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灭清

朝鲜孝宗北伐计划朝鲜孝宗李淏北伐清朝的计划。该计划最终并未实施。但是却起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结果。天启六年（仁祖四年，1626年），七岁的李淏被封为凤林大君。1636年丙子战争，朝鲜战败，次年初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等数十万朝鲜人被清军掳到沈阳，1644年清军入关，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1645年3月，昭显世子等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不合儒教礼法，且承认清朝敕使代表天子，所以朝鲜两班士大夫坚决反对。5月21日，昭显世子暴毙昌庆宫欢庆殿，疑似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李倧上报清朝“病亡”。6月7日，凤林大君回到汉城。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死后庙号孝宗。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王朝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仇恨。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孝宗加快了朝鲜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大同法将贡物统一为米谷，该制度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宰相金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孝宗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1650年，孝宗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为六使诘责事件。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未能完成备战，而其防御日本借口又引起顺治帝警惕，1659年五月初四，孝宗死于昌德宫大造殿，北伐计划未能实施。清朝当时正处于全面上升时期，孝宗的北伐计划没有可操作性。北伐计划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双方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早就有类似思想，他们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将地震、彗星等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三藩、东宁、准噶尔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东宁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朝鲜仁祖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后来朝鲜显宗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盖直抵关外, 有不甚难者。 虏不事武备, 辽沈千里, 了无操弓骑马者, 似当如入无人之境矣。 且以天意揣之, 我国岁币, 虏皆置之辽沈, 天意似欲使还为我国用矣。 且我国被掳人, 不知其几万, 亦岂无内应者耶? 今日事, 惟患其不为而已, 不患其难成。”。“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朝鲜否定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文化和经济发展，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却也使得明朝时代的中原文化特色完整的留在韩国。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60周年，朝鲜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明神宗。“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且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太祖、神宗、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朝鲜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且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