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外地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一直持续百余年直至唐朝灭亡。其发生是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添了许多节度使，而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朝中央政府本以为，可以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不料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而藩镇割据基本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唐亡以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直至宋太宗979年灭北汉。藩镇割据的问题对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产生重大影响。藩镇割据总是不自觉地把藩镇与割据联系在一起，似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已经是四分五裂，气息奄奄，而且也模糊对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多年的政治风潮、经济变革、制度更替以致文学艺术现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复杂历史笼统地称作藩镇割据。唐代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所谓“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黄巢之乱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接于五代十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另一番境地。实际上，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到唐僖宗在位期间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年间，大约110多年时间里，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藩镇数目最多也大体固定在46个左右。只是事实上，李唐皇室大权旁落，无法完全控制节度使，但节度使也不像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般，完全不受中央政府控制。唐代藩镇设立之前，唐朝政府在边地上设置有守捉、城、镇、军，总体称为道，惟疆域辽阔难以有效管辖。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为防范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镇成为唐朝第一个藩镇。唐玄宗即位后，开始置有大量的藩镇。例如713年始置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与灵州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市）节度使（即朔方节度使）。717年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718年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至天宝年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天宝十节度）：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节度使。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天宝末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连陷洛阳及长安，唐玄宗奔蜀。而太子李亨得灵州（即灵武、朔方）将士的拥立而登基为唐肃宗，史称灵武登基。期间安氏节节败退，原本降唐的史思明又再次起兵反叛。经过多次的动乱后，唐朝接受一些安史的部将的投降，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以河北三镇为最强大，而且更有反抗中央之心，后来这些节度使自行世袭，又或由兵变自立，中央无法插手，只有追认既成的事实，但这些节度使亦无足够力量叛乱，其余大多节度使也是受唐朝任命。唐德宗时期，河北一带的藩镇叛乱，用来镇压叛军的一支部队趁势占领京师长安，德宗逃到汉中，用了4年的时间才平定，史称泾原兵变。这虽然是藩镇割据初年的叛乱，但是范围却越来越大。尽管唐宪宗派兵平定了藩镇割据，但根子却并没有除掉，许多藩镇趁平定民变之机，扩大势力范围。817年冬天一个雪夜里，唐邓节度使李愬率领九千士兵雪夜袭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819年平定了淄青李师道。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曾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全国表面上维持统一，是为“元和中兴”。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镕“献马牛戎械万计”。唐僖宗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民变爆发，唐朝中央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董昌、钱镠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公元881年，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政权瓦解。黄巢叛将朱温投降唐朝朝廷，并且平定黄巢军，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温做了节度使，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时控制范围最大的藩镇李克用。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到了唐昭宗时，朱温还把朝政大权牢牢的控制住了。最后到了唐哀帝（唐昭宣帝）。藩镇并未随着唐朝灭亡而消失，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都可以视作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只不过部分藩镇选择不承认中原政权而完全独立，建立王朝或帝国。藩镇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一部藩镇史似乎就是混乱割据的历史。但这实际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50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最多不过8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中晚唐时期藩镇可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性藩镇，河北藩镇割据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在政治上，节度使不由中央派遗，而由本镇拥立，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前后凡57人，唐廷所任者仅4人，其余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偏裨擅立。二在财政上，赋税截留本镇而拒不上供中央。三在军事上，违背中央意志养蓄重兵，专恣一方，并倚之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凭借。是否因此就把河朔镇视为唐朝境内截然不同之二分域，显然不能；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官吏员额的增减，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唐代各地藩镇具有区域性与制约性统一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把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一概视为割据；而河朔区域的割据又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割据绝对化。唐代藩镇形势作如下申述：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见在唐代后期近50个藩镇（元和四十八镇）中，真正割据的主要是河朔型藩镇，唐宪宗以后（820年），基本上只有河北三镇而已，其余中原、边疆、东南藩镇都不是割据的。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从物理上巩固了关中，而中原藩镇则具有镇过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作用。这样，河朔镇与中原镇在割据与防遏割据的相特关系上，中原镇与边疆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镇、东南镇与中原镇在物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关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从而维系唐朝相对稳定统治了100多年。唐代完全依赖藩镇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才得以维持下来，一直到黄巢之乱冲垮了这种平衡。即使是这样，公元885年唐朝号令所在仍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藩镇割据造成了唐朝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比盛唐时大幅缩小，吐蕃、回鹘等过去臣服于唐朝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吐蕃甚至与唐朝发生过对立冲突，使得陇西一带丧失大半。淮西久为吴元济所据，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唐宪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中，有15道71州不申户口，造成税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对唐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郑白渠在秦汉时共溉田45000顷，唐代宗大历年间仍可达6000余顷，然而到宋初仅灌2000顷。。方回《瀛奎律髓》称：“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称：“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然而若细究，西夏（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以及越南（今越南北部，即前北越一带）的丁部领等人，其实都算是唐末藩镇割据的遗留。西夏原本是在黄巢之乱中协助唐室的党项羌人，被唐室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因宋朝有并吞之意而独立建立西夏国。越南北部的地区则原是静海军节度使，后来渐渐独立建国，脱离中国自汉朝以来近千年的统治。而宋代时，丁部领夺得政权后，登极为大瞿越国皇帝，被宋册封为交趾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