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是一个哲学分支，此理论是研究文化的本质和意义。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对“启蒙”提出了个人的定义，这类似于教化的概念：“启蒙是人从自身的未成熟而来的出现。”他认为，这种不成熟不是由于缺乏理解，而是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勇气。 萨佩雷·奥德反对康德这种人类思想上的怯懦 ：“敢于明智！” 为了回应康德，德国学者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1744–1803）认为，人类创造力是以多元化的形式，与人类理性同等重要。而且，赫德提出了一种“人与人”集体形式的概念：“对于赫德来说，比尔登是为人民提供了一致的身份和共同命运体的全部经验。”
1795年，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以及德国浪漫主义的学者、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等综合了康德和赫德的观点。民族主义从不同的公国中分析出“德国”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分析少数族裔与奥匈帝国的斗争，发展出了包容文化的“世界观”。按照这种思想流派，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世界观，这与其他人群的世界观是无法比较的。尽管相比以前的观点更为包容性，但这种文化方法仍然可以区分“文明文化”与“原始文化”或“部落文化”。
1860年， 阿道夫·巴斯蒂安（1826-1905年）主张“人类心理统一”。他提出，对人类社会进行科学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由相同的基本思想组成。 根据巴斯蒂安，所有人类社会都有一套“基本思想”。不同的“民间思想”其实就是基本思想局部修改而成。这一观点为现代理解文化铺上了道路。
在19世纪，英国诗人和杂文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年）等人文主义者使用“文化”一词来代表人类对个人理想的追求，即“世界上人们认为最好的思想和金句”。这种文化概念可与德国的教化概念相提并论：“ 文化是通过我们在关心所有问题上，以最佳的方法来了解和思考来追求我们的完美世界。”
在实践方面，文化是精英的理想，并且与诸如艺术、古典音乐和高级美食之类的活动有关。由于这些形式与城市生活有关，因此“文化”被解释为“文明”。浪漫主义促成了民俗对兴趣的影响，这导致在非精英阶层中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表现为高雅文化（即统治阶级）与基层文化之间的区别。换句话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文化”概念反映了欧洲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马修·阿诺德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进行了比较。其他欧洲人则跟随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和让·雅克·卢梭，将“文化”与“自然状态”进行了比较。根据霍布斯和卢梭的说法，从16世纪开始，美洲原住民依然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然而，这种描述是通过“文明”与“不文明”之间的对比来表达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将一些国家归为比其他国家更文明，而将某些人归为比其他国家更有文化。这种对比产生了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和刘易斯亨利摩根的文化进化论。就像一些批评家认为，高低文化之间的区别确实是欧洲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冲突的一种表达一样，就如殖民主义一样。
卢梭之后的19世纪批评家也接受了高雅文化与基层文化之间的区别，但将高雅文化的提炼和复杂化视为腐败和不自然的发展，使人们的本质无法理解并扭曲了本质。这些批评家认为，民间音乐真诚地表达了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而古典音乐则显得肤浅而颓废。同样，这种观点经常将土著人民描绘成“高贵野蛮人”，他们过着本真而无瑕的生活，不受西方高度分层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影响而变得简单而廉洁。
1870年，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32–1917年）应用了高雅文化与基层文化的思想的区分，提出了宗教进化论。根据这套理论，宗教从多神论形式演变为一神论形式。在此过程中，他将文化重新定义为所有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各种活动，这种观点为现代理解文化铺上了道路。
英文culture之概念在十九世纪传入东亚文化圈。井上哲次郎分别在《増补改订 哲学字�汇》及和译《增订英华�典》以日文汉字“修练”和“种植”翻译，而非以文化翻译之，因为井上哲次郎认为文化为“文明开化”之简写，对应之英文字应为civilization。
直到日本文学家坪内逍遥于其文学批评著作《小说神髄》首次以“文华”及“文心”翻译英文culture一词，文化才被汉字文化圈视之为culture之对应字词。他又在〈为永春水の批评〉一文中首次宣告“我国为文化之国 ”（夫れ我国は文华の国なり）。
至鸦片战争以降，十九世纪的汉字文化圈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意识到自身文化主体性受到威胁，于是一方面极力区分自身与西方之不同，另一方面尝试改造自身文化，以应对时局。因此文化哲学即成为近代东亚哲学家关心之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