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肖像》（意大利语：）是被广泛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约1483至1487年未完成创作的胡桃面板油彩（英语：Panel painting）肖像画。画作是列奥纳多在米兰时产出，也是他唯一已知的男性肖像画，画上人物的身份曾遭学者激烈讨论。直到20世纪，它都被认为是米兰公爵兼列奥纳多雇主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在1904至1905年的修复工程时去除覆盖色后发现他拿着张乐谱，才证实画上人物是名音乐家。
由于没有现存的当代委托（英语：commission (art)）纪录，所以这幅肖像画代表是私人或者朋友委托。画作与列奥纳多其他作品的风格相似，尤其是画上人物的面孔，这至少坐实了部分的手笔归属。然而无法决定完整归属的原因是肢体的拘谨和僵硬，这并非典型的列奥纳多作品。虽然作品的未完成状态能够解释这一点，但有学者相信列奥纳多有得到学生（英语：Leonardeschi）协助。
受安托内罗·达·梅西那的影响和勾起对早期尼德兰绘画的印象，意味这幅肖像画在当时米兰流行的侧面肖像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该作与列奥纳多在米兰制作的其他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岩间圣母》和《抱银貂的女子》，而《音乐家肖像》是唯一一幅留在该城市的画作，至少从1672年就藏于盎博罗削图书馆。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意大利音乐家和政客都被认为是画上人物。弗朗赤努斯·加福里乌斯（英语：Franchinus Gaffurius）是20世纪最具有说服力的提议，但在21世纪学者却将风向带至亚特兰大·密里约洛蒂（英语：Atalante Migliorotti）。其他较值得注意的提议是若斯坎·德普雷和加斯帕·范·韦伯克（英语：Gaspar van Weerbeke），但没有历史证据来证实这些说法。该作情感淡薄和僵硬的质量遭到批评，但却以彩度高和细致的脸庞而闻名。
该作以油彩和可能是蛋彩在44.7公分×32公分（17.6英寸 × 12.6英寸）的小型胡桃木板（英语：Panel painting）上制作。画中的年轻男子呈半身，脸四分之三侧视，右手拿了张折叠的乐谱。除脸部和头发外，这幅画大部分都未完成，但总体来说状况良好，仅右下角受到损坏。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指出尽管该作有因时间关系而褪色，但还是列奥纳多现存作品中保存最好的。画作的底部可能有稍微修整过。它有进行少量的润饰，尤其是头后部，而艺术史学家弗兰克·佐尔纳（英语：Frank Zöllner）指出这种润饰让脖子和嘴唇左侧的阴影有些失败。作品的黑色背景让人想起他之后的肖像画《抱银貂的女子》和《美丽的费隆妮叶夫人》，不同的是人物身体和头朝着相同方向。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指出由于作品未完成，所以阴影过于刺眼，稀薄的油彩层也比典型的列奥纳多画作要少。
画上人物有着一头到肩的卷发，戴了顶红帽，专心凝视着观众视线以外的事物。聚集在脸上的细腻光线让他的凝视更加强烈，尤其是那双大而呆滞的眼睛。他身穿白色紧身内衣，外搭了件未完成的黑色紧身上衣（英语：doublet (clothing)），并挂了条只打底的橘粽色长巾（英语：Academic stole）。由于可能较少重绘和蹩脚的维护工程（英语：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画作有点褪色。作品经技术检查后发现紧身上衣原来可能是深红色，而长巾可能是亮黄色。
