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中立国芬兰

苏联惨胜芬兰苏联冬季战争（芬兰语：Talvisota，瑞典语：Vinterkriget，俄语：Зимняя война）是苏联与芬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爆发的战争，自1939年11月30日由苏联向芬兰发动进攻而展开，苏联最终惨胜芬兰，于终战和谈中获其割让与租借部分领土，而后于1940年3月13日双方签订《莫斯科和平协定》为结束。自立国以来苏联一直对与芬兰相接的国境存有异议，认为威胁到距边境仅32千米之遥的苏联第二大城列宁格勒的安危，且芬兰在独立过程中与德国关系密切，苏联视其将可能成为德国入侵本国的帮凶，于是持续以谈判、威胁或尝试颠覆芬兰政府的方式来解决其边界问题，必要时直接通过军事行动并吞芬兰，使其重回以往俄国附属国的地位。芬兰方面则力保独立之成果，视苏联为唯一的假想敌，持续以外交手段来避免战争。1930年代苏芬之间的几次谈判皆无结果，苏联决心武装入侵芬兰。1939年11月26日苏联制造了“曼尼拉炮击事件”，以此为借口对芬兰宣战，在两国边境发动全线进攻。国际联盟将苏联的行动视为非法攻击，于12月14日将该国除名。苏联投入大规模的军队进攻芬兰，并在兵力、飞机、坦克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然而战前其军事领导人因约瑟夫·斯大林于1937年开始的一连串的政治整肃而被处死或入狱，以致冬季战争爆发时，苏军仅剩下经验不足的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由于上述因素，加上芬军训练精良、熟悉地形，导致苏军在冬季战争初期战技拙劣、损失惨重，芬兰则展现了远超过苏联预计的抵抗能力。然而苏联于后期撤换指挥成员、改善作战方式以及结合强大的物资优势，终于突破了芬军主防线，芬兰因而求和。1940年3月双方签订《莫斯科和平协定》，芬兰割让出其11％的领土和30％资产予苏联，结束了战争。冬季战争中，苏联投入巨大兵力却损失惨重，国家声誉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也未达到原先征服芬兰全境的目标。芬兰则不仅保有了主权，还赢得了国际声望。冬季战争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次大战的进程，在苏芬交战期间，英法曾想以援芬借口派兵登陆斯堪的纳维亚来切断供应纳粹德国战争机器的瑞典铁矿石生产地，但未能成行。苏联此战中的表现也令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对发动侵略苏联的企图更具信心，并开始着手联络芬兰加入其计划。最终在1941年6月底爆发了“继续战争”，芬兰同德国协同出兵企图夺回冬季战争中失去的土地。数世纪以来，芬兰一直是瑞典王国的东部领土。直到1700年爆发了大北方战争，瑞典被新兴的俄罗斯帝国打败，其强权地位被后者所取代。1809年，俄罗斯为保护其首都圣彼得堡的安全，对瑞典再度出兵，爆发了“芬兰战争”。俄罗斯再度获胜，取得了大片领土赔偿，建立了“芬兰大公国”，为瑞典至俄国间的缓冲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给予芬兰相当高的自主权，这也是未来后者成为独立国家之滥觞。时至19世纪末，由于民族主义兴起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高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收回了芬兰的自主权，对芬人实施“俄罗斯化”，从语言与政治上加以同化，提升帝国中央之实力。尽管该政策终因俄国内部的冲突而失效，但已严重破坏了俄芬两方的关系，芬兰的知识分子也深切体察到自己文化受到威胁，独立意识大为增强。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帝国因内部革命而最终崩溃，芬兰因而有了难得的独立机会。1917年12月6日，就在帝国中央政府正因为“十月革命”一面混乱时，政府芬兰参议院正式宣布芬兰独立。当时新生的苏俄布尔什维克政府正与德国商讨停战的可能性，前者领导人列宁与芬兰代表协商，原则上同意了芬兰独立，但实际上计划组织工人政府取代目前的政权，将芬兰以加盟国的形式重新并入苏联，自芬兰宣布独立后仅三周的时间，苏维埃俄国就已组织了新的芬兰政府。1918年1月27日，有着苏俄方面支援的芬兰红军（即赤卫队）和白军（即白卫队（芬兰语：Suojeluskunta））正式爆发了内战，亡命于国外的白军领导人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将军回芬兰指挥内战。另一方面，为孤立俄国，欧洲强权德意志帝国也在内战激烈时强迫白军与其接近，换取军事上的援助。尽管曼纳海姆有鉴于这将使本国受德国控制，但其他官员已自行前往谈判，并擅自签署相当不利的协定。短暂而血腥的内战最终由白军获得胜利，于1918年5月控制了全国领土，残余的红军与共产党人被监禁、杀害或逃到俄国避难。不过，此时的芬兰已受到德国经济与军事上的渗透，甚至决定由德国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作为芬兰国王，但德军最终因在西线战事失败，于同年11月投降，致使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切成果都被迫放弃，芬兰因而脱离了德国的控制。1920年2月2日，芬兰与苏维埃俄国于爱莎尼亚的塔尔图一地签订《塔尔图和约》来划分两国边界，由于此时的苏俄还正与波兰进行战争，芬兰得以获得非常有利的结果，南部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紧邻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后改名为“列宁格勒”）仅32千米，北部与东部边界也一直超出了大公国时期，与北冰洋相接壤，还拥有北极圈内的不冻港——百沙摩。在整个19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的时间里，苏芬两国一直处于敌对而紧张的状态，双方也都未签署正式的停战协定。苏联以宣传手段称芬兰为“革命之敌”、“邪恶和反动的法西斯集团”，特别是仇视身为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曼纳海姆与维伊诺·唐纳，并怀疑其外交政策，1918年时，后者曾与德国过于亲近，一年后又还开放港口给英军攻击俄国船只，苏联政府因此认为有朝一日，芬兰会再度联合以德国为首的列强们入侵本国（或至少同意列强通过其领土），且现有边界又与列宁格勒过于接近，极具威胁性。芬兰方面，在立国初期政府多由前白军领袖主导，经常发出仇俄宣传、进行具有法西斯风气的社会运动（如拉普阿运动（芬兰语：Lapuan liike）），部分民族主义者也想取得更多的卡累利阿领土来构筑其“大芬兰”目标，多次入侵苏俄边界。整个1920年代至30年代初，芬兰处于政治极为不稳的状态，直到了1930年代后期，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芬兰经济逐渐成长，而其国内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也才逐渐消失。不过，尽管苏芬两国仍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双方还是因各自的需要而在1932年签署了《苏芬互不侵犯协定》，有效期限自1934年起维持10年。苏联自约瑟夫·斯大林掌权后即开始对本国的安全作进一步的强化，他对于目前的芬兰局势极为警戒，不单是距离该国仅32千米的列宁格勒，百沙摩的矿产也正由大英帝国的一家财阀开采，距离芬兰不远的瑞典的铁矿石也正供应给反共意识极强的纳粹德国，他也认为任何的大国都能轻易攻占芬兰目前领有的西南部海岛，芬兰必定无法阻止之。