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语：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常缩写为G. W. F.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是一名德国哲学家。其时代晚于康德，是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出生于今天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卒于柏林，去世时是柏林大学（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学）的校长。一般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在后世争议很大，一派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为自由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而另一派认为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法西斯主义提供思想基础。1788年，18岁的黑格尔进入杜宾根大学（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邦）的新教神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与史诗诗人荷尔德林、客观唯心论者谢林成为同窗挚友，同时，为斯宾诺莎、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和法国大革命深深吸引。在深入观察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个演进过程后，三人合作致力于批判康德及其后继者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只花两年，也就是1790年，黑格尔就拿到杜宾根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德国在公元2000年之前的传统学制没有学士学位）。1793年，拿到新教神学博士（德语：Lizenziat）学位，取得在大学神学院任教的资格。1793年离开杜宾根之后，黑格尔首先来到瑞士伯恩，在将军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施泰格的家里当家庭教师两年。施泰格是个自由主义者，家中藏书丰富。黑格尔此时期大量阅读施泰格的藏书，尤其是孟德斯鸠、格老秀斯、霍布斯、休谟、莱布尼兹、洛克、马基维利、卢梭、沙夫茨伯里、斯宾诺莎、修昔底德、伏尔泰等人的著作。这段时期是黑格尔养成他在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方面广博知识的基础。1795年，黑格尔与施泰格的家教契约结束，荷尔德林介绍他到法兰克福的葡萄酒大盘商约翰·诺厄·戈格尔家里当家教。在这里黑格尔继续对经济和政治的研究，1799年，黑格尔的父亲过世，留下一小笔遗产，让他得以无经济忧虑地重拾学术之路。1801年他来到耶拿大学哲学系，首先以一篇自然哲学论文论文《论行星轨道》（De orbitis planetarum）迅速取得哲学博士与讲师资格，这篇文章用辩证法批判了牛顿的自然观，然后在同年冬季学期讲授他的第一堂课：逻辑与形而上学。1805年，在歌德与席勒的推荐之下，黑格尔成为耶拿大学的正式教授。1806年10月，耶拿大学任教时期，黑格尔完成了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的初稿。不过旋即拿破仑军队攻占了耶拿城，黑格尔被迫离开，来到班堡。因此《精神现象学》的出版是在1807年，他担任班堡日报（德语：Bamberger Zeitung）编辑的短暂时期。1808年起，黑格尔历任纽伦堡新教文理中学（德语：Aegidianum）的校长（1808-1816）、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1816-1818），最后于1818年应聘到当时的普鲁士首都大学－－柏林大学哲学系（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学”），接任费希特的教席。1829年成为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因霍乱，卒于柏林大学校长任内。哲学上，黑格尔极为赞赏并且效法康德，他认为康德的“道德律令”是一种不同于消极自由，或习惯自由的，真正自由的体现，但他也批评康德先验之物的观念，该概念会推出人永远无法认识客观事物的结论。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超越康德之后的学术论战，他概述那个时代的创伤与幸福，并且宣告新世界的诞生不仅展现在哲学上，也展现在国际政治上。既然“世界精神”即将进入新时代，哲学也将达成它最后的目标；对包罗万象的历史与人性产生完全的理解。一般认为，黑格尔为哲学领域增添了新向度，即哲学的历史向度。不可否认，哲学家原本就会褒或贬提及他们之前的哲学家；然而，真正的哲学史观念--不只是哲学观念，还包括人类理智体系地演进的观念--却是个崭新且令人兴奋的观念。黑格尔哲学是一种自觉的尝试，企图超越过去两千五百年来界定人类思想的各种优异思想与哲学论战。黑格尔坚持，必须在“世界精神”的大脉络下观察这些历史上的思想与冲突，如此将会发现这些冲突只是局部的混战与不合，而非决定性的对立。世俗主义与一神论、科学与精神、理性与热情、个人与共同体--这些概念各有恰如其分的位置，虽然都是有用的概念，但是在涵盖所有人类经验与知识的历史“辩证法”中，却往往彼此冲突。1807年，黑格尔出版第一部作品《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精神现象学》是一段伟大的概念旅程，带领我们从最基本的人类意识概念，走向最包罗万象而复杂的人类意识概念。它的目的在于获致真理--“绝对”真理--但“绝对”并不代表“最终与完成”，而“真理”也不代表“事实”。黑格尔追寻的哲学真理是无所不包的观点，而“绝对”这个骄傲的用语其实是宏观哲学下的一种谦卑态度：意识到我们都是宏观脉络下的一小部分。个人对知识与真理的贡献绝对不是决定性的，相反地，总是局部、“间接”且片面的。《精神现象学》的核心关切是精神--将所有人类与自然囊括在内的宇宙灵魂观念——的本质。《精神现象学》的结论在于无所不包的精神，在这个精神中，并非所有的不合都已化解，所有的争端都已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已回应；而是无论不合有多严重，争端有多激烈，问题有多难回答，全都结合在这个精神中。拿破仑渴望统一世界，但真正统一世界的却是黑格尔--当然，理论上说是如此。尽管如此，涵盖一切的意识观念却是迈向真实世界统一的第一步。黑格尔在世时出版的作品还有《哲学全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其他有关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美学和哲学史的著作，则是在他去世后，根据他当年演讲时学生所做的笔记汇编而成。黑格尔的著作以其覆盖面之深广而享有盛誉。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来理解哲学的历史和我们身处的世界本身——在黑格尔，这个世界通常被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行进，其中每一个相续的运动都是为解决前一运动中的矛盾而出现的。”例如，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西方社会中引入真正的自由。但正因为是绝对的初次，它也是绝对的激进的：在革命消灭了它的对立面后，革命所唤起的暴力高潮无法自我平抑，结局是无路可去的革命最终自食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毁于残暴的恐怖统治。然而，历史总是在对过失的自我学习中前行的：正是这种经验，也只能在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一个由自由公民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职责，又能实现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宪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现。