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妇女》（印尼语：，精确拼音：）是1943年一部由尔敏·巴奈创作的独幕剧。全剧共有六个登场人物，故事主要讲述两组夫妻的冲突——妻子认为丈夫不愿意加入乡土防卫义勇军，形同懦夫；丈夫害怕妻子知道自己秘密加入乡土防卫义勇军之后，会有怎样的反应。之后两位男主角不顾女主角的父母警告，准备出发接受军事训练，还得到女主角的祝福。
本剧于荷属东印度日占时期完成，当时尔敏在雅加达工作，受雇于启民文化指导所。和同期的剧作相似的是，《我们妇女》除了公开宣扬亲日讯息，还注重于一般人经历的日常问题。学术讨论认为这部作品鼓吹男性加入军队，讨好配偶，是一部亲日的政治宣传品；不过也有意见认为，这部剧本其实是在警告读者不要接受乡土防卫义勇军是一支为印尼着想的军事部队。《我们妇女》一剧在1943年上演过无数次，后来又收入尔敏的剧作集。
马赫穆德坐在客厅，看着一份上下颠倒的报纸，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他的妻子阿米娜进来客厅，问他在做什么。听到马赫穆德回答说他在看报纸，阿米娜便摆正报纸，还取笑他。之后阿米娜又打断他，于是马赫穆德便离开住所。
阿米娜的父母进来，问马赫穆德去哪儿了，阿米娜回答他们他“出去了”。阿米娜的妹妹诗丽来了，打断他们的对话，还告诉他们她刚刚和未婚夫苏波诺解除婚约。她的父母经过追问，得知波诺受人催促，加入刚刚成立的乡土防卫义勇军，却拒绝了；诗丽宁愿解除婚约也不愿意嫁给一个懦夫，还说如果自己是男人，她一定会加入乡土防卫义勇军。阿米娜暗示马赫穆德也拒绝加入。
阿米娜和母亲离开客厅去照料阿米娜的孩子；诗丽留在客厅，两姊妹的父亲则继续读报。马赫穆德进来了，悄悄地找诗丽帮忙，还告诉她自己在几个星期前加入乡土防卫义勇军，当晚就要出门接受训练，却不肯定阿米娜的反应如何。诗丽说她会跟姐姐谈谈，叫马赫穆德藏进衣橱里面。诗丽离开房间之后，苏波诺和阿米娜从另一道门进来；苏波诺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情况和马赫穆德相似，阿米娜说自己会跟妹妹谈谈，叫他藏在桌子下面。
两姊妹在客厅碰头，谈到如果伴侣出门参加乡土防卫义勇军，接受训练的话，她们会怎样想。诗丽嘲讽苏波诺才不会有这样的胆子，认为他办不到；阿米娜对马赫穆德也有同样的想法。结果她们决定一起回答说，接受伴侣参加乡土防卫义勇军。马赫穆德和一听到她们这样说，便离开藏身的地方，高呼“印尼的束发万岁！”他们都觉得兴奋，诗丽和苏波诺还准备举行一场短促的婚礼。两姊妹的父母知道女婿参加乡土防卫义勇军之后，却感到惶恐。
《我们妇女》由尔敏·巴奈撰写，他生于苏门答腊，既是记者也是作家。1942年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占领之前，巴奈曾于1933年创办《新作家》月刊，并于1940年发表小说《枷锁》，成为有名的文人。巴奈第一部舞台剧本《时代的画像》在1937年5月面世，首次上映。
到了1942年，巴奈已经成为爪哇岛其中一位重要的剧作家，与埃尔·哈金（原名阿布·哈尼法）、乌斯玛尔·伊斯迈耳齐名。他们的剧作经常触及政治议题、民族主义意识，以及生活环境（特别是传统、道德和宗教）的影响。《我们妇女》主要讲述日常活动，登场人物都是普通人，和过往从神话传说取材，讲述神怪事迹的剧作大相径庭。
1943年4月1日，启民文化指导所在雅加达成立，负责建立亲日、亲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巴奈担任文艺科科长。剧作家开始创作大量剧本，宣扬大日本帝国的理想，例如拉登·阿里芬撰写剧本《亚洲之王》，D·苏拉吉和朝鲜人许泳（日文名日夏英太郎）也撰写过类似的剧作。
1943年，《我们妇女》在雅加达首次上演，同年这套剧目还在雅加达和爪哇岛其他地方上演过很多次。1950年巴奈把这部剧作录入自己的剧作集《貌柔质刚》，并于同时删除邻居探望主角一家人，和他们对话的情景，因为巴奈认为这一幕令故事虎头蛇尾，删掉以后剧情反而更能对应标题。另外他还作出另一项较小的修订，删去二战期间日本敌国的名称。
印尼文学评论家文·斯里·乌玛雅蒂（Boen Sri Oemarjati）认为《我们妇女》是一部爱情剧，展示出印尼人民的力量和气慨；总结全剧的时候，她却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宣传品，还认为这部剧作想传达的讯息是“妇女具备束发的精神，还希望自己的丈夫同样具备雄壮的气慨”，要达到这个目的，她们的丈夫就一定要加入乡土防卫义勇军。印度尼西亚大学的M·尤素夫（M. Yoesoef）同样认为这部剧作是宣传工具，注重于妇女为国家着想，把爱人奉献给乡土防卫义勇军这个题材。
加查马达大学的克里斯·伍德里奇（Chris Woodrich）反而认为这部剧作的目的是暗中警告读者乡土防卫义勇军没有民族主义特质。他认为，从巴奈在启民文化指导所担任的职务可见，巴奈应该知道日本占领地政府成立乡土防卫义勇军的最终目的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保卫印尼群岛，抵抗盟军的进攻；还认为这项讯息之所以要以隐晦的方式传达，是因为作者受限于自己的身份和日本占领地政府严密的审查政策。伍德里奇指出阿米娜的父亲本来是荷兰殖民政府的雇员，还认为他之所以反对女婿加入乡土防卫义勇军看来是为了说服他们留在家里既安全又舒服，其实那是出于自己对殖民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操控）的理解；文中他只能以隐晦的字眼提出反对，因为他也害怕日本占领地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