除了列宁格勒的安全问题外，芬兰东面直接与东卡累利阿相接，该地有着将列宁格勒与苏联的北极圈不冻港相连接的战略要道——摩尔曼斯克铁路（俄语：Киров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极端重要。苏联对于芬兰的潜在威胁在许多场合上一再被提出，1935年6月，驻赫尔辛基苏联大使艾力克·阿斯穆斯（英语：Eric Assmus）告知芬兰总理托伊沃·米卡埃尔·基维麦基（英语：Toivo Mikael Kivimäki）：“如果德国与苏联爆发战争，红军将会秉持“前沿防御”的原则，于一周内占领芬兰。”1936年1月，苏军参谋总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表示芬兰东部的机场未来将可能变成德军在反苏战争中的轰炸机前线基地。列宁格勒党委员会第一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也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没有和德国处理好安全上的事务，这有损它们的中立性。”芬兰方面，该国认为通过加入“国际联盟”此一国际组织以及若干条约的签订来巩固其独立外，还与斯堪地纳维亚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积极进行军事合作，特别是瑞典。另一方面，芬兰与德国还有一些私下的友好行为，如芬兰陆军的最高层常与德军将领们交往、访德次数颇多、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亦曾于1939年6月30日来观看芬军的夏季大演习，上述各事件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芬兰对于苏联不信任的表现之一。随着纳粹德国日益强大与扩张，苏联越来越不能容忍与芬兰现有的边界问题。1938年4月，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鲍里斯·雷布金（俄语：Рыбкин, Борис Аркадьевич）接触芬兰外交部长鲁道夫·霍斯提（芬兰语：Rudolf Holsti）与其首相艾默·卡加德，表示苏联并不信任德国，两国迟早会爆发战争，他要确认芬兰在这场战争会采何种立场，也直言道德军将以芬兰作为入侵跳板，无论是芬兰人允许其过境或是德军以武力强行入侵之，苏军都不会在国境后被动地等待，宁可主动过去“会见敌人”。芬兰代表向雷布金保证，芬兰将坚定地维持政治上的中立立场，也会抵抗任何武装入侵的行动。8月18日，苏联再度提出草案，倘若芬兰愿意在正式的书面文件上证明将抗击任何外来入侵势力、允许苏军租借苏尔萨里岛（芬兰语：Suursaari）和4座芬兰湾上的小岛30年和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将保证芬兰领土的不可侵犯性，以及一份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协定。但芬兰政府以中间温和派的艾莫·卡罗·卡扬德总理为首，认为这是想破坏芬兰的国家主权之举，与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同遵循的中立政策有冲突，且从道义和国际法上来看都没有理由要接受，故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当时身为国防委员会议长的曼纳海姆对芬兰领导层这种作法不表认同，他认为这些小岛本身不具价值，即便失去了对国威影响也不大，为此换来与东邻大国间的摩擦并不值得，并指出芬兰的军事实力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支持国家政策。1939年3月，苏联再度派遣外交部长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同芬兰谈判，希望后者提出芬兰湾的5座小岛供苏联海军作观察哨使用，但仍遭拒绝。同年6月，斯大林命令列宁格勒军区（英语：Leningrad Military District）司令——二级集团军群级指挥员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要他着手准备一个针对芬兰人“应该会发起的军事挑衅”之“反击”计划。1939年8月，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该协定表面上是道互不侵犯条约，但实际上还暗藏一道两国瓜分东欧、建立彼此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其中芬兰与波罗的海国家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内。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对德宣战。9月中旬，苏军也自东边入侵波兰，吞并了该国东部，与1920年波苏战争前的边界大致相同。接着苏联以武力威胁波罗的海国家接受在国内设置军事基地以及驻军的要求，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分别于9月28日、10月5日和10月11日接受其通牒。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行动的同时也进行着对芬兰的侵略准备，9月时已制定好作战计划，边境也正进行密集的动员，预计于11月开始入侵。芬兰方面，政府仍秉持着乐观态度，而曼纳海姆对其非现实态度感到绝望，原打算辞职，但他又预测到事态发展急速恶化，故收回辞职书，展开全国动员（见下节）。10月12日起，芬兰政府也开始进行备战措施，从小学起，所有学校全部停课、戏院关闭、禁止提领超过2,000马克的现金等等。1939年10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召唤芬兰驻苏联大使阿尔诺·于尔约-科斯基宁（英语：Aarno Yrjö-Koskinen），要求芬兰外长埃利亚·厄尔科（芬兰语：Eljas Erkko）就“某些带有政治本质的具体问题”赴莫斯科谈判。由于芬兰方面至8日还尚未答复，苏方进而指责其远不及波罗的海国家来的“积极”，而厄尔科则反驳：“我不知他们如何被邀请到莫斯科，但芬兰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常事，因此通过正常程序处理。”芬兰担忧苏联会认为厄尔科此种态度代表整个政府，因此改派出由驻瑞典大使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率领、政经顾问约翰·尼科普（芬兰语：Johan Nykopp）和总统军事顾问阿拉达尔·帕索宁（英语：Aladár Paasonen）的代表团赴约。行前，芬兰政府指示巴锡基维必须强调芬兰地小人少、有签订《塔尔图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不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任何领土上的让步、在国内驻军的要求都必须拒绝、只有在极大的压力下才能就芬兰湾的几座岛屿让步，但绝不得让出苏尔萨里岛，且任何让步必须是对等的，补偿也必须在外界看来是合理的，最后，禁止谈论关于互助条约的相关事务。芬兰代表团于10月9日出发，于12日开始谈判，苏方以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为代表，就列宁格勒的安全和控制芬兰湾入口之必要性，要求芬兰方面接受下列条件：一、为使列宁格勒远离芬军重型火炮的射程，要求卡累利阿地峡的两国边境向西推延12千米，换句话说，即是割让地峡至卫普里（即现在的维堡，当时为芬兰第二大城，也是地峡上的主要防御工事——“曼纳海姆防线”至芬兰内地的中心根据地）以东30千米间的土地予苏联，这对卫普里构成相当的威胁，同时也使苏方可使用地峡的极北河川和湖泊的天然防御线。