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

✍ dations ◷ 2024-07-08 06:01:00 #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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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心学朝鲜儒学朝鲜实学越南儒学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书的合称,是儒学的核心文献,《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附《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十三经”的整体性概念成熟于明朝(1368-1644),以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神宗颁布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为完全确立的标志;是从汉武帝(前156-前87在位)确立五经博士开始,学术潮流与政治权力不断调整儒家经书名目的共同成果,是儒家经书的最近一次结集。十三经的内容庞杂,来源及时代不一,主要形成于先秦,既有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之前已经长期流传的古代文献,也有主要由战国(前468-前221)儒家学者编写的著述。其中一部分与孔子、早期儒家思想和其他儒家典籍的关系存在争议,如《春秋》、《周礼》、《左传》。更强烈的争议是所谓的“伪书”问题,如今本《尚书》的部分篇目。儒家经书的整理、加工、流传与结集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从孔子用当时已经很古老的文献教育学生开始,直至十三经完全确立,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时至今日,整理工作仍然持续。其间的合称先后有比较正式的六经、五经、九经和相对随意的七经、十二经、十四经等,各自涵盖名目不尽相同的典籍。儒学是中国从汉武帝到清朝(1644-1911)结束的官方意识形态、主流学术思想,其提倡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是千百年来华人社会日常生活的普遍指导原则。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即研究经书、阐发经义的学问。儒家经书既是经学研究的直接对象,也是不同时代各派儒学理论与相应的社会、人生主张及实践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十三经及其前身五经、九经等,是传统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圣经”,与基督宗教《新旧约全书》、伊斯兰教《古兰经》在其各自社会及文化传统中的作用与地位非常类似。十三经的观念滥觞于南宋中后期,发轫于明初,成熟于武宗正德(1505-1521)、世宗嘉靖(1522-1567)年间。万历十二年,神宗皇帝颁布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并命京师国子监校勘印行;十三部典籍同时被朝廷尊奉为经,十三经的概念及地位得以完全确立。经者,“织纵丝也”,即纺织时纵向的线。古人纺织时,先将前后走向的纵线(经)撑直,再将左右走向的横线(纬)编入,有“必先有经,而后有纬”之说,所以“经”字有纲领、法则等引申义。华语中将对于人生、社会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书称为经,即取此义,除儒经外,如《道德经》、佛教诸经、基督宗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等皆是;同时亦将某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称为“经”,如《水经》、《茶经》、“武经七书”等。先秦典籍中已有用“经”字命名的书或篇章,如《山海经》、《墨子》中的《经》上下、《韩非子》中的《八经》等。一般认为,儒家所崇奉的典籍被称为经,首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对老聃说:“我孔丘钻研《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自认很久了。”)与经相对的概念为.mw-parser-output ruby>rt,.mw-parser-output ruby>rtc{font-feature-settings:"ruby"1}.mw-parser-output ruby.large{font-size:250%}.mw-parser-output ruby.larger{font-size:300%}.mw-parser-output ruby.large>rt,.mw-parser-output ruby.large>rtc{font-size:.3em}.mw-parser-output ruby.larger>rt,.mw-parser-output ruby.larger>rtc{font-size:.25em}传(zhuàn)、记。“传”字本义为传递,引申为传授。某一学术流派对某重要典籍的解说被称为传,即取此义。除十三经内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周易》的《易传》部分、《礼记》部分篇目外,西汉(前202-后9)写定的《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皆为儒家释经之传。东汉(25-220)初年成书的《汉书·艺文志》中还记录有后世失传的《老子》传。“记”字本义即记录。学生将老师的言行记录下来,或者加以发挥,写成长短不一的文字,经过整理、编集之后,就成为类似《论语》、《礼记》、《孝经》、《孟子》一类的书,称为记。依照这个标准,十三经中不仅包括经,也包括传、记。历史上部分学者认为某部儒家典籍是否算得上经,取决于这部书和孔子的关系,如其内容早于孔子存在,或经过孔子整理、解说,甚至由孔子创作。历史上,哪些儒家典籍能成为经,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焦点。总体上说,学术思潮趋向在先,政治权力尊奉在后。经在学术上的标准取决于某一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对典籍的偏好;政治上的标准则与帝王朝廷的尊奉、博士官制度、科举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俗称为六艺),六艺中的《乐经》很早就亡佚了,《汉书·艺文志》中已无此书的记载。其他五种著作就称为“五经”。汉朝时,以《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为“五经”,立有五经博士,并收纳弟子员。唐朝时,五经中的《礼经》,由《仪礼》改为《小戴礼记》,沿用至今。后来经书的内涵不断扩大。《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秦宓传》中都有“七经”的记载,但未记载是哪七部典籍。后人有六经加上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东汉将五经加上《论语》、《孝经》;五经加上《周礼》、《礼记》三种说法。唐代时有“九经”的记载,后人认为是五经加上《论语》、《孝经》、《周礼》、《礼记》或是五经加上《周礼》、《礼记》并用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代替《春秋》。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宋代的晁公武说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将五经中《春秋》改为春秋三传,再加上《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倡《孟子》之书。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于是本为子部书的《孟子》也升格成为经书的一部分,合称十三经。明代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十三经之名完全确定。