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题目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原本叫《诗》，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遂也称之谓《诗经》，而正式使用《诗经》一名，应该起于南宋初年。早期诗经版本众多，其中最为著名也是流传至今的，是鲁国毛亨、汉朝毛苌注释的《诗经》，因此该版本又称为《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诗经》是陆续编辑成的，最古的是周颂，接着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颂、鲁颂和国风。《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500年。古人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共计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献诗说”三种说法：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齐、鲁、韩三家，分别出自鲁人申培、齐人辕固和燕人韩婴，《诗》经过三家注释、传授后，成为固定的带有注释性文字的版本，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和“韩诗”。齐、鲁、韩三家所传诗，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经（当时的“今文”指汉隶）。最初以鲁诗最为盛行，齐诗次之，韩诗又次之。后来鲁人毛亨、毛苌（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自称按子夏所传“古文经”另辟蹊径进行注释（当时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书同文”以前六国各自的字体），自成一家，被称为“毛诗”。在西汉不具学术权威性，而《汉书》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传”，到了魏晋时代才成为显学。三家诗认为《诗经》中涉及情爱的诗不雅，常加以各种附会解释，将其解为歌颂或讽刺政治之作；毛诗则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据史书《左传》中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诗经》的篇章。然而，学者王先谦在整理对比四家诗说时，发现毛诗的牵强附会现象也非常严重。且毛诗对诗经篇目进行了修改，如将邶鄘卫风分为邶风、鄘风和卫风，然而这三个地区是殷商畿内，殷亡后设立三监，实为同一地区。现今，三家诗皆散逸，仅《毛诗》一家流传于世，其中《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另有《韩诗》流派的衍生著作《韩诗外传》10卷幸存。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释。《毛诗序》最大的缺点在于同样具有穿凿附会的痕迹，因而在后世儒家研究《诗经》的著作中被反复推翻、论证。现存的鲁诗、齐诗和韩诗由王先谦集合前人从文献中挑出的三家诗说的残片，着重参考了陈乔枞编集的鲁齐韩三家诗，编成《诗三家义集疏》。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豳风”、“陈风”和“曹风”，共160篇，又被称为“十五国风”。《国风》被普遍视为《诗经》中的文学精华部分，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骚》并称为“风骚”。从风格上讲，《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讲，《国风》大多数是民间诗歌，作者除少数是个别贵族外，大多是民间歌手。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为宴请宾客之音乐。《大雅》则是国君接受臣下朝拜，陈述劝戒的音乐。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间诗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雅”在此可以指贵族官吏诗歌。《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统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也可以专指宗庙祭祀用诗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一般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5篇，自古以来一直相传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不过，目前学界则倾向于认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诗歌。“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是指“铺陈直叙”，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直述法），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比”是指“托物拟况”，是打个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风．相鼠》、《魏风．硕鼠》用可恶的老鼠的譬喻统治者的贪婪。“兴”是指“托物起兴”，是从一件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说是：先言他物，再兴起联想（联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联想到新娘出嫁时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余培林先生《诗经正诂》： 比：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与此物能分离为二。 兴：则为将客观之事物(彼物)与主观之情意(此物)融为一体。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体喻形体（象树一样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红），光泽喻光泽（如玉润），声音喻声音（似鸟叫），气味喻气味（同尿臊），动作喻动作（如兔快），感觉喻感觉（似狼残），景况喻景况（时尚如潮水）。《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王风·黍离》：“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觉喻感觉；兴，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文心雕龙》：“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诗品》：“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古代认为《诗经》是群众的心声，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陈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际的场合，可以“赋诗言志”，借诗句来表示想讲的意思。朝廷音乐机构中的乐官，可以讽咏诗句，暗示民心对施政的反应。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古代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多为“注疏”类作品，重在从儒学角度解释说明“诗三百”的微言大义。注疏是一种研究、注释儒家经典的重要体例，其中“注”主要补充说明字义、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阐发义理；“疏”则是对经文和旧注的进一步说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规则，在注的框架之内进行阐释说明。《诗经》古代最重要的注疏是《毛诗正义》70卷，定版于唐朝，沿用西汉毛公所传《毛诗》的传，东汉郑玄在《毛诗》基础上所作的笺，由唐孔颖达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经典权威性释义丛书《五经正义》中的一部，并在明朝官方修订定版的《十三经注疏》也被收作《诗经》的权威解释。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诗集传》。南宋朱熹和郑樵往往打破《毛诗》的附会，另作新解。清朝考据学盛行，治学日趋保守，力主恢复毛、郑（毛亨、郑玄）乃至西汉初年的三家诗之学。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说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诗集传》。段玉裁写《毛诗故训传》，孙焘写《毛诗说》，用意则在否定郑玄之说。再者，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又进一步否定毛诗之说，要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义。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牛运震《诗志》、崔述《读风偶识》和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作，改采“评点”的形式从文学批评角度鉴赏《诗经》。其中又以姚际恒、方玉润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胆推翻前人陈腐之说，见识较为高明；而王念孙与王引之父子训诂《诗经》，方法周密，亦见解深刻。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路人。胡适将《诗经》视为文学作品，批判传统经学把《诗经》用于教化的“附会”曲解之说，以返回文本自身意义的价值探索为目标。现代对《诗经》的研究更多从现代人文学科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考察古今音韵不同，或者专注于搜集可印证上古时期历史的资料。上博简出土竹书〈孔子诗论〉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大段论《诗》文字，据信出于孔子后学之手。《诗经》为中国第一部纯文学的专著，它开启了中国诗叙事、抒情的内涵，称“纯文学之祖”。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确定了中国诗的修辞原则及押韵原则，称“总集之祖”、“诗歌(韵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学的代表，黄河流域文学的代表，平民文学的代表。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即《论语》中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的先河，亦开创了中国多年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作品。胡适认为《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胡适强调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例如：“黄鸟于飞”之句，“于”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儿飞”。胡适还认为《嘒彼小星》一诗是描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李敖认为《诗经》中《蹇裳》一文中最后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的意思，“且”则是指男性生殖器，为戏谑的粗话，白话为“你这小子神气个什么鸟啊！”王得臣《麈史》称：“《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今文学派纬书认为，《诗经》中蕴含着天道，配以天干地支五行，便可从中可窥见历史运行的规律。 其中历史的节点表现在“四始”“五际”：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以上皆为历史、政治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机。这几首诗则暗示了发生的事件。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许多载有诗经文字的竹简、木牍、帛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出的汉代竹简本诗经是现存的年代较早的诗经古本。2015年，安徽大学收购入藏的战国竹简安大简记录的《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最多的古本，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存《国风》诗58篇，与今本《诗经》编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写法亦多有歧异，提供了丰富的通假字和异体字等异文材料。以下为历代善本及研究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