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禄字书》是唐代一本字样学字书，由颜元孙撰写，并一卷。刘中富统计此书共整理汉字804组，凡1656字，详见其著作《干禄字书字类研究》（济南：齐鲁书社，二零零四年）。本页的统计资料亦见于此书。
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一共有六项：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当中，书写的要求第一为正确，二才为遒丽。由此可见，唐代特别重视官吏士人的文字书写规范。由是，颜元孙撰《干禄字书》的其中一个原因为使科举文字得以统一，尤其突出“正字”这重要概念，所有考生必须依从其例以应考科举。
《干禄字书》序云：“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下有注解为“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又碑书多作八分，别询旧则”。从此可见，唐代进士考试必依《干禄字书》的“正字”。所谓“既考文辞，兼详翰墨，昇沈是繋，安可忽诸。”而此等“正字”则为全书对于唐代书写文字的标准。在此，我们亦须留意，《干禄字书》的“正字”当以楷书写成的。
颜元孙出身于精于小学的颜氏家族，其高祖父颜之推和伯祖父颜师古，皆以考注经史闻名。颜之推为北齐人，很早便提出正字的问题，批评当时学者盲目尊崇小篆，并指出《说文解字》等前代字书未必能解造字本意。颜师古精于训诂，唐太宗曾派他考定五经，确定楷体文字，撰成《五经定本》，为取士的标准。刊正经籍时，他亦纪录了不同样式的楷书字体，辑成《颜氏字样》。
颜元孙撰《干禄字书》当为继承其伯祖颜师古之《颜氏字样》。由《干禄字书》的序言可知，《颜氏字样》录成后，后有学士杜延业续修，编成《群书新定字样》，然而没有条贯，以致检索困难，而且“应出而靡载”，“诡众而难依”，不论收字或释文都差强人意。加上文字继续演变，不断有新增讹字，故颜元孙萌生编制字书之意。“不揆庸虚，久思编辑，顷因闲暇，方契宿心”，颜元孙在玄宗时曾遭诬奏，黜归田里而乡居十载，后人推断《干禄字书》乃于此时完成。
颜元孙于写成此书后，在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其侄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时，书录《干禄字书》，并摹勒上石，立于湖州刺史院东厅，“一二工人昼夜传拓不息”（《湖州府志．杨汉公刻跋》），可见此书大受欢迎。然而摹多速损，以致碑石残破不堪。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杨汉公以刻石损泐已甚，资助颜真卿之侄颜颙依早年拓本重刻。
宋高宗绍兴壬戌（1142年）八月，《干禄字书》再度刻石，由潼州府宇文公主持，梓学教授成都勾咏操刀。是次刻石乃根据第二次刻石版本，以及蜀地所传的木刻版本。此石拓本称为蜀本。
《四库全书》经部所录的《干禄字书》主要根据马曰璐覆刻本，又以蜀本（第三次刻石的拓本）校补讹脱。
序曰：“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每转韵处朱点其上。”
《干禄字书》的音系乃根据《切韵》，先依平上去入四声编次，再依大韵及小韵的次序。《切韵》是一部成于隋代的韵书，主要由陆法言撰写，颜之推及萧该等八位学者亦有讨论和协助。《干禄字书》的声韵类别和音韵结构与《切韵》相同，但个别小韵和字的归类不同于《切韵》，韵部数目也比《切韵》少，此乃因为《干禄字书》并非以辨声为主，乃根据实际需要──应付科举，求取荣禄──而编撰，声韵不必拘于一格。另外，虽云“每转韵处朱点其上”，但由于本书的流传以石刻拓本为主，刻石时没有用其他符号代替，所以标示转韵的朱点已散失。
序曰：“具言俗通正三体。”书中每组字例皆列明各字属何体（俗、通或正）。序言已说明俗通正三体的定义和使用范围，如下──
“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傥能改革，善不可加。”此言俗字写法较简，乃后起字，可用于民间通俗文书、日常生活“非涉雅言”的场合。
“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此言通字沿用已久，常见于公文。通字与俗字之别在于前者“远”后者“近”，取决于使用时间的长短。
“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正字即来历可以垂之久远，或见于《说文解字》，或见于经书典籍，可于涉雅言的场合使用。