二、租借雷巴奇半岛予苏联，令其于西部驻扎5,000名士兵，以保护苏联于北极圈内唯一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之安全，另外还要芬兰割让其唯一的北极海出海口——百沙摩。三、租借汉科半岛（英语：Hanko Peninsula）予苏联30年，并允许在上面建设军事基地，如此便可与爱沙尼亚的帕尔迪斯基基地联合起来封锁芬兰湾出口，保护喀琅施塔德的苏联海军基地，为此苏联每年会付给芬兰800万芬兰马克。四、割让苏尔萨里岛、拉万萨里岛（芬兰语：Lavansaari）、蒂泰尔萨里岛（芬兰语：Tytärsaari）和科伊维斯托群岛（芬兰语：Koiviston saaret）予苏联。五、拆除曼纳海姆防线，理由为该防线“对两国发展和平睦邻关系不利”。六、签署一项互助条约。作为交换，苏联将割让两座自治市——雷波拉（英语：Repola）与波拉亚维（芬兰语：Porajärvi (taajama)）给芬兰，两者合计面积为5,529平方千米，为苏联对芬兰要求的2,761平方千米领土大上两倍，但两者皆为仅有原始森林的低开发土地。苏联提出的要求几乎每一项都与巴锡基维被交待的事项相对，其条件之严苛远未被芬兰方面料想到，故巴锡基维等人先返回赫尔辛基接受新指示。芬兰政府以外长厄尔科和国防部长尤霍·纽卡宁（芬兰语：Juho Niukkanen）两人为首，强硬地拒绝所有要求。而财政部长唐纳和曼纳海姆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可以接受此交易，后者意见是，认为苏方的要求实际上不会给芬兰的安危有太大的威胁，在地峡上反倒是使较危险的狭窄突出处放宽了不少，也不影响“曼纳海姆防线”的完整性。最终，政府内强硬派占了上风，做出以下结论：五座芬兰湾的小岛屿可能让给苏联来换取某些补偿、地峡上的边界可以调整（但远不及苏方要求的程度）、1932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可以重新拟定，要声明双方均不得援助他国进攻缔约国一方。然而，芬兰政府认为在本国领土上设有他国军事基地事关国家主权问题，且若答应的话就相当于认可苏联可使用国境与半岛之间、长达320千米的铁路来运送苏联军队与其军需物资，路程中即会通过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此为该国的心脏地带，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租借汉科半岛和雷巴奇半岛。由于巴锡基维不愿在没有政府官员陪同下进行谈判，因此返回莫斯科时，唐纳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10月23日，苏芬双方重启谈判，斯大林对于芬兰提出的新建议十分失望，再三强调芬兰的让步不够，而苏联的要求已是最低限度。在历经两个小时毫无结果的争论后，芬兰代表起身离开克里姆林宫准备返国，但过了几个小时后，莫洛托夫的秘书又来请芬兰代表团继续谈判，斯大林这次将驻于雷巴奇半岛的苏军降至4,000人，并减少对地峡地区上的领土要求。但即便如此，苏联的要求仍然远远超出了芬兰人可接受的范围，因此巴锡基维与唐纳第二次返回赫尔辛基与政府协商。政府内部进行磋商后，决定对斯大林继续持以强硬立场，所有基地均不予以租借、“曼纳海姆防线”不拆除，但地峡边界可西移（还是低于苏方要求）、雷巴奇半岛西部和芬兰湾的岛屿可割让。曼纳海姆依旧认为应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而唐纳则致信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试问若芬兰遭苏联入侵是否会可以支援？27日，汉森答复瑞典将继续提供芬兰武器和食物、允许在第三国通过其领土来供应芬兰物资，也会提供外交支持，但他同时也暗示瑞典不会再提供更多的援助。芬兰国防部长纽卡宁倒是对芬军相当有信心，认为至少可以抗击苏军六个月之久。10月31日，莫洛托夫于苏联最高苏维埃议会上将谈判过程公布。11月3日至9日，苏芬继续谈判，但苏联拒不接受芬兰的条件，至此强硬的芬兰代表团不再让步，交涉宣告破裂。11月13日，芬兰代表团于11月13日返回赫尔辛基，这时芬兰政府首脑也依旧不认为苏联真的会攻击芬兰。接着几个星期里，除了苏联通过广播中伤芬兰和派出飞机侵犯领空外，两国间尚处于平静的状态。然而在11月26日，苏联宣称位于边境一带的曼尼拉村（Mainila）被芬军炮击，造成苏联守军4人死亡与9人受伤，世称“曼尼拉炮击事件”，莫洛托夫要求芬方道歉，其军队也要从国境边界后撤20到25千米。据后来俄罗斯与芬兰历史学者的研究，断定此事为苏联那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所为，亦有资料指出炮击是由苏联元帅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亲自督导的行动，目的是提供该国对芬兰开战的借口，并借此撕毁先前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芬兰否定此攻击，表示炮击行动来自于苏联那一方，拒绝了莫洛托夫提出的要求，并提议两国军队同时自边界撤退20至25千米，以及要求苏芬双方共同调查此事。苏联对于芬兰的提议没有回应，反而莫洛托夫于11月28日宣称因芬兰政府对苏联具敌视态度的行动与声明以及对列宁格勒的威胁，双方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29日，当大使阿尔诺·于尔约-科斯基宁（英语：Aarno Yrjö-Koskinen）抵达莫斯科递交芬兰方面对莫斯科非法废除条约和无理的撤军要求回复时，莫洛托夫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波将金（俄语：Потёмкин,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告知他苏联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对于外国指责苏联仅想从芬兰攫取领土的说法，莫洛托夫声称苏联已提供足够的让步，倘若芬兰政府继续合作的话，甚至会将整个苏联卡累利阿地区割让给芬兰。在芬兰仍寄望与苏联进行外交协调时，后者已进行军事布署准备入侵，梅列茨科夫将军谨慎地观察外国的反应，于11月28日上午下令波罗的海舰队的潜艇部队自塔林港出发巡视斯德哥尔摩的港口。11月30日凌晨12点15分，列宁格勒军区收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部（俄语：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обороны СССР）的命令，计划将于当天一早就发动对芬兰的入侵，这时苏军已在苏芬边境集结了21个师，共45万人、火炮1,880门、坦克2,385辆和飞机670架（一说为54万人、火炮2,000门和2,540辆坦克或45万人、2,000辆坦克和1,000架飞机）。上午6点50分，苏军对两国国境上沿线展开炮击，仅卡累利阿地峡就有600门苏联大炮对芬兰的边防部队阵地进行轰炸，30分钟后，苏军坦克部队也开始越境入侵。上午9点16分，苏联空军也轰炸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苏军声称其入侵并非是以战斗员的身份，而是作为朋友和解放者，解放被资产家和地主所迫害的芬兰人民，他们要对抗的是挟持芬兰人民、挑起战争的卡扬德-厄尔科政府。同日，莫斯科广播宣布“芬兰民主共和国”成立，该政权由内战后流亡到苏联的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所领导，实为听命于斯大林的傀儡政权。