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葱期货法案是美国一项禁止对洋葱进行期货交易的国会法案。
1955年，商人Sam Seigel与Vincent Kosuga（英语：Vincent Kosuga）通过大量囤货成功操纵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洋葱期货市场。针对此一事件而施行的监管措施最终促成了洋葱期货法案的诞生。
为了弥补联邦乳制品补贴给黄油期货造成的损失，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在1940年代中期引入了洋葱期货。到了1950年代中，洋葱期货成为了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的产品。1955年，洋葱期货占据了交易所大约20%的交易量。
1955年秋，Seigel伙同Kosuga购买了大量洋葱现货与期货，控制了约98%在芝加哥进行交易的洋葱。上千吨的洋葱因而从各地运往芝加哥。到了1955年末，两人已在芝加哥囤积了超过14000吨洋葱。他们旋即威胁洋葱种植者购买他们的库存，否则便将大量洋葱推向市场。两人同时向种植者们保证将继续持有剩余库存以稳定洋葱价格。
Seigel与Kosuga两人在种植者们开始购买洋葱后立即大量做空洋葱期货。此时，由于库存的洋葱已经开始变质，两人将洋葱运往城外清洗，完成后重新包装送回城内。这一行动让许多期货交易者误以为洋葱供应有盈余，使洋葱价格进一步走低。到了1956年3月，Seigel和Kosuga两人将洋葱放上市场出售，令一袋50英磅（23千克）的洋葱价格跌至10美分。而在早前的1955年8月，同样一袋洋葱的价格则为2.75美元。由于从各地运来的洋葱过多，美国其他地方甚至出现了洋葱短缺。
Seigel与Kosuga从他们的空头交易中获利数百万美元。而此时一袋50英磅（23千克）的洋葱在芝加哥的售价甚至不如包装袋本身高。许多洋葱种植者因而破产。手上持有大量一文不值的洋葱的农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许多农民甚至不得不自己花钱处理掉手上的洋葱。
风波过后，许多市场评论者认为Seigel和Kosuga的行为属于投机冲击（英语：Speculative attack）。洋葱价格的剧烈变化引起了商品交易管理局（英语：Commodity Exchange Authority）（今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前身）的注意。管理局很快对此事发起了调查，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英语：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Nutrition and Forestry）与众议院农业委员会（英语：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亦针对此事举行了听证会。
商品交易管理局在听证会上表示，令洋葱容易成为价格操纵的目标的是其易变质的特性。时任密歇根国会议员杰拉德·福特提出一项法案以彻底禁止对洋葱期货的交易，即今日的洋葱期货法案。交易商们对此法案非常不满，一些人争辩洋葱并非主食，因而洋葱短缺并不会造成大问题。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主席E.B. Harris（英语：E.B. Harris）大力游说反对此项法案，并称之为“烧光谷仓抓老鼠”。不过最终，时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8月签署通过了此一法案。
禁令通过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发起诉讼称此项禁令违宪。遭联邦法官否决后，交易所未向最高法院继续上诉，禁令得以保留了下来。
失去重要交易产品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包括鸡蛋、火鸡以及土豆在内的其他交易产品并不足以维持交易所的运转。交易所不得不选出新的领导层以探索新的商业策略。其后，通过开发包括猪腩与冷冻浓缩橙汁在内的新期货产品，交易所成功挽回了损失。
Holbrook Working（英语：Holbrook Working）在1960年发表研究认为洋葱的价格波动性在1940年代引入期货交易后呈下降趋势。其后的一些研究引用其作为有效市场假说成立的证据。1963年，农业期货专家，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Roger Gray（英语：Roger Gray）发表研究支持这一结论。Gray认为在洋葱期货法案通过以后洋葱的价格波动上升了。
Aaron C. Johnson在1973年得出与Gray相反的结论。他发现1960年代的洋葱价格波动性实际上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包括交通运输、天气、洋葱质量在内的其他因素可能对之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样，没有任何清楚的证据表明期货市场对洋葱的估价是准确的。
进入2000年代，洋葱的价格波动明显的要比玉米或原油的价格波动剧烈。当年一名游说支持洋葱期货法案的农民的儿子现在支持开放洋葱期货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