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社（印尼语：Boedi Oetomo，精确拼音：Budi Utomo），或译作崇知社、良知社、恩德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在1908年成立，创办人包括瓦希丁·苏迪罗胡索多、苏托莫等人，早年的活动包括兴办教育、鼓励土著参与工商业活动等，活动范围仅限于爪哇岛和马都拉岛。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善社才开始参加政治活动（而且作用不大），并准许东印度群岛各族人士加入。这个组织最终在1935年并入大印度尼西亚党。虽然印尼政府认为这个组织促进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运动的兴起，不过部分学界、文化界人士指出至善社活动范围狭隘、作风保守等局限，并质疑至善社的民族主义特质。
至善社起源于退休医生瓦希丁·苏迪罗胡索多在1906年至1907年期间发起的一场运动。他在1899年退休之后，曾担任爪哇文、马来文双语期刊《夜明珠》（Retnadhoemilah）的主编，了解到爪哇贵族的困境；他认为爪哇族知识分子应该领导一场运动，鼓励族人接受西式教育，改变爪哇族社群的社会、经济状况。瓦希丁在1906年变卖家产，游说爪哇贵族支持自己设立奖学金，帮助成绩不俗而家境贫寒的学生继续升学，却遭到大部分爪哇贵族的冷落，因为他们担心地位较低的士绅子弟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能够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地位。之后瓦希丁到访土著医师训练学校，争取校内学生的支持。苏托莫等学生认为，要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促进社会繁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兴办教育，所以他们支持瓦希丁的计划。
按照瓦希丁以及苏托莫等人的倡议，来自爪哇岛各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于1908年5月20日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召开会议，宣告至善社的成立。至善社的爪哇语名称是“Budi Utomo”，其中“Budi”的意思是“才智／品格／修养／气节”，Utomo的意思是“崇高、良善”，意思是至善社普及教育的行为是良善的事业。至善社第一任会长由苏托莫担任。这群高等院校学生还在爪哇岛各地开设至善社的支部，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至善社开始吸纳非学生会员，逐渐成为寒门的利益团体；同时学生对这个社团的影响开始减弱。至善社拉拢的支持对象主要是爪哇贵族，其次是巽他族人，不过爪哇族人的文化优越感影响到了组织建设的情况（例如万隆市的爪哇族居民和巽他族居民只能够按照自己的种族身份参加相应的至善社支部）。
1908年10月，至善社在日惹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大会通过的宗旨是：“令爪哇岛、马都拉岛人民（以至于国家）取得和谐的进步”。为了实现这个宗旨，大会提出四项工作目标，包括普及教育、促进经济（例如农业、畜牧业和商业）、振兴科技事业和振兴民族文化。在这次大会上，以集托·芒温库苏莫和拉吉曼·威迪约迪宁拉特为首的激进派建议至善社参与政治活动，把活动范围从爪哇岛和马都拉岛扩大到整个东印度群岛，着力提升东印度群岛人民（而不只是爪哇贵族）的社会地位。以瓦希丁、苏托莫为首的温和派则认为至善社应该从事兴办教育、鼓励土著参加经济活动之类的工作，还认为激进派狂妄而危险。结果以贵族官僚居多的温和派赢得干事会几乎所有席位，集托是唯一一位隶属于激进派的理事。苏托莫不再担任至善社会长，由卡朗安雅县县长迪尔托库苏莫（Tirtokusumo）取代；副会长一职则由瓦希丁担任——他认为老年人有责任带领至善社避开险境，实现其工作目标。集托在两年后退出至善社，并于1912年创办东印度党，提出印尼独立的主张。
截至1909年，至善社设有40个支部，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10,000人，大部分会员都是爪哇族人，他们不是在政府任职，就是已经完成小学课程的学生。不过自此之后，至善社开始衰落，除了立场保守的贵族官僚，至善社大部分会员陆续退出这个社团。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一、虽然有的殖民地官员质疑至善社会不会动摇殖民统治，不过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总督约翰尼斯·本尼迪塔斯·范·赫茨认为至善社由开明的官僚领导，立场温和而进步，是伦理政策成功推行的表现。于是，殖民政府在1909年12月宣布至善社是合法组织，结果反而引来土著的不满。二、东印度党、伊斯兰联盟等新兴政治团体相继崛起，这些团体的立场较为进取（例如东印度党提出印尼独立的主张，伊斯兰联盟以宗教的名义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东印度群岛居民团结起来），比至善社接近基层，而且能够把农村地区的群众和贵族官僚联系起来。相反至善社身为保守派文教社团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对于伦理政策，以至于整个政局的影响不大，无法得到群众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善社拒绝参与政治活动的立场开始改变。他们在1914年呼吁政府准许土著组织民兵部队，并于1916年至1917年期间与伊斯兰联盟和世族官僚合组代表团，前往荷兰向威廉明娜女王请愿，并游说荷兰政界支持他们的主张。虽然准许土著组织民兵部队的法案被荷兰国会否决，不过1916年荷兰国会通过法案，准许荷属东印度设立人民议会之后，至善社开始投身议会政治，参与人民议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并成为人民议会第二大团体。不过在这段期间，至善社拒绝批评殖民政府，拒绝纳入宗教元素，并认为要改变民族的命运，兴办教育仍然是最有效的手段。
1920年代至1930年代期间，至善社的政治立场反反复复：至善社在1926年决定采取不合作原则，却在1928年东印度群岛的青年组织召开第二次青年大会，提出青年誓言之后，宣布继续和荷兰殖民政府合作，除非荷兰国会不准许殖民政府实现多数人代表（设立议会，把大部分议席分配给土著）。直至1932年，至善社才修订章程，决定奉行印尼民族主义，提出“印尼独立”的主张，准许全国各族人民加入至善社，并就局部议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此后数年，至善社曾经在召开会员大会期间讨论宗教团体办学、改善农民生活和收紧结社权等议题，并参与苏卡诺为了团结民族主义政团而成立的组织——印度尼西亚民族政党协商会，却始终无法恢复1910年代全盛时期的规模。最终，至善社在1935年和另一个爪哇色彩较为浓厚的组织——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并入大印度尼西亚党，继续主张与殖民政府合作，长远达到印尼独立的目标。
印尼政府认为至善社是印尼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这个主张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印尼政府除了把至善社的成立日（5月20日）列为民族觉醒日，还把至善社的发源地——雅加达原土著医师训练学校校舍辟为至善社博物馆的馆址（1984年2月与另外三个博物馆合并，改为民族觉醒博物馆），列为国定古迹。新秩序时期（1967年－1998年）的印尼历史论著甚至还赞扬至善社成功把整个印尼民族团结起来，抵抗荷兰殖民统治，是印尼独立运动的奠基石。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至善社活动的期间，还是在至善社解散之后，印尼社会都有意见指出至善社的局限，甚至质疑这个社团的民族主义特质。1910年代东印度群岛的社会有意见一直认为至善社是一个附和政府的团体，比如认为至善社得到殖民政府的默许，才会建议殖民政府准许土著组织民兵部队。学者阿里尔·赫尔延托也在2008年投稿《雅加达邮报》，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至善社保守的特质得到殖民政府的容忍。1920年代至善社召开会员大会期间，有会员开始质疑至善社的作用，他们认为至善社只会从事文教活动，无法解决百姓的疾苦，而且害怕涉足政治，因此它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曾经在自己撰写的小说《布鲁岛四部曲》当中提及至善社的事迹。他指出至善社所有社员都是爪哇族士绅，而且都是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