12月1日，苏军第70步兵师（俄语：70-я стрелковая дивизия (1-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占领了边境一带的一座疗养地村庄——特里约基，该地成了“芬兰民主共和国”的“领土”，故该政权后来又被称作“特里约基政府”，手下还有一支“芬兰人民军（芬兰语：Suomen kansanarmeija）”。库西宁呼吁芬兰劳工起来反对政府，宣称日后将银行国有化、引入8小时工作制、援助中小企业和解决失业问题，但与内战时期芬兰人对苏联新政权不了解的情况不同，芬兰常耳闻到关于列宁格勒的监狱、白海边境的集中营和许多苏联人的悲报，故战争爆发时，“特里约基政府”对芬兰劳工可以说是毫无吸引力，甚至连大多数的芬兰共产党党员也站在赫尔辛基政府一方，日后还有了“冬季战争精神（芬兰语：Talvisodan henki）”一词来专指芬兰人民不分阶级共同对抗苏联军入侵、保卫国家的举动。受到攻击当天，芬兰议会于晚上8点开会，外长厄尔科表示苏军对芬兰城市的轰炸与占领其领土违反了至1945年还有效的互不侵犯协定，曼纳海姆也被任命为芬兰国防军总司令，国会也为防止受到苏军飞机的轰炸而转移到了考哈约基。12月1日，为追究苏芬开战的责任，卡扬德内阁总辞，由芬兰银行总裁里斯托·吕蒂任新任总理、唐纳任外交部长、巴锡基维任不管部部长的新内阁取代，寄望以此举重开苏芬谈判、和平解决此事，他们通过瑞典驻苏大使联络莫斯科，但莫洛托夫直称不承认民主共和国以外的芬兰政府。12月4日，芬兰向“国联”就苏联的侵略行为提出诉讼，9日，“国联”召开临时理事会，并对苏联提出调停邀请，但后者回应称“我国与芬兰并无处于交战状态。苏联和芬兰民主共和国之间和睦相处关系。芬兰民主共和国稍早已于12月1日请求苏联援助以便“共同清除芬兰前统治者在芬兰建立的危险战争策源地”……由于我国和该政府之间保有关系，苏联和之前芬兰政府之间的关系已全部解除。”12月14日，国联通过将苏联开除的决议，并继续呼吁其他会员国援助芬兰（见下节）。除了国联外，亦有不少国家也试着介入苏芬调停，如美国和瑞典（已开始进行部分军队动员），但都遭苏联拒绝。英法两国因为担心援助芬兰将使苏联与德国更加接近而暂时不加以干涉。德国则保持中立，但对于芬兰事先从意大利和本国订购的武器皆予以扣留，以及警告该国不得让同盟国登陆，否则将视其为开战理由，同时也拒绝了芬兰方面的调停请求。根据芬兰方面的资料，苏联最早在1927年即开始制定入侵芬兰的军事计划（但与冬季战争时的作战内容大相径庭）。早在莫斯科谈判前，苏联就进行了若干的对芬备战措施，如在1938年制作芬兰的军用地图、自1930年代后期开始建设自苏联卡累利阿荒野至芬兰国境的公路和铁路，以及可以供当时航程较短的飞机飞至芬兰主要城市进行空袭的机场，苏军筹划进攻芬兰已久的另一项证据为芬军于1940年缴获的一份工农红军第五次干部会议的文件——《芬兰，前进道路一览》，其内容涵盖该国主要都市之道路交通、通信、水深、桥梁和地形等丰富而详细的资料。不过在1939年，斯大林并不想要和芬兰打一场全面战争，而是类似于不久前占领波兰东部领土的行动：迅速而彻底的胜利。1939年6月底，斯大林指示红军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制定一个对芬兰的应急战争计划，然而后者认为芬兰人将全力反抗、必须谨慎而仔细地准备，因此他所提出的作战将会使用红军的大部分兵力，战事也预计将会持续数个月之久，斯大林嘲笑沙波什尼科夫的方案，转而命令列宁格勒军区司令梅列茨科夫前来莫斯科商讨替代方案。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会议里，斯大林允许梅列茨科夫使用列宁格勒军区的所有资源投入苏芬战争中。7月中，梅列茨科夫带着替代方案返回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原则上同意该计划，但坚持认为战事可在数周内结束，梅列茨科夫认为这时间要求过短而对斯大林表示抗议，后者与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改而承诺梅列茨科夫可以动用全部红军的资源来打苏芬战争。基于上述的假设，梅列茨科夫的计划做了若干调整，但也因此在7月底成了斯大林等人的橡皮图章，梅列茨科夫本人也不得不在后来公开表示“芬兰之战将最多两周就会结束”来附和其意见。红军高层的乐观态度使作战的准备与策划不够谨慎，弗洛希洛夫宣称6天内苏军坦克就会开进赫尔辛基、库利克也曾说过不用去准备10或12天以上的口粮，最高统帅部后来也下令告诫苏军士兵不要侵犯到瑞典边界，甚至到了战争前夕，苏军的战略预备队也都没有准备就绪，9支入侵芬兰的第一梯部队仅4支准备完成。苏军的入侵计划动员大量的正规部队执行作战，并辅以其评估芬兰内部的政治弱点而设计的库西宁政府“第五纵队”来分裂芬兰，认为被压迫的芬兰工人将会欢迎红军的“解放”、转而共同打击“白军”。战略上，苏军欲以类似德军进攻波兰的方式快速向芬兰内地进军，然而德军的作法仅适宜对付覆盖面积大且有着稠密道路网的中欧国家，后者的陆军作战时整顿补给与通信作业的中心极轻易就遭到装甲部队的攻击。相比下，芬兰的边界虽与苏联长达800英里，但能通至芬兰的可用道路稀少，路况亦极为恶劣，绝大多数的地区不是未开垦的森林就是沼泽地，而芬兰的心脏地带则位于该国的深处，纵深极大，想在芬兰战区中打一场类似于德军的大规模机动战难度相当高，且苏军本身不具备可与德军相比的协同战术能力，也欠缺闪击战所必须的主动精神（原因见下）。本次作战由列宁格勒军区总司令梅列茨科夫负责。苏军于边界上布署的兵力约占了其于1939年战斗序列的四分之一总兵力，详细如下：苏联海空军的主要任务皆为支援地面部队行动，前者负责消灭芬兰空军、攻击其通信设施、阵地、打乱其动员以及执行类似德国空军于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发动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来瓦解芬兰人的抗战意志，后者则负责对芬兰进行海上封锁及对关键岛屿和港口实施两栖登陆。自《塔尔图条约》签署以来，芬军总参谋部（芬兰语：Puolustusvoimain pääesikunta）即认定唯一会威胁本国安全的国家只有苏联，也因为该国与其本身巨大的国力差距，曼纳海姆确信芬兰对抗苏联最多只能延缓最终战败的时间，也因此作战目的不得不设为持久战，以期待国际援助与有利态势之和平。芬军根据地理条件假定苏联未来的侵略行动将会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主攻势，加上从拉多加湖以北挺进芬兰内地进行侧翼包围。不单是芬兰军事领导人清楚苏军想保护列宁格勒安全的意图，卡累利阿地峡也是从列宁格勒到芬兰心脏地带最短、也是交通最方便的路线（铁路公路皆完善），至于拉多加湖一直北上到雷巴奇半岛的漫长国境线上，芬军总参谋部因为当地森林茂密、缺乏可供大规模机械化部队运动的道路和人口集中地而不认为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威胁存在，因此芬军便于受到主要威胁的卡累利阿地峡上建立了横跨全幅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曼纳海姆防线”，这条防线虽然因为国防资金短缺而没有如法国马奇诺防线或德国齐格菲防线那样规模的强度，但因为采用德军发展的“纵深防御”战术原则作为设计方针，具有相当的弹性。1939年4月，曼纳海姆鉴于可能与苏联爆发战争而开始积极备战，他于夏季征召了7万名壮丁与2500名妇女投入为时4个月的“曼纳海姆防线”强化工程上。到了10月，曼纳海姆撇开认为动员将可能被苏联视为挑衅的反对意见，坚持于10月初进行全国性动员，只是为了测试苏方的态度，芬军不使用敏感的“动员”字眼，而改用实施国法规定的大演习而进行的临时召集——“强化训练（芬兰语：Kertausharjoitukset）”的名义，且为求谨慎，分成了三阶段实施动员。10月6日至7日，进行第一次召集，承平时期负责保卫卡累利阿地峡的4支守备队被动员成9个营。海空军以及陆军的坦克部队等需要训练和技能的单位之预备役士兵也在9月就被要求复归原队。10月10日，进行第二波召集，集结各级参谋军官与3个师的士兵，其中2个配置于地峡、1个位于拉多加湖以北。10月14日，第三波召集，芬兰野战军部队全数集结完成。