男人的嘴巴带点微笑，估计正准备歌唱或刚唱完。脸部的显著特征是画框外的光线对他眼睛产生的效果。光线有扩散至双眼，但左眼要比右眼亮得多，这通常是不可能的。有些人为此替列奥纳多辩护，声称这单纯是为了产生戏剧性效果，好让观众能从音乐家的左脸看向右脸。博物馆馆长卢克·西森（德语：Luke Syson）写道“双眼可能是《音乐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视界的首位是放在最崇高的感觉和画家最重要的工具”。
这张被笨拙折叠起来的纸以奇怪又优雅的方式拿着，因上面写有音符和字母，估计至少是乐谱的一部分。由于该作底部状况不佳，所以大部分音符和字母难以辨认。然而这并没阻止学者对字母意思的假设，常常用他们的诠释来支撑对音乐家身份的理论。这些音符除了强烈暗示主题是音乐家之外，就再也没有让该作更加清晰易懂。乐谱中部分被抹去的字母估计是“Cant”和“An”，通常被理解成拉丁文“Cantum Angelicum”（意为“如天使般的歌”），但艺术史学家马汀·肯普（英语：Martin Kemp (art historian)）指出有可能是意大利文“Cantore Angelico”（意为“如天使般的歌手”）。音符以有量记谱法（英语：mensural notation）表示，因此可能代表是复音音乐。温莎皇室图书馆（英语：Royal Collection）收藏画作中列奥纳多的乐谱风格并不像画作中的音符。这表明乐谱并非出自他手，因而导致乐谱的作曲家和特殊含意还不清楚。
尽管画作出自列奥纳多在多个世纪以来都引起争议，但现代艺术史学家到现在还是将其视为他的原创作品。早在这幅画闻名于世时，就一直充斥着将作品归属于列奥纳多的质疑。当它首次出现在1672年的目录时就列在列奥纳多名下，虽在1686年的物品清单中将其归属于伯纳迪诺·卢伊尼（英语：Bernardino Luini），但很快划掉并改至“更确切地说是列奥纳多”。1798年，它再次被归属于“卢伊尼学派”，但很快被重新列入列奥纳多的名下。19世纪的学者相信画上人物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并与《贵妇画像》（）相对应，虽然《贵妇画像》现在被归于乔瓦尼·安布罗焦·德普雷迪斯（英语：Giovanni Ambrogio de Predis）名下，但当时被认为是列奥纳多帮斯福尔扎妻子贝亚特丽切·德斯特画的肖像画。在20世纪中旬，作家安吉拉·奥蒂诺·达拉·基艾沙（Angela Ottino Della Chiesa）确定有11位学者支持是列奥纳多作品，8位学者支持是安布罗焦·德普雷迪斯作品，两位无法决定，而1位认为是列奥纳多的另一学生乔瓦尼·安东尼·博塔费奥（英语：Giovanni Antonio Boltraffio）的作品。
这幅画没有现存的委托（英语：commission (art)）纪录。作品创作者是根据其他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上的相同之处，特别是卢浮宫《岩间圣母》中天使的脸庞和《圣叶理诺在野外》的名誉形象。肖像画的深色背景是列奥纳多普及的风格，接着这种属性出现在后来的画作中，例如《抱银貂的女子》、《美丽的费隆妮叶夫人》和《施洗者圣约翰》。尤其是《抱银貂的女子》在X光测试中显示出更多风格上的相同之处。其他列奥纳多风格的典型特征包括忧郁氛围、眼睛、看起来欲言又止会引起歧义的嘴巴和像吉内薇拉·班琪的卷发。列奥纳多另一特征是使用胡桃木，他非常喜欢并曾推荐过这种媒介，但当时其他的伦巴底艺术家并不常用。列奥纳多笔记中有段话表明他会比较音乐家眼睛扩张的不同度数，这也加深了该肖像画的归属。
（眼睛的）瞳孔会根据（视线中）物体的亮度或黑暗而扩展和收缩，而且由于它需要花些时间扩展和收缩，所以它从光明到暗处不能马上看到，同样从暗处到光明也不会，而这件事在画眼睛时就已欺骗了我，我就这样学到了。