序曰：“偏旁同者，不复广出。”即偏旁相同的字，只举一例说明正俗，余者不再列出。例如“聡聦聪：上中通下正，诸从忩者并同，他皆放此”，同以“忩”为偏旁的字各体与“聡聦聪”相同，故“骢”、“摠”等字不会再加列举。又如“互氐：上通下正，诸从氐者并准此”，同偏旁者如“仾低”不会重复。
序曰：“字有相乱，因有附焉。”除了辨明俗通正三体，颜元孙也分析形似而意异的字，略说其义或读音。以“彤肜”为例，释文“上赤色，徒冬反；下祭名，音融”不但说明了字义，亦以反切和直音法标示其音，以防混淆。
异体字即音义相同而书写形式有别的字。《干禄字书》共收异体字1465个，分为707组，每组有二至三字，具言各字何属──俗、通或正。俗通二体未必每字都有，正体则每组俱有，而排列次序必为最后。如“聡聦聪：上中通下正”，即是指“聡”和“聦”皆为通字，“聪”则是正字；又如“剪翦：上俗下正”，“剪”俗而“翦”正。另外，707组异体字中，有56组为“并正字”，即该组字皆为正字，如“線綫：并正”、“懽歡：并正”。
《干禄字书》共收录97组易混字（二字一组），加以辨识（释义、注音，而无关俗通正），有时更会说明讹读讹书的情况，如“逮逯：上及也，徒计反，俗音徒再反，非也，下人姓，音录”。
序中虽云“偏旁同者，不复广出”，然而《干禄字书》有不少偏旁、释文相同的字组，如“逈迥：上俗下正”和“垧坰：上俗下正”、“携擕：上通下正”和“鎸鐫：上通下正”。此谓同类（偏旁相同）同例（解说相同）。另有同类不同例之字组，如“茘荔：上俗下正”和“脋脅：上通下正”。
《干禄字书》以辨识异体字为主，分析易混字为副——
颜元孙既重视字之本，又包容字之变。《干禄字书》所确定的正字主要依据《说文解字》。余者则经典相承，或当时广泛使用。颜元孙不排斥隶变或隶省字，不以繁复生僻为正，反正视当时文字使用情况，容许俗通字于某些场合使用。他明白文字会自然发展，非正字不可能杜绝，只能减少。故规范字用不能守旧因循、盲从经典。
他亦提出了“并正”的概念，即正字并非独一，假若某异体字有所凭据（凭据也者，或经典相承，或字书收录，或当时普遍使用），而且使用频率与本字差不多，则可判定为正字。兹乃注重实用，为时宜精神也。
《干禄字书》把所收汉字按声分类，乃得平上去入四部，每部属字再以韵部先后排列，开启字书按声编次之例，成为日后成正字学字书的主流，如宋代郭忠恕《佩觿》、宋代张有《复古编》、辽时僧人行均《龙龛手鉴》、元代李文仲《字鉴》、明代焦竑《俗书刊误》等等。
《干禄字书》开创的体例影响后世字书，沿用此法者如宋代张有《复古编》、辽时僧人行均《龙龛手鉴》、元代李文仲《字鉴》等等。
“字有相乱，因而附焉”，辨明相似字不但可以整理汉字，更可正确用字，唐代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明代胡文焕《字学备考》均设“分毫”以明易混之字。宋代郭忠恕《佩觿》中下卷罗列形音相似的易混字，据四声分为十部，加以分辨。
汉字书写形式随时代改变（隶变、楷化），致令字体样式也不断变易，同字异体，莫衷一是。六朝战事频繁，时代动荡，汉字讹变丛生，异体纷呈，如颜之推所说：“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转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颜氏家训》）。颜元孙以唐初颜师古《颜氏字样》及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为基础，对异体字俗正、易混字音义加以分析，整理《说文解字》以来的汉字，确立楷书样式，提供正字标准，以助唐之统一。施安昌指出，盛唐及中唐（即《干禄字书》撰成后）的碑志比初唐较少通俗字（比例降为百分之三），偶一见之者亦收于《干禄字书》。
《干禄字书》纪录了唐时的正俗字，有助考察汉字的流变，并校定古书。段玉裁在《经韵楼集》卷七《书〈干禄字书〉后》卷七曰：“今世‘蠶’作‘蚕’，不知所由，考之此书（按：《干禄字书》也），则唐俗作‘蝅’，而后又省也。”可见《干禄字书》可供流观古今字变。
既察俗正迁移，便可校勘古籍。段玉裁在《经韵楼集》卷七亦言：“世俗字与唐时有不同，而为校定古书之一助……杨用修论《史记》必有‘耑甫耑友’’等字者乃为古本，而不知其为唐之俗字。”《干禄字书》所收正字皆有凭据，多为世代相传，而以俗、通二体对应正字，有助后世校定古籍，理解字意及形变之故。
《干禄字书》总据《切韵》四声次第编列文字，然由于个别小韵和字的归类不同于《切韵》，韵部数目也比《切韵》少，故此《干禄字书》可提供有关唐朝科举考试韵部规格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