因为有着如此预备的动员征召，才使得苏军最初动用大军进行突袭进攻并无获得决定性的成果。随着战争逐渐逼近，季节也逐渐进入冬季，昼短夜长和逐渐转恶的气候条件令苏军不易全力发挥其空军与机械化部队之实力，因此为身为被动防御方的芬军增添些许优势。战略上，芬军将全国战区分为北、中、南三大部分：北部，利用气候与地形，军队与民众协防，采取游击战及退却防御，消耗苏军力量；中部，借由湖泊、沼泽、森林和“曼纳海姆防线”的延伸部进行以游击战为主、阵地战为辅的机动防御；南部则以“曼纳海姆防线”为凭借作持永性防御，以阵地战为主、游击战为辅，详细布署如下：其他还有派遣一支分遣队和一个炮兵连保卫百沙摩、一个步兵团保卫奥兰群岛、7个步兵营保卫芬兰南部沿海岸，曼纳海姆还留下两个步兵师作为战略总预备队，以防苏军从卡累利阿地峡沿岸直接登陆包围。1918至1920年的内战对苏联国防武力——工农红军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汇整自一次大战中突破阵地战僵局的经验时，苏联军事学者着眼于大规模的机动化作战，并视其为未来战争发展的模式。在红军发展的第一阶段（1922年至1928年）期间，苏联国防建设思想大致上可分成两种派系在争论：一、由红军的缔造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所主张，维持一支巨大的军队来专注对付国内的“反革命敌人”，仅留有一支小型常规兵力来保护边界；二、由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为首，主张红军应培养一支专业化的武力防卫外部敌人、建立统一的军事教范，以机动战与攻势理论为核心思想。之后伏龙芝的主张占了上风，在该人于1924年至1925年担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的18个月里，红军改组了军队指挥结构、建设参谋制度、军校和军官培训制度，并一改托洛斯基早期检查帝俄时期军官的忠诚度而设置的政治委员制度，使其依从于部队指挥官之下。1925年，伏龙芝去世，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亚历山大·安德烈维奇·什维辛（俄语：Свеч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弗拉迪米尔·基里雅科夫维奇·特里安达菲洛夫（俄语：Триандафиллов,_Владимир_Кириакович）和沙波什尼科夫为首的新集团迅速崛起，并对军队实施改革，奠定了红军机械化以及未来军事学说的基础，他们认为未来的战争中无法以一次的作战摧毁敌军，必须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其在不利条件下战斗，这个概念后来发展成“纵深作战”理论。列宁逝世后，接而掌权的斯大林认识到一支国防武力必须有强大的工业能量作后盾，故自1928年起实施“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能力大为提升，得以装备和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红军也自1934年的562,000人增为1937年的1,600,000人，成长至三倍之多、1931年时，坦克年产量为700辆，但至1937年时则提升为3,139辆、大炮也从2,000门增为5,000门。1930年代，苏联红军在训练、装备和组织能力皆随着军事学说的发展而日趋成熟，红军举办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也颇令外国观察家注意，如英军即对当时红军的机械化和军事思想印象深刻，法军则认为红军拥有相较欧洲所有国家的巨大机械化部队优势，但同时也批评红军战术拙劣。尽管尚有不足之处，但仍有军事历史学者认为，1937年的苏联红军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上皆对西方盟军有相当的优势。然而就在红军顺利发展的途中，斯大林开始展开整肃政军首脑的“大清洗”运动，此举近乎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团，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包括于1937年被处决的图哈切夫斯基）、264位师级以上的指挥官中的220位和36,761名各级军官都被肃清，仅一半以下的军官能留任。军中的空缺多由忠于上级，但能力低下的士兵所接替，政治委员再度拥有对军事置喙的地位，然而后者在决策时往往是基于政治利益来作判断，这种双头马车式结构不仅令苏军指挥复杂化，也严重破坏了指挥官的决策独立性。“纵深作战”学说很快就被与“叛徒”划上等号，留任的军事指挥者也相当保守。此外，在国际局势逐渐走向战争的同时，苏军也逐渐汇整他们对外战争的经验，但因为若干因素而衍生成错误的认知。1936年，苏联干涉西班牙内战，派出军事顾问团与援助共和军（西班牙语：Fuerzas Armadas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飞机与坦克。西班牙坦克部队的总指挥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在瓜达拉哈拉战役（英语：Battle of Guadalajara）以少数装甲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击败了数量约三倍、但实力不足的意大利军（英语：Corpo Truppe Volontarie）CV-33轻型坦克群，然而巴甫洛夫却就此认为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才是正确的作法，也说服斯大林坦克不再是主导现代战争的武器，苏军也转而走向阵地战和防御的消耗战型态，原本的机械化部队也变成较小规模的坦克旅。1939年5至7月，苏联与日本爆发了名为“诺门罕事件”的一系列边境冲突，苏军将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成功以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完成纵深作战式的包围歼灭战，特别是机械化部队与空军的协同作战能力相当显著。然而对苏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比朱可夫于诺门罕的经验更具参考价值，参加前者的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巴甫洛夫和库利克将军以及参加后者的朱可夫与格奥尔基·潘塔列夫维奇·克拉夫切克（俄语：Григорий Пантелее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形成两种派系，前者认为日军并非一支现代化的劲旅，不能代表未来发展的趋势，斯大林甚至从诺门罕的例子中得出大清洗反而增强红军实力的结论。因为上述原因，苏联在诺门罕这场该国首次大规模使用坦克、炮兵和航空兵的实战经验不被人重视。尽管红军内部吸收了错误经验、军官团与指挥受到大清洗的重创、不适宜的编制、高层的分裂等负面因素，但就数量与装备来看，苏联红军仍是一支极为巨大的武力，远非芬兰所及。1939年，红军已有500万兵力，其主干——步兵师（俄语：Стрелковая дивизия РККА）（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步兵师）每个编制为18,841人、78门野战炮、129门迫击炮和725辆卡车，而芬军步兵师则为142,000人、54门野战炮、18门迫击炮和46辆车，远小于苏军同级单位的战力。苏军亦投入大量的装甲部队于此战中，战争开始时苏军投入了2,514辆坦克和718辆装甲车。在主战场卡累利阿地峡上，苏军布署了1,450辆坦克。