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中国历史名词，是指中国西晋时期北边众多游牧民族趁晋政权在八王之乱期间衰弱之际征服汉地北部以建立五胡十六国，与退守汉地南部的晋政权形成对峙之势。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这些内徙的草原各族及汉族在汉地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但也使漠北游牧民族与汉地汉族产生文化经济交往。由于汉族人口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迁移至汉地南部的长江和珠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进一步促进了南北方经济平衡。南宋作品《容斋随笔》中，作者洪迈首次提出五胡乱华这个名词。传统上，除汉族以外的塞外各民族都可以被泛称为胡人。五胡这个名称的来源，学界有所争议。从比较早的有关记载来看，胡人的称谓最初仅限于匈奴。在秦末汉初，漠北的匈奴形成为一个领地很广的大型帝国，至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击败了其西境以月氏为首的诸多各民族联盟，还击败了其东境强大的东胡民族。这些被打败的游牧各族自然也就被纳入到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内。由于匈奴以胡自称，又适逢西汉初期汉匈和解，于是这些被匈奴降服的包括月氏、羌、东胡（乌桓、鲜卑）、丁零在内的各个游牧民族也一律被当时的汉朝人视为胡人看待，其被匈奴长期占领的游牧地带也都被默许为胡地。此后汉匈决裂，故此又多以匈奴一词来作为汉军主要作战对象的专称，以避免将匈奴体中其他各族同时摆放在敌对的位置上。王树民、孙仲汇、雷家骥等人认为，五胡即五部胡，源自刘渊领导的五部匈奴。但在这个时期的史书中，五胡常被当成所有胡人的泛称，未特定指某个种族，在谈到匈奴时，通常称其为匈奴，因此这个说法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同。陈寅恪认为，五胡之名，起自于五德终始说，是图纬符命思想下的产物，并不特定指某个种族。周一良也支持这个说法。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其中十六个国家撰写了《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因此中国史家又称此时期为五胡十六国。唐朝官方编辑的史书，如《晋书》等，由于诸胡入侵中华伴随着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凡有此类性质都不被认为是正统国家，五胡乱华造成中国平民大规模减少，汉人不得不渡河南迁，中华正统政权南迁，史称“衣冠南渡”。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列举7个人︰刘聪、刘曜、石勒、石虎、慕容儁、苻坚、慕容垂。但这7个人，分属四族，即匈奴、鲜卑、羯、氐，因此五胡概念在南宋时仍未完全确定。王应麟将五胡解释为“刘渊匈奴，石勒羯，慕容鲜卑，苻洪氐，姚苌羌。”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将五胡定义为“匈奴、羯、鲜卑、氐、羌”。在胡三省之后，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个定义开始被广泛接受。汉朝在击败匈奴后，除了远遁到塞外的游牧民，留在原地的匈奴民族，受到汉王朝控制。46年之后，东汉朝廷常以招引或强制的方式，将边疆的北方草原各族内迁，以便监控各族或是增加兵源和劳动力。朝廷有意识的削弱游牧民族的势力，降低其地位，以方便控制。曹操开始，魏晋就不遗余力将匈奴、羯、氐、鲜卑、羌等各异民族内徙，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晋惠帝当时，发生了氐帅齐万年之乱，江统写下《徙戎论》，他看出异族的潜在威胁，于是主张徙民，但由于贾南风专政，所以并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言。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时，王浚和司马颖相攻，原本臣服于晋朝的匈奴人刘渊军团乘机割据汉地建国，建立汉国并俘虏晋怀愍二帝。晋朝丧失对华北的控制，而汉国随即分裂，其他胡人趁机起兵南下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此后百余年不同民族在中原混战，于是中原大乱，史称“五胡乱华”。五胡乱华是由氐族及匈奴族揭开序幕。304年冬天，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国号汉（后改赵，史称前赵）。是五胡建国的开始。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杀太子刘和即位。311年（永嘉五年）四月，刘聪部下石勒歼晋军十多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晋怀帝，杀太子、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多人，并大肆发掘陵墓、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祸”或“永嘉之乱”等。313年，刘聪毒死了晋怀帝。怀帝侄司马业（或作司马邺），在长安登基，是为晋愍帝。316年前赵刘曜攻长安，俘虏晋愍帝。317年晋愍帝被杀，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建康登基，是为晋元帝，历时五十二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开始。永嘉之乱以后，华北长期陷于战争，民生经济大受破坏，人口锐减，晋室政权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东晋。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洛阳倾覆以后，中原的士族男女十有六七到长江下游的江南避难。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近30万户，达到90多万。这些南迁的北人，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北方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纠合宗族乡党建立坞堡以自保。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开展，石勒其侄石虎更加残暴）。当时北部的外族统治者在发动征战时，多趋用其他民族为前趋，如《宋书·柳元景传》北方被俘的汉族军士云：“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又，《宋书·臧质传》载拓跋寿致书臧质：“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臧质得书后，立即将此书另写以示北魏士众，并告之曰：“汝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皆以种族矛盾和正朔云云为号召。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 逃亡到南方去，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当时北方许多人眼中，东晋、刘宋等南方政权虽然局促一隅，但仍算是汉族的正统政权，因此王猛谏苻坚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直到萧梁时，梁武帝萧衍都还被中原士大夫认为是“正朔”的代表。除了种族和正朔问题以外，汉地北部在异族统治时，虽有少数以仁政安百姓，但更多的是行横征暴敛，屠杀虐苛之事，因此，谢灵运言：“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为北方汉人期待归汉之因。所以晋、宋的汉族政权多次北伐，亦往往利用北方汉民旧户以为助。如桓温伐苻秦时，进军关中，抵灞上，“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刘裕北伐长安，王镇恶等乘利径趋潼关，为姚绍所拒，发生转输不充而乏食的问题，众心疑惧，大军无法及时救援，王镇恶于是亲至弘农，说谕当地汉族百姓，百姓竞送义租，军食复振。克长安，灭后秦后，刘裕欲离开长安南归，“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北方汉族人民，盼望回归汉族政权之情如是，乃至许多北方政权初起时，亦都打着晋官的名义，以号召民众归心。迁到南方的中原汉族与当地的汉族互相影响，形成了一种包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华北的五族（匈奴、鲜卑、羯、羌、氐）与汉族之间进行了长期混战和厮杀，到五胡乱华的后期，除汉族和鲜卑族仍保持其势力与明显的民族认同外，匈奴、羯（匈奴中的白奴）、羌、氐战败后或被大量屠杀，或是逐渐被同化，鲜卑族拓拔部最终获取胜利，建立北魏之后逐渐统治华北地区。北魏: 386-534西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