难以归属画作源自它僵硬又恬淡寡欲的神情举止，这与列奥纳多惯常画作不同。尽管有些学者觉得这是画作未完成所致，但另一些学者则提出服装和躯干是他学生（英语：Leonardeschi）的创作。如果列奥纳多真的被协助，最常被提起的候选人是博塔费奥和安布罗焦·德普雷迪斯，因为他们的风格较接近肖像画中的硬性和刚性。艺术史学家卡洛·佩德雷蒂（英语：Carlo Pedretti）指出博塔费奥和列奥纳多另一学生马可·达·奥焦诺（英语：Marco d'Oggiono）用同样的方式来描绘眼睛，这暗示了几人的合作。艺术史学家皮埃罗·马拉尼（Pietro Marani）指出列奥纳多于1480年代中旬不太可能找人协助，就算如此，他们也不太可能为正式或朋友的肖像画合作创作。尽管有马拉尼的主张，现代学者对列奥纳多是否遭人协助还没达成共识。佐尔纳表示“现在公认列奥纳多制作脸部，而博塔费奥负责整个上半身”，但西森认为只有“基本上少数”的学者不同意完整归属。无论是否有合作，大多数学者同意如果整幅画不是出自列奥纳多之手，起码脸是他画的。
艺术史学家根据列奥纳多在第一次米兰时期（约1482-1499年）有相似作品而认为此画是这段时间产出，包括透过X光测试发现在风格上有相似的《抱银貂的女子》、《岩间圣母》的明暗处理和铜马雕塑的草图。较早的来源将作品的创作年份定在这段时期的中旬，包括1485-1490年和约1490年。
西森和马拉尼等现代学者观察该作不可能迟于1487年创作，因为它被认为缺乏了列奥纳多后期作品的一些精致和真实感，例如《抱银貂的女子》，而且列奥纳多于14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人体解剖学，尤其是头骨。因此现在这幅画被认为在第一次米兰时期早些时候完成，大约在1480年代期间，通常认为于1483至1487年期间。
《音乐家肖像》与米兰盛行的肖像画有很大出入。米兰的观众在艺术上比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观众更为保守，他们期待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肖像画能像扎内托·布加托（英语：Zanetto Bugatto）、文森佐·福帕（英语：Vincenzo Foppa）和安布罗鸠·贝尔戈尼奥内（英语：Ambrogio Bergognone）的作品一样。画上人物的四分之三侧视比经常将肖像放在哑黑色背景的尼德兰画家要早。安托内罗·达·梅西那在威尼斯和西西里的作品也采用了相同的黑色背景和四分之三侧视，包括《男子肖像》（）和《戴着红帽的男子肖像（英语：Portrait of a Man (Antonello da Messina, London)）》。列奥纳多很可能受到安托内罗风格的影响，并可能在1476年短暂地到访米兰或1486年去威尼斯探访前老师安德烈·德尔·委罗基奥时看过安托内罗的作品。艺术史学者丹尼尔·阿拉斯（法语：Daniel Arasse）表明虽然《音乐家肖像》是列奥纳多最像安托内罗的肖像画，但人物没面向观众不只与大多数安托内罗的作品相反，更与列奥纳多的其他作品相反。安布罗焦·德普雷迪斯或博塔费奥创作的《年轻男子肖像》（，约1490至1501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音乐家肖像》的影响。
《音乐家肖像》是列奥纳多唯一已知的男性肖像画，并且是唯一一幅存于米兰的画。尽管马拉尼指出该作可能是供私用，但尚无委托记录。人们普遍认为它不是1618年枢机主教费德里科·博罗梅奥（英语：Federico Borromeo）赠予盎博罗削图书馆的礼物，在当时这占了博物馆大部分的收藏品。这幅画有可能是加莱亚佐·阿科那提（意大利语：Galeazzo Arconati）早于1637年赠给盎博罗削图书馆。该作于1672年被首次记载，当时是彼得罗·保罗·博斯卡（Pietro Paolo Bosca）将其编入盎博罗削图书馆的目录中。它的注解下了“具有公爵委托期望中的所有优雅感”，暗示主题人物被认为是当时的列奥纳多雇主兼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
关于拿破仑·波拿巴是否于1796年将此作带去法国的来源不一。马拉尼表示它被没收，而西森则表示法国人认为大西洋古抄本更有价值，所以取而代之，但两名学者都同意1798年的时候它还在盎博罗削图书馆。画上人物是卢多维科的说法直到路易吉·卡维纳吉（英语：Luigi Cavenaghi）和安东尼奥·格兰迪（Antonio Grandi）于1904至1905年修复时移除黑色涂层发现拿着乐谱的手才被打破。这导致学者相信主题人物并非卢多维科，而是与列奥纳多相同时期的米兰音乐家。因为这个发现，许多候选人都被认为是画上人物。该肖像画在2011年国家美术馆展览“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兰宫廷画家”（Leonardo da Vinci: Painter at the Court of Milan）和2020年卢浮宫展览“列奥纳多·达·芬奇”（Léonard de Vinci）展出