战争结束时，苏军已投入了6,541辆坦克和1,691辆装甲车于冬季战争中，主力车种为T-26和BT坦克，但也有为数不少的T-28中型坦克以及少数的试验型重型坦克——SMK（俄语：СМК (танк)）、T-100。空军方面，苏联空军在开战时就拥有6,000架飞机可用，其中有3,000架为现代化的战斗机与轰炸机，共投入了3,253架飞机于冬季战争，主力战斗机为I-15、I-153、I-16，轰炸机为SB-2、DB-3和TB-3。海军方面的状况则请参阅下节。芬兰武装部队——芬兰国防军的起源为民兵组织性质的白卫队（英语：White Guard (Finland)）转型而来。1919年2月，芬兰制定了独立后的新式征兵法，于1922年生效，役男服完一年兵役后必须保持7年的现役后备役和24年的非现役后备役身份。1934年后，芬军建立了以全国地区划分的军区动员系统，单位与装备可以直接从各自地区集结、迅速调往前线。承平时期芬兰国防军仅33,000人，而当冬季战争爆发后，芬军再动员10万名后备军、10万名民防队成员，成长至337,000人，到了1940年3月初成长到最大规模的346,000名士兵，此外另有协助防空和洗衣等后勤事务、由女性组成的“罗塔·斯法德（英语：Lotta Svärd）”组织（近10万人）。就全国动员率来看，芬兰的动员能力已超过了二次大战末期的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芬军的装备十分适宜在当地作战，所有的士兵都备有滑雪板，可以快速移动相当长的距离，且身着可融入雪地的白色野战服，各师也配有加热帐篷，可以在前线让士兵们在前线睡得温暖舒适。然而身为小国的芬兰就军事工业来说完全无法与苏联相比，武器自制能力极为有限，绝大多数的装备都源自俄国内战时从世界各国输入或是帝俄留下的旧货，武器种类多样，如手枪就有5种规格的子弹，步枪主要为帝俄武器库遗留的19万把莫辛-纳甘步枪（苏军也使用这款武器，故弹药是互通的）和日制三八式步枪，火炮主要为1902年的俄造76毫米野战炮，另有装备4,000余把的索米M1931冲锋枪，这款冲锋枪被认为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冲锋枪之一。芬军最缺乏的武器是反坦克炮，其标准武器——波佛斯37毫米战防炮在冬季战争初期仅有不到100门，以至于不得不以野战炮、反坦克步枪（多为L-39反坦克步枪（英语：Lahti L-39））或是投掷通称“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汽油弹来击毁苏军的坦克。在装甲兵力上，芬军同样无法与苏军相提并论，仅有战间期间英国设计的维克斯六吨坦克（含一辆试验车，共采购33辆，但战争爆发之初很多都不具备武装）和一次大战遗留的20辆雷诺FT-17坦克（芬军已认知到这款坦克跟不上时代，故即便维克斯六吨坦克外只剩该武器可以作战也拒绝出击，到了1940年芬军将其埋入土中作固定碉堡使用）。芬兰空军也因为缺乏国产机而只能从国外进口，飞机机种也是相当多样，包括荷兰（D.XXI战斗机）、意大利（G.50战斗机）、英国（格斗士式战斗机与布伦亨式轰炸机）。海军方面的状况则请参阅下节。与物质缺乏的窘境相对应的是，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民防部队，芬军皆训练完善、战术灵活，他们重视枪法，虽然芬兰没有大规模的进行狙击训练，但最终仍造就了数位在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狙击手，其中著名者为席摩·海赫，该人在短短约100余天的冬季战争中狙杀了超过500名苏军士兵。芬军也擅长小单位战术，当时绝少有国家的军队可与其相比。领导风格方面，苏军因为受到大清洗的伤害，下级军官和士官行动畏惧失败造成的后果，无论形势为何皆完全听从上级指示，行动极为僵化，芬军反而是强调大胆主动与果敢。以上种种一定程度上抵销了苏军拥有的庞大数量与武器装备的优势。冬季战争大致上可分作1939年11月30日至12月31日以及1940年1月至战争结束的3月13日两阶段，在前者期间，苏军投入大部队进行机动战来迅速获得胜利，试图包围、孤立并消灭敌军，却一再败在芬军的战术优势上，在各条战线上进攻皆受挫，特别是整个12月期间，苏军地面部队损失惨重。芬兰北部与中部战区，尽管芬军布署极少的部队，但充分利用地型优势一再从侧翼打击敌军、席卷其补给线，进而逐次孤立、包围与消灭。南部地区则是苏芬两军皆投入重兵的主战场，尽管前者在当地布署了极为庞大的部队，却一再发起组织草率、兵种协同能力差的正面进攻，久久无法取得突破。在第二阶段里，苏军的进攻方式才有了大幅的改进，才最终打败了芬军（见下节）。卡累利阿地峡为冬季战争的主战场，该地宽约100至110千米，遍布并未结冰的狭长湖泊与沼泽，还有着阻碍部队运动与展开、观察敌人的浓密森林，对身为防御者的芬军来说是阻滞及侧翼包围敌军的绝佳地形，且曾于1939年夏季在当地进行过演习，对该地非常熟悉。芬军依赖的“曼纳海姆防线”位于卡累利阿地峡范围内的苏联国境向北30到75千米处，为数20万的苏军部队在开战那一刻即开始地峡发动攻势，与其对阵的是12万名的芬军，其中约21,000人布署于防线前方，以在苏军抵达主防线前加以阻滞与打击。战斗初期，最令芬军感到威胁的是苏军的坦克，芬军不仅只有少量的反坦克武器，许多士兵平常也就一次看过一两台坦克，但这次却是大规模的坦克队发动进攻，致使其相当慌乱。不过，苏军坦克部队偏好使用呆板的正面冲锋战术，芬军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近距离对抗苏军的坦克，如布置圆木和铁条的阵地，让它们被卷进苏军坦克的负重轮里，迫使其停滞，接着再以“莫洛托夫鸡尾酒”摧毁，这种轻便的投掷武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芬军笨重的反坦克炮移防不易的缺点。仅在12月5日前，芬军即于地峡摧毁了80辆苏军坦克。12月6日，苏军对地峡东侧的泰帕尔（芬兰语：Taipale (Käkisalmen piiri)）防线地段展开首次的进攻。泰帕尔位在拉多加湖沿岸、泰帕尔河与苏凡托水道之间，苏军此一进攻为的是将芬军从主要目标——地峡西侧的苏玛（英语：Summa）调开。在苏凡托一带，芬军有着海拔高度较高和地面干燥方便挖掘的少许优势。芬军炮兵不仅可监视此区战况，还可让炮火跟上自军的攻势以及预料到苏军的攻击行动。苏军以长达40小时的炮兵轰击开始了对泰帕尔的攻势，随后苏军步兵对开阔地区发动进攻，但遭芬军反击，因蒙受大量伤亡而被击退。12月6日至12日，苏军持续的进攻，但一直被芬军仅一个师挡下。于是苏军强化其炮兵实力，调来了坦克和第10步兵师（俄语：10-я стрелковая дивизия）到泰帕尔战线上。12月14日，强化后的苏军发动了新的攻势，但又被芬军打退回去。苏军接连又投入了第3个师战斗，但表现拙劣，士兵在敌军炮火下更是惊恐与混乱。苏军不断攻击但一直没有成功，反受到相当庞大的损失。在本攻势中的一次战斗中，苏军的攻击仅维持一小时就无以为继，雪地上留下了1,000名的苏军阵亡士兵尸体和27辆散落各地的坦克。地峡西侧方面，苏军于12月16日在苏玛遭遇芬军，此地为苏军的首要目标，若加以占领即可打开通往卫普里的通道，但芬军也在当地建造了41处钢筋混凝土碉堡，使该处防线坚强程度非地峡他处所能相媲美。只是，芬军因为计划上的疏失，该防线在姆纳苏沼泽附近存在着1千米宽的缺口，于是苏军大举进攻该区，后于12月19日突破了防线的狭窄缺口。不过苏军兵种协调能力太差，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芬军也因为缺乏合适的反坦克武器，便继续留在壕沟中，放任苏军坦克自由地在其防线后方行动。随后芬军成功击退了苏军的主攻，将缺口重新堵住，而在敌军防线后方被孤立的苏军坦克仅能零星地攻击芬军的坚强据点，最终于20日被芬军全歼。12月22日，芬军赢得了苏玛之战第一阶段的胜利，仅在此役苏军就损失了52辆坦克，但芬军也有2,082名士兵伤亡。战事一再失利令苏军士气低迷，也深受补给不足之苦，故不再进行自杀式的正面进攻、停止了对“曼纳海姆防线”的攻势。芬兰第2军司令——哈拉尔德·厄奎斯特（英语：Harald Öhquist）少将见此计划发动反攻，打算将卫普里附近的3个苏军师围而歼之，此行动于12月29日获得芬军最高统帅部的批准。