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兑 （1906年－？)，日治时期台中州大甲郡龙井庄人。一名政治立场激进的台湾旅日青年，留日时期积极从事当时具有强烈反殖民色彩的社会主义运动，多次遭日本当局逮捕入狱后一蹶不振，出狱后下落不明。
林兑曾就读台北师范学校，因参加旅行事件引发的学潮，遭到校方退学。退学以后，林兑得到北师校友蒋渭水的协助，在1925年3月前往东京留学，插班进入五年制的日本大学中学校三年级就读，1928年3月毕业。留日期间积极参与政治、社会运动，曾经参加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也陆续参加台湾文运革新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名为：“台湾学术研究会”)、东京台湾青年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东京特别支部等团体。
留日期间，林兑与陈植祺、王连盛、林添进、王敏川、林朝宗、何火炎、庄守等左翼人士同住，思想日益左倾。四一六事变被捕以后，林兑曾向日方坦承过去左倾及加入共产党的缘由，他提到在1926年在日本大学中学部在学期间，自己曾受到同住者林朝宗、林添进影响，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崇拜列宁，憧憬共产社会，共同议论社会主义问题，阅读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人的著作，以及《唯物史观》、《无产者新闻》(日共机关报)等左翼刊物。
林兑不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者，也没有主动加入共产党，而是透过友人陈来旺的推荐而入党。1928年9月23日，林兑、陈来旺、林木顺、林添进等四人筹组了日本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会中决定这个组织将要达成两个目标，第一，在台湾学术研究会和东京台湾青年会建立党的指导地位，以便吸收台湾学生为党员；第二，建立与日共以及台湾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关系。1928年底，林兑、萧来福、黄宗垚、何火炎、陈铨生、林裳、苏新和陈来旺，在东京文化协会下的《台湾大众时报》社址集会三次，讨论组织的指导路线与活动内容，做了几项重要的决定，撰写台湾共产党史的学者卢修一在著作里，列出了六点：1、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台湾人。2、改革东京台湾青年会，使之在东京特别支部指导下成为一个大众团体。3、出版一份报纸。4、组织一个台湾人联盟，支持《无产者新闻》。5、组织一个支援委员会，以解救从事台湾解放运动的受难者。6、对即将在1928年年底召开的台湾农民组合大会发表声援书。隔年的1月2日，他与支部成员举行会议，会中作成决定，要将七个地方小组重组为十个学校小组并分配各人的任务，决定加强征募党员，以及担负起销售《无产者新闻》的工作。这些会议上的重要决定，成为林兑日后的行动内容。1929年2月他以邮件的方式接获共产党的党员证，并开始从陈来旺及其他人手中传阅《赤旗》，到4月被补之前，林兑与其他台湾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的成员，陆续召开几次秘密会议。。
林兑与其他支部成员成功夺取了东京青年会的领导权，1929年2月3日的聚会上，他们想办法让大会通过改革青年会的决议，并且成立“日本台湾学生会”；之后，他们更进一步改造东京青年会，使该会成为东京台湾人的左翼组织，执行了先前秘密会议所作成的一个决定：“改革东京台湾青年会，使之在东京特别支部指导下成为一个大众团体”。除了改造东京青年会，林兑与其他支部成员也取得了台湾学术研究会这个左翼组织的领导权，并积极吸收党员。除了渗透学生组织，林兑与支部成员也积极介入台湾的农民运动，试图要将台湾农民组合变成台共支配下的组织。1928年夏天，林兑趁著假期返台，和农民组合的一位领导人--简吉与台共党员谢雪红取得联系。同年11月底，林兑携带支部的指示与林木顺准备的农民问题对策回到台湾，之后与简吉、谢雪红等人共同指导台湾农民组合第二次大会，强化台共对台湾农民活动的影响力。然而，林兑拒绝出任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书记，并在1929年1月回到东京。
林兑回到东京以后没有过多久，1929年4月15日，日本警方从日共组织领导人间庭末吉身上搜出日共党员名单，名单上有三名台湾人；为了知道这三名台湾人的名字，东京警察一口气逮捕了四十三名台湾学术研究会的主要会员。经过侦讯，日警发现这三名台湾人就是陈来旺、林兑、林添进，三人因此成为日警缉捕对象，东京支部也因这次事件瓦解，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四一六事件爆发以后，林兑因为共党身份暴露，遭到日警逮捕。1931年林兑假释出狱，但他不改其志，与叶秋木、赖通尧等人，协商延续过去的运动，想另组一个以东京台湾留学生为主的民族斗争团体，经过一番讨论以后，他决定成立“台湾问题研究会”。“台湾问题研究会”成立以后，林兑这些成员除了开办读书会，讨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协会消解等问题，还致力拯救其他四一六事变的受难者。1932年，林兑与张丽旭、廖清缠、叶秋木、吕氏芬、吕江汉这些“台湾问题研究会”的成员，在“日本赤色救援会”组织底下成立“东京地方委员会城西地区高圆寺第十五班”，积极举办亲睦活动，吸收台湾的旅日学生。1932年7月，“日本赤色救援会”设立“殖民地对策部”，林兑加入“殖民地对策部”，从事该会与台湾、朝鲜左翼人士的联系活动。。
1931年6月王白渊诗文集《荆棘之道》出版。林兑阅读这本诗文集以后，不知是被诗文集里蕴含的社会主义思想感动，还是出于政商人物惯有的理性算计--觉得作者政治意识形态与自己相近好拉拢，他开始与王白渊通信，之后交换彼此对无产阶段级艺术运动的意见，最后提出组织台湾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计划。
1932年3月25日林兑与王白渊、吴坤煌等人成立“台湾人文化同好会”，作为组织台湾无产阶段文化联盟的第一步，并且试图以这种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让一些台共、日共成员混在里面，悄悄与台湾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日本赤色救援会，以及日本与朝鲜左翼团体互通声息，建立联合阵线，反帝反封建。同年的7月31日，他与王白渊、吴坤煌等人会面，讨论该会刊物NEWS的发行与资金募集问题；但同年9月1日，同好会成员叶秋木参加反帝示威活动被人检举，台湾人文化同好会成立、运作等消息，被日本当局发觉。之后，林兑、张文环、王白渊、张丽旭等人遭到日警逮捕，同好会因而瓦解、消失。虽然王白渊、林兑、张文环等人筹组同好会的构想，在其他人的努力之下得到延续--张文环、吴坤煌等人获释以后，与其他旅日青年共同成立一个合法、走温和路线的文艺团体“台湾艺术研究会”，林兑却因被拘而无缘参与；1932年11月4日他再度入狱，之后便销声匿迹。
林兑后于台中市五权西路一带经营木材行，并曾协助早年于台北师范被退学之同窗周宗河安排住所。据周宗河二子周海雄口述记忆（2018.12.28陈柏谦、周克任共同影音访谈）表示，林兑据说被国民党整肃抓去关后，就再无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