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度是古希腊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古代作家认为奴隶制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自然合理，无论斯多葛派还是早期基督教都没有质疑过这种行为。然而早在公元前4世纪，一些独立的争议开始出现，在苏格拉底谈话中尤其明显。
与史学的惯例相一致，本文仅仅讨论物化奴隶制度，而不讨论附属的群体比如色萨利的潘尼斯特，斯巴达的黑劳士，克里特的克拉罗特，他们与中世纪的农奴制更为相类。奴隶们被剥夺人身自由，并被迫服从于一个能够将他像任何一份可能的良好动产一样买卖、租借的奴隶主。
关于古希腊奴隶制度的研究引起了一系列重大的方法论问题。这方面的文献杂乱且十分琐碎，集中在雅典城的问题上。关于这个课题没有明确的专门著述。公元前4世纪的司法辩论关注奴隶制仅仅是作为一种国家收入的来源。喜剧和悲剧以成规写就。肖像画在表现奴隶和工匠方面没有任何充分的区别。甚至这方面的术语都十分贫乏。
古希腊有许多词语用于描述奴隶，虽然它们中的许多需放在上下文中理解以消除歧义。在荷马、赫西俄德和泰奥格尼斯的诗中，奴隶们被称为δμώς/。这个词有着笼统的涵义，但是主要指那些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物”。古典时期，希腊人频繁的使用ἀνδράποδον/一词照字面意义可理解为“一种长着人脚的动物”，与τετράποδον/“禽类及畜类”相对。最普遍的词无疑是δοῦλος/“doûlos”，这是迈锡尼碑文中“do-e-ro”的早期形式，它是“自由民”（ἐλεύθερος/“eleútheros”）的反义词。动词δουλεὐω可以比喻性的用来表示支配权的其他形式，比如一个城邦统治着另一个、或父母们支配他们的孩子。最后，术语οἰκέτης/被使用，它的字面意义是“住在房子里的人”，实际上指的是普通的奴仆。
其他的词语翻译并不那么精确，它们必须和上下文联系起来理解：
奴隶制在迈锡尼文明时就已出现。皮洛斯140 的碑文证明了这一点。奴隶有两个法定的种类：“普通”奴隶和“神的奴隶”（ / θεοιο），这里的神大概指的是波塞冬。神的奴隶有自己的名字和土地；他们的法律地位和自由民相近。他们与神的契约的性质与起源现在不十分清楚。至于普通奴隶，他们的名字显示出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自基西拉、希俄斯、利姆诺斯甚至哈利卡纳苏斯，他们可能是掠夺行为的结果。碑文显示出奴隶与非奴隶间的联合是经常的，而且奴隶们可能成为独立的工匠并能持有小块土地。实际上，似乎迈锡尼主要的分裂并不发生在自由民和奴隶之间，而是宫廷中人与平民百姓之间。
与希腊黑暗时代的诸时期不同，迈锡尼时代与荷马时代在社会结构上并没有连贯性。描述奴隶的术语是不同的：”奴隶不再被称为（doulos），而是被叫做。在《伊利亚特》中，奴隶主要是战争中掠夺而来的妇女。而被俘的男子一般都被赎回或在战场上阵亡。在《奥德赛》中，奴隶们同样大多为女性。这些奴隶是仆人有时也作主人的妾。男性奴隶也是存在的，尤其在《奥德赛》中，养猪人欧迈俄斯就是一例。这样的奴隶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是（“家族”）中的一员：莱耳忒斯与他的仆人共同饮食；冬天时也与他们一起睡。这个词被认为并不包含什么轻蔑的意思，而欧迈俄斯、“神圣的”养猪人，被荷马看作希腊的英雄之一。尽管如此，奴隶身份仍然是一种耻辱。欧迈俄斯自己声称“当一个人失去了自由之身时，宙斯就已夺去了他身上一半的美德。”
现在很难确定古典时期的奴隶贩卖是何时开始的。赫西奥德在他的诗篇《工作与时令》中（公元前8世纪）写道他拥有许多，虽然他们身份不明。阿尔基洛科斯、麦加拉的西奥格尼斯等抒情诗人的作品也证实了的存在。有碑文证明德拉古的法律（公元前620年）曾提到奴隶。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 梭伦曾禁止奴隶从事体操和男色关系。当梭伦建立起雅典民主制的基础的时候，奴隶制变得非常普遍。古典学者摩西·芬利也写道据泰奥彭波斯的记述， 希俄斯是组织奴隶买卖的第一个城市，同时也享受了早期的民主进程（约公元前6世纪）。他推断道“简而言之，早期希腊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自由”和奴隶制的双重作用下向前迈进的。”
某程度来说，希腊并没有所谓的奴隶制度。因为除了政治活动外，其他所有活动都开放给奴隶参与。原因是希腊人认为只有公民才有资格参加政治活动。再者，希腊人也认为只有政治活动才值得公民参加；因此，政治以外的一切活动，都会尽可能开放给非公民参与。重要的是参加者的身份，而非活动本身。
