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绝营

纳粹集中营转移营比利时：布伦东克堡垒 · 梅赫伦转移营法国：居尔集中营 · 德朗西集中营意大利：波尔查诺转移营荷兰：阿默斯福特集中营 · 韦斯特博克转移营挪威：法斯塔德集中营部门手法犹太区起义灭绝营（德语：Vernichtungslager）或死亡集中营（德语：Todeslag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其中一项建设用来有组织地集体屠杀人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二次大战时，灭绝营建立来作为后阶段的歼灭行动。在营内被杀的死者一般会被集体火化或埋在万人冢。而在灭绝营被屠杀的主要是欧洲的犹太人、罗姆人（即吉普赛人）和卡扎人。被带到这里的人大多不会生存超过24小时。灭绝营（德语：Vernichtungslager）和死亡集中营（德语：Todeslager）一般都会被混合使用，并具体指用来作种族灭绝的营地。一般来说，死亡营是一个设立来杀害犯人的集中营。它们不是用来进行惩治犯罪行为，而是用来促进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营就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于被占据的波兰所建的灭绝营。此外，“灭绝营”有时也被政治示威者夸张地用来形容他们想嘲笑的监狱营地。纳粹德国灭绝营不同于纳粹集中营，如达豪集中营及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大多是用来监禁犯人的地方，如不同“国家的敌人”（纳粹会把他们被认为不可取的人都标志为国家敌人）奴工。在最初几年的纳粹大屠杀，犹太人主要被送往这些集中营，但从1942年起，他们则大多被递解到灭绝营。灭绝营也不同于劳动营，劳动营被建立在所有被德国占据的国家，去劳役不同的犯人劳工，包括战俘。很多犹太人都在这些劳动营工作至死，但无论犹太人劳工多么勤劳，于德国的战争有多大用处，他们最终都注定被灭绝。在多数纳粹营（除了非苏联士兵战俘营和某些劳动营），营内的死亡率之高都是基于执行死刑、饥饿、疾病、疲劳过度，和极端的暴虐行为，然而，只有灭绝营是“特别”专用来集体屠杀的。虽然不论是在灭绝营或集中营，犹太人最后下场其实都只有死亡一途，〈集中营内死亡的人并不比灭绝营少〉但这二种营地在德国人自己来看是有分别的（虽然没有在营地正式的表态过）。早在1942年9月，党卫队医生目睹了整个毒气毒杀过程，并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们不会无端称奥斯威辛为灭绝营（das Lager der Vernichtung）！”阿道夫·艾希曼的一名代理人迪特·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于纽伦堡审判受审时，被问及灭绝营的名称；他的答复提及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等。当被问到：“那你对毛特豪森、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如何分类？”他答复：“于艾希曼部门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般的集中营。”以下是纳粹大屠杀时于波兰的六个纳粹灭绝营：：奥斯威辛和切姆诺位于被德国占据的波兰西面；其他四个位于普通政府地区。其他死亡集中营，如位于白俄罗斯（以前Lokot Republic（英语：Lokot_Autonomy#.E2.80.9CLepel_republic.E2.80.9D）附近）较少人知的玛丽·特罗斯特内兹灭绝营（Maly Trostenets extermination camp）；乌克兰边境接近波兰边境利维夫的Janowska集中营（Janowska concentration camp（英语：Janowska concentration camp））；以及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建立的灭绝营:亚塞诺瓦茨集中营（Jasenovac concentration camp）。而华沙集中营的杀戮程度和性质仍备受争议。“最终解决方案”被纳粹党用来形容集体杀害欧洲的犹太人。这个行动决定于1942年1月的万塞会议，并在艾希曼的管理下执行。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和索比堡灭绝营都是在莱因哈德行动时建立的，作为灭绝波兰犹太人的假名。奥斯威辛二号和马伊达内克灭绝营都有劳动营，莱因哈德行动营和切姆诺灭绝营海则是“纯正”的灭绝营，换句话，它们是独立建立来专门杀人的，目标主要是犹太人，被送至这里的人在抵达营后的几小时内便会被杀害。而没有立刻被杀的则是用来兼作奴工，他们直接联系于灭绝程序，例如从毒气室移走尸体。由于只需极少的房屋和支援设施，这些营的面积都很小，每边只有几百平方米。而被送至营的人只会被告知，这里是一个中转站，之后他们会被再迁往更远的东方或工作营。除了犹太人，也有其他人在这些营被杀害，包括了很多非犹太人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现今估计死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犹太人约510万人，其中小孩占一至二百万。犹太人大屠杀杀害了当时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欧洲犹太人的三分之二，波兰犹太人的90%。死于各死亡集中营的人数估计如下：以上总计超过250万人，其中占了超过80%是有犹太人。