清朝乾隆帝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1815年学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在儒学典籍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也有一些人将十三经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十四经,但影响很小。《周易》也称《易》、《易经》,本是古代占卜之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叙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传》为解释卦名、卦义、卦辞、爻辞的七种十篇,称为“十翼”、“《易传》”、“《易大传》”。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现当在西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有学者认为《经》的编订在商末周初,《传》作于春秋战国,非一人一时之作。古人认为经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历代圣人编定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古时称《书》,是记言记事的简册泛称,主要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到孔子时代,《书》大约只残存百余篇,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时民间所藏的《书》基本上被焚毁,国家所藏的《书》也毁于战火。汉文帝时,秦朝博士伏生讲授保存下来的29篇《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尚书》的称谓中“尚”便指“上古”,记载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拓建宫室,拆除孔子宅,从墙壁夹层中得到用秦代以前的蝌蚪文等文字写成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除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9篇外,多出16篇,共45篇。西晋后,《尚书》全部散佚。东晋时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包括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9篇(但析为33篇)和另外25篇,遂流传至今。现认为《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春秋中期前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史记》认为是由孔子所编定。但学者认为是由鲁国乐官所编。《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汉时有鲁、齐、韩三家言《诗》,后来又有毛《诗》。只有《毛诗》流传至今。《周礼》古名《周官》,记述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官制。先秦典籍中无有征引《周官》,汉初,河间献王收于民间,为古文经。王莽时经刘歆整理改名《周礼》,始立博士。由于此背景,《周礼》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自古就颇多争议。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认为它是周公所作,记述周朝的官制;而何休等今文学家则指其为后世托伪之作。如今多数学者认同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但融合了上古的资料以及作者的理念设想。《周礼》官制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冬官亡佚,以《考工记》补),所述政体制度宏大而缜密,多含儒家、法家、阴阳五行的思想印记,对后世的中国乃至海外(如日本)的政治实践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仪礼》原称为《礼》,在汉代也称作《士礼》,对应于《礼记》而言,《仪礼》又可以称为《礼经》,《礼记》是它的传。到晋代才称为《仪礼》。其17篇为各种礼仪的记录,而未谈各种礼仪的意义。《史记》、《汉书》和《礼记》均称其出于孔子。唐朝时,《仪礼》在五经中的地位被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的《礼记》取代。今本《仪礼》17篇的顺序是郑玄采用刘向《别录》中的次序。《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共49篇,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最初为西汉的戴圣所纂,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戴圣本是今文《仪礼》博士,《仪礼》仅17篇,所记大多为士礼,故汉朝的儒家学者杂采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文献以为己用。其内容较为驳杂,大致有记述礼节、记述政令、解释《仪礼》、记孔子言论、记述孔门及时人事、礼节考证、通论礼意或学术、记述制度、记述掌故、杂记等十种。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其文字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唐朝时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共三十五卷,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现在一般认为该书非一人一时之作,自左丘明始,成书应于战国中期。全书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总计255年,记录了当时各诸候国的历史。全书约18万字,是十三经中字数最多者。《左传》作为《春秋经》的补充,侧重于对史实的叙述,行文生动流畅,是先秦文学、史学的杰出作品。《公羊传》为《春秋经》之传,相传是公羊高受之于子夏,在春秋三传里立学最早,为今文学。同《左传》不同的是,《公羊传》疏于叙事,而是以问答的形式阐发春秋义理。作为《春秋》的齐学,公羊学侧重春秋经义的政教含义,通过历代大儒如胡母生、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阐释发挥,逐渐发展成包括大一统、尊王攘夷、三科九旨等义例的天人政治显学,为汉朝儒术治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后因谶纬灾异之学大兴,广受批判,于东汉之后衰落。鲁国人穀梁喜拜子夏为师,将子夏所教之春秋大意记下,故称《穀梁传》,属于今文经。今日学者认为此书原本是穀梁喜口传予弟子,经过穀梁喜一派的门下学者们编撰,约在汉代成书。《孝经》是讲授孝道的书,共十八章,约一千八百多字,是十三经中字数最少的。《论语》是一本孔子的言论汇编,为孔子弟子与门下学者所作,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献,故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四库全书中为经部。《尔雅》乃中国最早的一部辞典,训诂之书,至今《尔雅》仍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时重要的一部著作。南宋朱熹将《孟子》与中庸、大学及论语合称四书。是最晚加入十三经者,原本《孟子》是子部书。“注”是指对十三经的字句进行注解,又可称之为传、笺、解、章句。“疏”则是对“注”的进行再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四库全书总目》中着录的“经部”书籍达一千七百余部,约两万卷。一卷以一万字计算,估计约有二亿字,这尚不包括四库全书未收之书。自西汉以来,经书被确立为国家经典,宋代以来又被定为科举用书,成为读书人之必读。故其地位崇高,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十三经不过65万字,而关于它们的注解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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