奴隶们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因为农业是古希腊经济的根基。一些小的地主可能拥有一个甚至两个奴隶。色诺芬或委托亚里士多德所撰的《经济学》及其他许多文献指出了大量不动产奴隶的存在；他们或许是普通劳工或工头。至于奴隶在耕作中被用作劳动力的广泛性，现在还有争议。可以确定的是，一方面乡村奴隶制在雅典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古希腊对罗马大农场主（英语：Latifundia）所拥有的极大的奴隶人口并不知晓。
在采石场和矿场中，奴隶劳力到目前是最为普遍的。大量的奴隶人口往往被富裕的公民租赁。尼西亚斯将军曾租借一千名奴隶派往阿提卡的劳里厄姆银矿；Hipponicos，600名; Philomidès，300名。色诺芬指出每个奴隶每天得到一欧布鲁斯，总计每年60德拉克马。这对雅典人来说大概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了。在劳里厄姆矿处理矿石的奴隶大概有30000人。色诺芬还暗示该城大量购入奴隶，每个公民平均拥有三个上等奴隶，因而通过租赁奴隶可以维持所有公民的生活。
奴隶们也常成为手工业者和工匠。比方在农业方面，他们充当家族之外的劳力。不过工场的奴隶人数是最多的。莱西亚斯的制盾厂雇用了120名奴隶，德摩斯梯尼的父亲则拥有32名刀匠和20名制床者。
奴隶们也从事一些家务劳动。家仆的主要任务是在交易时替主人站好位置以及陪伴主人旅行。战争时期则替重装步兵当勤务员；有些人认为他们的作用甚至更为广泛。女性奴隶主要是做家务，特别是烤面包和纺织。只有最穷的公民才没有任何家奴。
由于缺乏准确的普查，加上没有一个确切的奴隶定义，所以很难估计古希腊奴隶的数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五至六世纪之间，雅典拥有最多奴隶，可能多达80,000人；每个家庭，平均拥有三个至四个奴隶。在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认为德西里亚（Decelea）战争期间，有2万名奴隶逃走，他们大多数是商贩。在狄摩西尼的时代，估计最少有2万名奴隶，相当于每个家庭有一名奴隶。
奴隶的来源主要有战俘、债奴、奴婢所生子女、海盗劫持的人口（海上）、土匪（陆地）、罪犯和国际贸易等。
根据那个时期的战争规则，战胜者对战败者拥有绝对的权利，无论他们是否是战士。奴役尽管不是有系统的，也是不成文的规定。修昔底德回忆西西里岛Hyccara的7000名居民被Nicias俘虏，并被以120塔兰同的价格卖给卡塔尼亚附近的村庄。同样地，奥林索斯的居民在公元前348年，底比斯的居民在公元前335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变为奴隶，同样的，曼提尼亚的居民被亚该亚同盟变为奴隶。
战争提供了大量而且穏定的供应。
古希腊繁盛的海上贸易带来了大量隶属于不同种族的奴隶，来自欧、亚、非洲的各个地区，比如来自西徐亚的奴隶就以擅长骑射和养马闻名。希腊各邦除了进口奴隶外，本身也向外输出奴隶。
希腊不是拥有一种而是多种奴隶身份。更精确地讲，希腊存在众多的种类，范围从自由公民到物化奴隶，并包括古农奴（潘尼斯特或黑劳士），被剥夺公民权的公民，获释奴隶，私生子，和客籍民。不同的种类的奴隶身份的共同点是被剥夺的公民权利的多少。
摩西斯·芬利（Moses Finley）提出了一组标准用以区分古希腊不同的奴役程度。
雅典的奴隶是其主人（或国家）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处置奴隶。主人可以赠予，出售，出租或遗赠奴隶。奴隶可以拥有配偶和子女，但国家不承认奴隶家庭，而且主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家庭拆散。奴隶的诉权比公民少，而且在一切法律诉讼中由主人代表其诉权。对于自由人仅仅被处以罚款的轻罪，对于奴隶来说就会处以鞭挞；比率似乎是一德拉克马罚一鞭子。
戈提那的法律认定，任何对于奴隶肉体上的暴力侵犯行为（同性与异性）都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暴力侵犯行为是对奴隶进行的，则需要交纳的罚金相对非常少，此外，被暴力侵犯的女奴隶可以得到额外的补偿。
在梭伦废除以前，雅典实行债务奴隶制：一个无力支付债务的平民将成为其债主的奴隶。
在古希腊历史上，也出现过释放奴隶的现象，尤其是当城邦需要奴隶来保护它自己时。例如当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到公元前406年的时候，斯巴达军队包围了雅典海港，雅典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了增强抵御斯巴达进攻的力量，雅典宣布给予一切为雅典效力的奴隶以自由，授公民权给为国服务的外邦人。这种释放，只是奴隶主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良心发现。奴隶制并没有因为奴隶的释放而受到动摇，相反，这样的释放反而会起到巩固奴隶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