在《历史哲学》的前言中，黑格尔阐述：“哲学表明，意识是存在于它无限多个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意识是存在于自由的、无限多的形态之中，而对立的抽象内省的形态只是它的一种反映。意识是自由的、独立存在的、有个性的，仅仅属于精神。”所以作为单独概念的“意识”，由两部分组成，两者都各有无限多个“形态”，一部分是原则性的，另一部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的具体反映，所以他又说：“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事物总体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对事物具体反应的抽象概念。”他同时说：“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同，对事物的反应也不同，和原则性的意识有所偏移，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偏移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取决于他的正常状态，取决于他对上帝的尊敬程度。要了解这种概念的程度，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所以，虽然黑格尔的语言很难懂，但他阐述了：形而上学必须要研究每一个事件中的命题和反命题如何联系的机制，因此必须要比较每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例子和它们的原型，了解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的地方。黑格尔对人类社会抱有一种有组织性和目的论的观念，他的著作语言丰富而难懂，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非常令人迷惑。不仅如此，他的观念和现代知识界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正相反。黑格尔的学说在后代很长时间内一直引起争论，他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几乎任何学派都对他的学说给予肯定或提出批判。历史学家将受到黑格尔影响的人分为两个敌对阵营，黑格尔右派和左派。黑格尔右派的代表是他在柏林洪堡大学时期的学生们，他们拥护福音正统的宗教观念，拥护后拿破伦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继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张无神论，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这些年轻的黑格尔信徒经常在柏林希贝尔酒吧聚会、争论，这里的氛围造就了对以后150年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们，形成了无神论、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基本观念。但是几乎没有一位黑格尔左派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追随者，有几位还公开批评黑格尔的哲学，但是这种历史上的区分法仍然在现代学院哲学中使用，黑格尔左派对黑格尔的批评导致一个全新的领域—关于黑格尔和黑格尔理论的文学作品。当代对在校学生来说，为了方便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分为三个阶段，“正题”（例如在法国历史上的大革命）、“反题”（大革命随后的恐怖阶段）和“合题”（自由公民的宪法保障状态）。这种分法并不是黑格尔自己提出的，最早见于费希特的对个人和全体之间联系的一个模拟描述。黑格尔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三段论法会掩盖黑格尔理论的真实论点，虽然黑格尔曾经说过：“要考虑到两个基本元素：第一，自由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最终的目的；第二，实现的方法，也就是说知识和意识的主观方面，包括生命、运动和活动。”（正题和反题），但他没有使用“合题”这个术语，而是用“整体”。“这样我们就了解了整体道德和实现自由的状态，以及其后这两种元素的主观整合。”黑格尔运用这种辩证法体系解释哲学、科学、艺术、政治和宗教的历史，但是现代评论家指出黑格尔经常修饰历史的真实以适应他的辩证法模式。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黑格尔体系文饰了威廉三世的统治，他认为1830年代的普鲁士是理想的社会。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崛起》中批判了黑格尔作为一个国家权力的辩护士，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实际上黑格尔并没有为这些权力形式辩护，只是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权力存在，所以也是合理的。亚瑟·叔本华藐视黑格尔对历史的解释，认为他的著作是蒙昧主义的，是“伪哲学”，许多英国的哲学家都遵从这种看法。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其哲学体系中遭到批判最多的地方。虽不乏可取之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多处自然哲学论述与自然科学中已发现的事实是相违背的，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其哲学体系的瓦解。不仅他的哲学体系在科学界名誉扫地，许多科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厌恶态度也与之相关。德国领袖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指出，流行一时的新人文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抑制了柏林的科学生活。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通过洪堡（指威廉·冯·洪堡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两兄弟）的努力，自由的科学生活才开始兴起。20世纪黑格尔的哲学开始复兴，主要是因为几个原因，一是发现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还因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开始复活，再有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认同，将黑格尔的理论重新带到马克思经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掀起一股重新了解评价黑格尔的著作热，黑格尔的复兴也引起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兴趣。现代美国的哲学家也明显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生前在柏林时期，居住于Am Kupfergraben 4a的老房子里，就在柏林大学主建筑后面的河边（地图）。该屋于二战后被拆除，原址盖起了新房子，而且只有4号，不再有4a号。5号房子外面有一面纪念碑，写着黑格尔曾于此居住、于柏林大学任教的事迹；也因此经常被误会黑格尔是居住于5号房子，其实是已不存在的4a号。附带一提：5号房子的某层是德国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私人住宅，所以楼下总是有警察站岗；这排房子正对面，于1910年开始兴建了佩加蒙博物馆，是一栋以收藏特洛伊神殿、巴比伦城门真品而举世闻名的博物馆。黑格尔葬于柏林的多荣帖恩小镇墓园（德语：Friedhof der Dorotheenstädtischen und Friedrichswerderschen Gemeinden），位于今日柏林市中央区的地铁U6线上，Naturkundemuseum和Oranienburger Tor两站之间（地图），是游客容易参访的纪念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