因此这些营占了被德国纳粹所杀的犹太人的一半，也占了波兰犹太人被杀者的大多数。波兰外交部和无数的波兰组织以及1989年后的波兰政府，对于将纳粹占领波兰时在当地设立的灭绝营称为“波兰死亡营”的说法，归因于对历史的无知或恶意的行为，并一直反对使用。他们建议使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纳粹）死亡营”的说法：波兰于1939年的波兰战役败于纳粹德国，其政府并流亡到伦敦，也没有任何波兰傀儡国家与纳粹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勾结，至于决定把灭绝营建于波兰也是德国单方的决定。而将营地建于被占领的波兰的原因很简单：灭绝营里虽然有很多人是死于集体枪杀、饥饿和酷刑，但是主要的屠杀方法是利用毒气室来杀人。奥斯威辛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英语：Rudolf Höss）），于战后曾写道：很多“立即执行小组”（Einsatzkommando）的人在参与集体枪杀后，由于“无法再忍受涉步于血中”都变疯了或自杀。而被杀者的尸体会被放于营内的火化炉火化（除了索比堡灭绝营，那里会于营外的（火化用）柴堆火化），而其骨灰则会被埋起或撒开。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那里的尸体由于太多，不能用埋葬或柴堆火化的方法，唯一处置办法是将尸体放于由德国公司Topf und Söhne专门设计的炉窑火化，这些炉窑几乎是日以继夜没有停顿地进行火化。每个营的运作略有不同，但是都是设计来有效率地屠杀人。例如党卫军医务上尉Kurt Gerstein，表明了一位瑞典外交官在战争时于营内所见的事情。他形容他如何于1942年8月19日抵达贝尔赛克灭绝营（在那时，营地仍然用主要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室的毒气），有人自豪地叫他看看塞满45个车厢的6700名犹太人下车，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但其余的都是赤身裸体地步向毒气室，他说：Hackenholt下士用了很大的力量来使引擎转动，但是引擎始终不动。接着Christian Wirth队长走过来。我看得出他害怕，因为我出席了一场灾难。是的，我看到这一切，我等待。我的秒表显示一切，50分钟，70分钟，柴油始终没有开始。人们在毒气室内等待。徒劳的。可以听到他们的哭泣声，“像在犹太教会，”Pfannenstiel教授说道，他的眼贴近木门的窗口。Wirth队长愤怒地鞭打了乌克兰助手Hackenholt，十二次，十三次。经过2小时39分钟，秒表记录这一切，柴油开始了。直至此刻，被关在这四个稠密毒气室的人还活着，4乘750人在4乘45立方米的室内。25分钟又过去了。许多人已经死了，因为毒气室内的电灯内点亮了几分钟，所以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里面的情况。又28分钟后，只有少数人仍活着。最后，32分钟又过了，所有人都死了……牙医敲掉（死者的）黄金牙、齿桥和齿冠。在他们中间站着Wirth队长。他如鱼得水，并显示给我看一大个装满牙齿的罐，他说：“你自己看看那些黄金的重量！这仅是从前天至昨天。你无法想像我们每天发现的，银币、钻石、黄金，你将自己看到！”据赫斯说，首次用齐克隆B（蓝色的氰化物）来对付犹太人，尽管那些犹太人以为只是去除虱子，但很多人都怀疑他们将被杀死。因此在后来的毒气攻击，要花气力把“麻烦份子”分开，在不引人注目情况下枪毙。特别支队（sonderkommando）的成员，一组营地的囚犯被指派协助进行了灭绝，他们会陪同犹太人进入毒气室，直到门关上为止。此外，一名党卫军的卫兵会站在门口，以保持“安定人心的作用”。为了避免令囚犯有多余时间去思想其命运，会尽快要求他们脱下衣服，并由特别支队帮助那些可能会拖慢进程的人。特别队会和被毒气所杀犹太人谈及营地的生活，并试图说服他们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许多犹太妇女当除去衣服后，会把其婴儿藏在自己的衣服的下方，因为她们担心消毒剂会伤害其婴儿。赫斯写道：“特别队的男官兵特别查找这些”，并鼓励妇女把其孩子一块带去（毒气室）。特别队的官兵也负责抚慰那些可能“因为害怕在如此怪异环境脱去衣服”而哭的小孩。但这些措施无法欺骗所有人。赫斯讲述几个犹太人“他们要么猜中或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但他们仍“找到勇气去与孩子说笑和鼓励他们，虽然致命的恐怖场景就在他们眼前”，有的妇女会突然“在脱衣服时发出恐怖的尖叫，或拉扯自己的头发，或像疯子般尖叫。”这些都会被特别队的官兵立即带离现场去枪毙。也有些人“在率领到毒气室前会透露其同种族仍藏匿人的地址。”当毒气室的大门被锁上，粉末状的齐克隆B便会从室顶的特殊洞子撒下。而营地的指挥官每次都会透过窥视孔来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和监督准备功夫和善后工作。赫斯说，被毒气杀死的尸体“没有任何明显的抽搐迹象”，奥斯威辛的医生把这归功于齐克隆B的“肺部瘫痪作用”，这确保了受害人在抽搐前死亡。当毒气攻击进行完毕，特别队的官兵便会移走尸体，取走其黄金牙齿并剃除毛发，接着把他们送到火葬场或窖。在这情况下，尸体会被火化，特别队的官兵负责添加燃料拨旺炉火，排出过剩的脂肪，并翻动“如山的燃烧尸体”，使炉火不断燃烧，又或者利用该等尸体之脂肪等物质制造肥皂和其他日用品。赫斯发现特别支队对灭绝任务具备的惊人态度和献身精神：尽管他们“深知……他们也将会是相同的命运，他们仍设法履行其职责”，“在这种无疑的方式下，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灭虫者”。