颠覆传统和正当权威的暴力叛乱，而非追求代议、宪法民主的改革运动，他批评大革命是企图切断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实验，也因此沦为一场大灾难。他还特别谴责民主：“一名理发师或是一名蜡烛制造者的职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更不用说其他一堆更为次等的职业。这些人不应该受到国家的迫害，但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国家反而是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之前曾欣赏伯克的许多人如托玛斯·杰佛逊以及同为辉格党的政治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都谴责伯克是一名反动份子以及民主的敌人，托马斯·潘恩还在1791年写下《人权》一书以回应伯克。不过，许多同样支持民主的政治家如约翰·亚当斯则认为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是正确的。由于这些事件造成的争议使得辉格党内部产生冲突，最后使得伯克与福克斯的合作关系及友谊画下休止符。在1791年伯克发表了《呼吁从新辉格回归老辉格》一文，再度展开他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燃起的激进革命思想的批判，并且批评辉格党内部那些支持这些革命的人。最后大多数的辉格党人选择站在伯克这边，并且表决支持保守派的小威廉·皮特政府，皮特接着在1793年向法国革命政府宣战。在1794年，儿子理查的突然去世带给伯克严重的打击，身为独子的理查一直深受伯克疼爱，而且伯克还对他寄予深厚的期望。在同年沃伦·黑斯廷斯的审判以无罪终结，伯克以全盘失败收场。伯克感觉他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也没有精力再奋斗了，因此他不久后便离开了国会。当时英国国王（由于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立场而刚开始钦重他）想要将他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但由于独子理查的去世，即使封爵也没有什么荣誉和好处可言了。伯克只愿意接受一笔大约£2.500英镑的退休金，这笔退休金还被贝德福公爵和罗德岱堡侯爵所批评，伯克于是在1796年写信回复了他们。伯克最后的著作是1796年的《论弑君的和平》（1796），呼吁英国与法国重新协议和平。在经历长年的疾病后，伯克在1797年于白金汉郡的比肯斯菲尔家中去世，并在6天后被埋葬在爱子理查的墓旁，他的妻子纳金特则在十五年后才去世。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在出版时非常的具争议性，书中使用的激烈语调和许多夸大的描述还使许多人认为伯克已经失去判断能力了。然而，这本书逐渐成为伯克最知名而又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伯克经常被视为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他的思想对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伯克的“自由保守主义”坚持反对政府依据抽象的理念进行统治、或是实行“全盘的”政治变动，与信奉独裁保守主义的欧陆哲学家如约瑟夫·德·迈斯特形成强烈对比。伯克对于当时的经济思想也有极大的影响，他是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体制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政府若是企图以任何手段操弄市场，便是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事实上伯克坚持着“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伯克在他的《短缺的思索和研究》中写下了许多他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还曾说道：“伯克就我所知是唯一一个在与我相识之前便已经与我有完全相同的经济思想的人。”而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则将伯克列为最伟大的三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与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并列。伯克死后，对他的评价可以从卡尔·马克思和温斯顿·丘吉尔两人的极端对比中看出端倪。卡尔·马克思是伯克思想的严厉批评者，他在《资本论》一书中写道：这个马屁精受了英国君王的贿赂，让他批评法国大革命，就有如他在美国问题的开头时被北美殖民者收买以赞美他们，这个假扮自由主义者对抗英国君王的家伙，只是个彻底下流的资产阶级。而温斯顿·丘吉尔则在《政治的一致性》里写道：伯克在一方面来看是个倡导自由的先驱，在另一方面来看是个替权威发声的辩护者。但人们对他生命中政治立场不一的指控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历史直接证明了他所一贯保持的动机和理念，以及在一连串他生命中所面临的问题，他都显现出一样深刻而诚恳的精神，他的权威是对于专制的反抗，无论那是对抗一个跋扈的君主或是一个腐败的法庭和国会体制，或是任何证明了没有自由存在的政体，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必须加以对抗的残忍暴政和邪恶集团。没有人在阅读到伯克对于自由和权威的同时辩护时能不体会到他始终是出于同一个目标，追求同样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并且捍卫它们免受任何袭击—无论是来自于这个极端、或是那个极端。伯克的名字在身后也成为英国许多知名组织和事物的名称。伯克在英国下议院曾作出数次知名的演讲：同样知名的是他在1774年竞选布里斯托选区议员时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