然而芬军自12月23日发起攻击当天即出师不利，随后又因为天气和通信问题致使部队作战协调不佳，进攻随即取消了，芬军损失了1,300人，苏军的伤亡估计也与此数相近。芬兰北部的拉普兰战区森林稀疏，可为苏军的坦克部队提供更多活动空间，但降雪量大、人烟罕至，芬军也不认为苏军会在此地投入多少兵力，但与此相反地，后者投入了完整的师级部队。12月11日，芬军重组了拉普兰的防御，自北芬兰兵团调出单位组成特编的“拉普兰兵团（英语：Lapland Group）”，由库尔特·瓦伦纽斯（英语：Kurt Martti Wallenius）指挥。南拉普兰邻近于萨拉一带，苏军投入两个师——第88与第112师（合计35,000人）发动攻击，12月9日，很轻易地就将仅有一个营的芬兰守军逐出该村，夺取了通往佩尔科森涅米以及凯米耶尔维的要道。12月17日，苏军的北进部队包括1个步兵团、1个营和1个坦克连被芬军的1个营包围。18日，芬军自侧翼对苏军发动进攻，第112师仓皇撤退回萨拉，留下10辆坦克、40辆卡车和大量武器弹药。芬军紧接着派遣增援去强化凯米耶尔维的守备，苏军一再于该地发动的进攻皆未奏效，反而芬军展开反击后将其推回到一条新防线，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北拉普兰方面，由于芬军的主力已经投入到地峡上，故欠缺足够的人力来防守该区，重要据点百沙摩也仅将交给104独立营防守，而苏军有着邻近的摩尔曼斯克港湾作为据点，很轻易就能对该地区发动进攻，成功占领了雷巴奇半岛，再以第104山地步兵师自海上和陆上两面进攻著，他们还额外获得了波罗的海舰队的火力支援。12月3日，在付出13人战死、38人受伤的代价后，芬军鉴于百沙摩离主要铁路太远、地势太低、荒凉而不利于防守等特点，放弃了该地，改集中兵力来对阻滞苏军的进攻。苏军于12月23日攻取了距离百沙摩65英里的纳齐（英语：Nautsi），但芬军仰赖北极圈内特有的极夜现象和极端性气候的条件，持续以游击战方式袭击苏军的补给线和巡逻队，导致后者的行动被兵力不及其五分之一的芬军所阻止，随后苏芬两军一直维持着对峙状态到战争结束。拉多加湖以北的战线方面，芬军同样凭借地形优势进行防守。该区有着大片未开发、杳无人烟的森林，缺乏可供现代化的苏军通过的道路网。然而，苏军第8集团军在当地投入的兵力令芬军总参谋部惊讶，芬军在该区仅布署两个师，另有3个旅的支援，总计超过3万人，但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苏军则是几乎在每条西至芬兰边境的道路上都各布署了一个师，总计和芬军比有着三比一的人力数量优势，火炮与空中兵力也有着五比一的差距，加上建设了一条可至边界的新铁路，使他们在当地的补给能力大为提升，战争爆发后即对伊洛曼齐、托赫马耶尔维、苏奥耶尔维和索尔塔瓦拉四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芬军感到恐慌，而后自压倒性多数的苏军前撤退，芬军第4军军长于12月4日由沃德玛·赫格伦德（英语：Woldemar Hägglund）取代。12月7日，拉多加卡累利阿战线中央处，芬军单位撤到了柯拉附近的一条小溪，这条水道本身无法提供什么保护，但当地附近有着10米高的山脊可供防御。柯拉战役一直持续到冬季战争结束，因而芬军有一句纪念这场传奇性战役的格言：“守住柯拉”（芬兰语：Kollaa kestää）。北部方面，芬军在苏军第139步兵师的进攻下于12月5日自埃格莱耶尔维（芬兰语：Ägläjärvi）撤到了托尔瓦耶尔维，12月12日，芬军在该区击退了苏军的攻势（英语：Battle of Tolvajärvi），至14日，第139步兵师被彻底击溃。南部方面，拉多加湖北岸道路有苏军第18步兵师和第168步兵师联合进攻著，和之前一样，这些师落入陷阱中，具有较佳机动力的芬军自北翼对苏军纵队展开反击。至12月19日，芬军因部队过于疲倦而暂时停止了攻击。1940年1月6日至16日，芬军恢复了攻势，将苏军师截断成各个较小而规模不一的集团。与芬军的预期不同，苏军师并无试着朝东方突围，而采取了就地固守，他们正等待其空运援军与补给，尽管苏联空军空投的补给品不足，但他们依旧顽强地抵抗，直至2月18日，被围的第18师残部投降，因为后来停战的缘故，才使得苏军第168师免受到相同的命运。苏芬边界中段战区方面，苏军以163（中）、第44（南）和第122步兵师（北）三个师朝西发进，要将领土狭长的芬兰南北联系切断。芬军第9师先是阻止了苏军第44步兵师增援已攻占苏奥穆斯萨尔米的第163师，接着于25日切断后者的补给线，第163师试图越过冰封的基安塔湖（英语：Kiantajärvi），但被芬军阻止，终于12月28日被后者彻底歼灭，第44步兵师连同163师之一部也跟着于1月6日在拉特路之战（英语：Battle of Raate Road）中被消灭。上述的苏奥穆斯萨尔米-拉特路双重会战中，苏军163师与44师两个精锐师被芬军的小股部队彻底打败，这场战斗成了外国军事学院“以寡击众”的经典实例。仅拉特路一役，苏军就付出7,000到9,000人的死伤，而芬军仅损失了400人。此外，芬军还掳获了大量的苏军装备，包括数10辆坦克、火炮、反坦克炮、数百辆卡车、近2,000匹马、数千把步枪、大量急需补充的弹药和医疗用品。苏军在战争初期攻进芬兰时认为将受到当地人民夹道欢迎，但相反地是，芬兰人采取了焦土政策，焚毁庐舍、制造诡雷、埋设地雷和堵住水井，增加苏军的后勤困难。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也是异常地寒冷，卡累利阿地峡于1940年1月16日当天还留下了最低温到摄氏零下43度的纪录，这样的温度在瑞典气象厅的档案纪录里是从1828年纪录以来仅两次出现过的极低温，部分苏军单位罹患冻伤的比率高达10％，但也因为如此，苏军坦克得以驶过许多冻结的土地和水域，好过在沼泽和泥浆中无法动弹的处境。苏军在冬季作战的准备上很不充足，芬军组织了数支穿着雪白色斗篷、容易隐蔽于地形的滑雪部队，对苏军纵队展开游击战，而后者坦克在战争开始时涂上的却是橄榄色的涂装，士兵穿的是常规的卡其色制服，成了战场上极为显眼的目标，一直到1940年1月下旬，苏军才将它们的装备漆成白色、给步兵部队配发雪衣。苏军在防寒服、枪支防冻液、道路整备单位等都欠缺，也因为缺乏滑雪技巧，移动时不得不倚赖道路，开战两周内又下着大雪，积雪累积了2米高，苏军因此非常容易被分割成陇长的纵队，其后方的补给队也为敏捷的芬军所袭击，后来苏军虽然有派出数支滑雪部队，但仍无法与芬军同性质单位相抗衡，根据芬军野战将领的说法，苏军的雪橇品质低劣，除了拿来当柴烧外别无他用。再者，苏军缺乏可维持室内常温的过冬帐篷，许多人因而必须睡在临时搭建的遮蔽物中。斯大林派遣去部队也是不适合冬季作战、多数属于苏联南方领土征召来的士兵，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故乡都是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一年里根本没下过几次雪，而且他们也不懂俄文，有种说法是，鉴于苏联立国时国内的少数民族起而反叛，故斯大林选择这些“损失也不值得惋惜”的部队来投入芬兰战场。拉多加卡累利阿北至百沙摩一线的所有战斗中，芬军皆采用游击战术，对于苏军纵队则采用“柴堆”战术歼灭之，此名源自芬兰人一般伐木将其堆积起来的状态，依芬军野战教范指出分成三阶段：一，侦查并诱使敌人陷入一个封闭的战地区域；二，于苏军纵队之间通过间断、迅速地攻击的方式将其分开、孤立化；三，逐次消灭被包围的小型“柴堆”，从最弱者开始攻击，较强者在芬军尚未击破前会因为饥饿与寒冷逐渐失去战斗力。“柴堆”战术令芬军将庞大的苏军部队切割，可集中自军兵力从多面方向攻击，将其各个击破，此外因为芬军反复出击侦查、从各个方向发动攻击、根据苏军的反应决定下一步，使苏军无法预料到芬军随时将会从哪个方向展开进攻，对其实际战力也往往高估，再加上黑夜与森林提供芬军良好的隐蔽性，芬军得以一再袭击苏军，特别是破坏他们的野战厨房、帐篷和于后方埋设地雷，导致苏军的士气降低、恐惧升高和增加卫戍部队，严寒更使得受袭或被包围的苏军部队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且苏联官方宣传芬军将会把俘虏折磨至死，故被围苏军也不愿投降。