按赫斯所言，其中许多特别队官兵在他们工作时都会吃东西和抽烟，“尽管从事这可怕的焚烧尸体工作”。偶尔，他们会遇到近亲的尸体，尽管他们“被明显地影响了，……但从没有导致任何事件发生”。赫斯举例有一名男子，从毒气室搬着尸体到火坑，发现尸体是其妻子，但他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些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党卫军被送往至奥斯威辛营去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赫斯写道，虽然“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印象深刻”，但有些“之前最大声疾呼要执行这种灭绝的人，当他们亲眼看到这‘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后，他们都沉默了。”赫斯被反复问及如何能忍受这种灭绝行为，他解释：“钢铁般的决定使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希特勒的命令”，但发现即使“很强硬的阿道夫·艾希曼也不希望和我交换位置。”特别分队（党卫队特派司令部，sonderkommando）非常勤于掠夺被杀害犹太人的尸体，他们会拿去其尸体上的衣物、首饰、眼镜、头发、（补上的）金牙等任何能再用或循环再造的物件。但是，也有其他令人怀疑的故事。有些人更声称纳粹以人皮来做灯罩，这是完全可能的，马丁·鲍曼的儿子，又称马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他曾看见一张用人骨做的椅子，和一本用人皮包着的书。纹身的皮肤有时会被拆去，然后保留。一个利用黑瓦洛部落的技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做的头盖骨，后来更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据。焚化后的尸体会成为骨灰磷酸钙，或再加工后成为过磷酸钙，用作肥料之用由于苏联军队于1944年进入波兰，为了隐藏所做的事，纳粹党关闭了或拆除了这些营地。战后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也进一步地拆除营地和任由其衰变。不同的古迹建于这些前营地的位置，但他们通常不会提及大部分被杀的是犹太人。1989年波兰政权在东欧剧变中变更后，营地位置变得更容易进入，并成为该地旅游业的主题中心，特别是最为人认识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犹太组织和波兰方面更有一系列关于这些场址的争议。也有一些犹太团体强烈反对竖立基督教纪念物于这些营中。其中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奥斯威辛十字”，一个设于奥斯威辛一号附近的十字，那里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波兰人，而不是用于灭绝犹太人的奥斯威辛二号的附近。曾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否认纳粹德国利用灭绝营来杀害任何人，或对大屠杀进行方式或程度提出了质疑。例如，Robert Faurisson在1979年声称“希特勒的毒气室”根本不存在，他认为这毒气室的想法“实质上是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英国作家大卫·艾文就因否认犹太人大屠杀而被奥地利法院判囚三年（否认纳粹大屠杀在奥地利是犯法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指出，否认大屠杀等于否认了所有生还者、肇事者、物证、照片，以及纳粹所保留记录的所有证据。Nizkor Project的成果，还有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的工作，西蒙·维森塔尔和他的西蒙威森索中心，还有更多的大屠杀资源，所有关于大屠杀否认的追踪和解释。可靠史学家如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发表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达维多维兹（Lucy Davidowicz）的《The War Against the Jews》，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其他许多评论“大屠杀否认”者，至少数见解偏激者。反犹政治动机更往往被认为是那些否认大屠杀者所为的。现在围绕着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性辩论主要涉及当地居民共谋的问题。虽然许多犹太人被基督教邻居救了，但也有忽视他们的处境并检举他们的人。此外，很明显许多集中营受限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举例来说，商品都是从外地被运送到营地，而当地妇女需提供营区家务料理等。纳粹军官光顾当地小酒馆时，交易使用的黄金都是从受害者那里搜刮来的。当前的历史研究指出，曾居住在营地附近的人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隐瞒着当地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