截至1939年12月底，苏军已付出11,676人阵亡、5,965人失踪、35,800人因战斗受伤、1,164人内出血、493人烧伤、5,725人冻伤，共计69,986人伤亡的代价。然而芬兰方面无论是物资还是人力都也陷入紧绷，在人数370万人的国家中动员了35万余男性和84,000名女性用于进行军事动员，国内经济实际上已陷入麻痹状态，装备同样严重不足，特别是缺少迫击炮的炮弹，因此芬兰一边对外宣称战果、请求援助，一边对内要求节省物资，同时也多次希望与苏联重新谈判，但后者一直未给予回应。1940年1月，芬兰共产党人、女权主义作家海拉·沃里约基联系芬兰政府，她已通过苏联驻瑞典大使亚历山大·柯伦泰和莫斯科取得联络，随后便前往斯德哥尔摩与该人会面。不久，莫洛托夫决定重新承认吕蒂-唐纳政府的合法性，并废除其扶持傀儡政权——“特里约基政府”。一名配有“莫洛托夫鸡尾酒”的芬军士兵，这种简易的燃烧瓶武器不仅制造容易，亦可弥补芬军反坦克武器不仅数量少、移动也不方便的窘境，芬军用它对付苏军坦克成果颇丰。背着步枪、身着白色雪衣和滑雪板的芬军士兵，与配有重型武器的苏军不同，芬军无须倚赖道路才能行进，可以滑雪的方式一再灵活地袭击和骚扰苏军的后方。1939年11月30日，正在横渡卡累利阿地峡里的河川的苏军步枪兵。苏军在入侵芬兰的第一阶段中经常是身着棕黑色外衣，在霭霭白雪上成了芬军狙击手极容易发现的目标。时至12月底，斯大林对于迟迟无法解决芬兰的战事而感到不满，他在克里姆林宫狠狠训斥了梅列茨科夫与其幕僚，尤其是卡累利阿的苏军发动的第三波攻势又被芬军挡了下来更使他愤怒。12月28日，国防委员会下令卡累利阿地峡的苏军暂时转入防御态势。在克里姆林宫的检讨会议上，斯大林听取总参谋部对于第7集团军攻势的检讨报告，后者认为列宁格勒军区对于“曼纳海姆防线”的调查不够彻底、部队指挥松散且部队在多兵种联合进行突破作战上的训练不足，致使无法对敌军防务施行迅速的进攻，列宁格勒军区的广正面攻击才因而失败。1939年12月9日，梅列茨科夫交出了对芬战争的指挥权给苏联最高统帅部（英语：Stavka），直接由伏罗希洛夫、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斯大林和沙波什尼科夫等人指挥。斯大林放弃了现时的计划，改用6个月前沙波什尼科夫所拟定、苏军将会集中压倒性的火力去攻击窄正面的芬军防线之方案。不单是战法需要作调整，人事上斯大林也决定创建方面军单位——“北西方面军（英语：Northwestern Front）”来统筹地峡上的进攻，成了斯大林和各集团军司令之间的指挥者。会上斯大林在征求志愿者时，基辅特别军区司令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表示愿意，条件是可以使用沙波什尼科夫的计划中列入的所有资源。铁木辛哥以做事有条理、纪律严谨著称，同时也是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主张机动战的反对者，他更偏好也更擅长进行集中火力的正攻法，对于在“曼纳海姆防线”和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迟滞不前的苏军来说，铁木辛哥是新建方面军司令的不二人选。1月7日，国防人民委员会正式通知列宁格勒军区将战略指挥权转交给北西方面军，而原列宁格勒军区总司令、对芬战争总司令的梅列茨科夫则降为第7集团军司令。斯大林为铁木辛哥安排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叶费姆·阿法纳什维奇·什加登科（俄语：Щаденко, Ефим Афанасьевич）来协助挑选所有军区的优秀部队，并转至增援地峡上的第7和第13集团军，日丹诺夫也担任后者的政委，改善与集中铁路、电信和道路系统，提高列宁格勒的军备生产与动员能力。战法上，铁木辛哥检讨近期的战斗经验、调整战术原则、规划部队的新式训练体制、改善诸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同时，他也着手处理苏军指挥官一再强调的气候问题，统整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时苏军遭遇到的各个问题，制作“曼纳海姆防线”的模型来研究突破手段。因为上述的备战，苏军在整个一月里都没有采取什么真正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但仍以第7、第8、第13集团军和苏联空军轰炸机持续炮轰、航空侦查和威力侦查来保持对芬军的压力，仅轰炸机就对“曼纳海姆防线”轰炸了4,817架次。梅列茨科夫指挥第7集团军集中75％的兵力攻击“曼纳海姆防线”上泰帕尔与姆纳苏沼泽之间仅16千米的窄正面，使用的战术相当基本：以装甲部队作为楔子突破，再以大量步兵与车辆进行突击。为此，苏军先是调查芬军前线工事作准备，再集中大量新坦克与炮兵于该战区，军队自10个师增至25到26个师、6至7个坦克旅和数个独立坦克排，总兵力达600,000人。2月1日，苏军进一步增强了炮击和空中轰炸的火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在头24小时的弹幕轰炸里向芬军防线倾泻了30万发炮弹。原先，芬军在白天躲进遮蔽物中，再于夜间出来修复被破坏的掩体，但苏军这次将炮击时间拉得很长，一再摧毁和消耗芬军的防御工事，很快即令后者在堑壕战间损失了超过3,000名兵员，另外苏军还施以一到两个连的小规模步兵突击战术辅助其攻势。芬军却因为弹药不足，其炮兵不得不在苏军发动直接具威胁性的地面攻击时才能开火射击，作战受到严重的限制。尽管苏军已在战术力求精进、士气也有所提高，其将领在心理上仍是能接受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来取得某些目标。苏军的攻击虽然有烟雾、重炮和装甲兵的支援，但步兵冲锋仍是在开阔地以密集队形进行。有别于12月时的战术，苏军这次发动进攻时投入的坦克数量少的多，且有着步兵保护，芬军无法轻易将其摧毁。经过连续10天日以继夜的炮轰后，苏军终于在地峡西侧的苏玛取得了突破。2月11日，苏军布署了约46万人、超过3,350门火炮、约3,000辆坦克和约1,300架飞机于地峡，他们在突破芬军防线后仍持续不停地增援部队。与其对阵的是芬军的8个师，总计15万人的部队。芬军一个个师都在苏军的强烈攻击下陆续撤退，到了2月15日，曼纳海姆下令第2军向中间防线进行总撤退。地峡东部方面，芬军仍持续抵抗并击退苏军的进攻。此时的芬军已明显筋疲力尽，而此时苏联在军事上伤亡惨重、政治上又极为尴尬，英法也极可能介入战争（英语：Franco-British plans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Winter War），加上随着春季即将到来，苏军将可能被迫在融雪后满布泥泞的森林中作战。芬兰外长唐纳于2月12日抵达斯德哥尔摩，通过瑞典方面与苏联谈和。无论是德国还是瑞典，两者都希望冬季战争迅速落幕，前者担忧瑞典一旦允许盟军通过其领土，铁矿石的来源将会受到威胁。德军也因此早有准备了名为“北方研究”（Studie Nord）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攻计划，该计划即后来德军进攻丹麦与挪威的“威瑟演习作战”之原型。芬兰政府对于苏联提出的严苛条件犹豫不决，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则在2月19日公开宣布瑞典军方不再会给予芬兰任何援助。2月25日，苏联代表交付和平协议中的详细内容，29日，芬兰方面表示原则上同意苏联之要求，愿意参加谈判。3月5日，苏军再度挺进了“曼纳海姆防线”后方10至15千米，并攻进了卫普里的郊区，同时也在维堡湾西方建立了一座滩头堡。芬军于当天提出停战的建议，但苏方因为想继续对芬兰政府施加压力而在隔天表示拒绝。3月7日，芬兰和平代表团从斯德哥尔摩抵达了莫斯科。苏方凭着自己在军事形势上的有利而采取强硬的姿态，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