《男子肖像》，1475年，安托内罗，巴黎卢浮宫。安托内罗的脸部光影方式可能受到列奥纳多启发
《戴着红帽的男子肖像》，1475至1476年，安托内罗，伦敦国家美术馆。列奥纳多跟安托内罗一样强调主要人物的面部，且占主要画面
《年轻男子肖像》，约1490至1501年，德普雷迪斯或博塔费奥，米兰布雷拉画廊。这名画家明显受到《音乐家肖像》启发
由于1904至1905年修复时抹去黑色涂层发现画上人物拿着乐谱，艺术史学家想当然认为他是名音乐家。然而他的身份还是无法确定。男人可能出现在其他作品中，国家美术馆的学者曾表明弗朗切斯科·那波利塔诺（英语：Francesco Napoletano）的《年轻人侧脸肖像》（）和列奥纳多的《年轻人侧脸半身像》（）是同个人。虽提出多个历史候选人，但没有任何强而有力的证据。历史学家理查德·肖·普尔（Richard Shaw Pooler）表示“有人认为主题人物单纯没有名字”。
建筑史学家卢卡·贝尔特拉米（英语：Luca Beltrami）主张的弗朗赤努斯·加福里乌斯（英语：Franchinus Gaffurius）成为20世纪初最主流的候选人。贾弗黎尔斯是米兰的神父、著名音乐理论家、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宫廷音乐家和米兰主教座堂的“教堂合唱团总监（英语：maestro di cappella）”。众所周知他和列奥纳多私交甚好，他们进入公爵服务工作只相隔一两年。贾弗黎尔斯著名的1496年音乐专著《音乐实践》（）中收录了列奥纳多创作的多个木刻版画。另外，贝尔特拉米提出“Cant”和“Ang”为拉丁词“Cantum Angelicum”时引用了贾弗黎尔斯的音乐专著《天使和神的作品》（）。
此后该理论因肖像方面的证据未能将加福里乌斯和画上人物配对而无法被证明。肯普指出“Cant”和“Ang”可以单纯解为意大利文“Cantore Angelico”。此外，画上人物并没身穿可以正确辨识他为牧师的神职人员长袍（英语：Clerical clothing），再加上画中的是名年轻人，但当时加福里乌斯正好步入成年大关。
马拉尼在1999年专著中提出是托斯卡纳音乐家亚特兰大·密里约洛蒂（英语：Atalante Migliorotti）后许多评论家都赞成这一说法。1482年，密里约洛蒂和列奥纳多离开佛罗伦斯到米兰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宫廷。两人是好友，而据称列奥纳多曾教密里约洛蒂弹鲁特琴和里拉琴。在这幅画的构思阶段时密里约洛蒂正处于十八九岁或弱冠之年，让他成为貌似有理的候选人。另外，列奥纳多在大西洋古抄本的1482年物品清单中有列出“脸抬起的亚特兰大肖像”。这被认为是《音乐家肖像》的试画或初期尝试。肖像画的亲密感让画上人物更像是个朋友。
反对该理论的主要理论是画上人物的脸部并没有像1482年笔记那样抬起来。然而，马拉尼指出虽然看起来音乐家的脸没有抬起，但“表情看起来有上升，估计歌手刚刚（看完）乐谱后抬起头来”。自从弗朗赤努斯·加福里乌斯被广泛否决为主要候选人后，密里约洛蒂如今受到许多评论家青睐。
1972年，比利时音乐学家苏珊·克莱尔克-勒琼（法语：Suzanne Clercx-Lejeune）认为法国歌手兼作曲家若斯坎·德普雷是画上人物。若斯坎曾于1480年代与列奥纳多共同为斯福尔扎家族服务。克莱尔克-勒琼指出乐谱上的“Cont”、“Cantuz”和“A Z”是“假声男高音”、“旋律”和“中音（英语：Alto）”，这代表它们与一首旋律下降的歌曲有关联，例如弥撒曲、经文歌和若斯坎的歌曲。此理论之后受到怀疑，因为音符大部分难以辨认，而且许多作曲家都这样创作。跟加福里乌斯一样，其他若斯坎的肖像画毫无相似之处，而他三十四五岁才担任神父，所以与画上人物不符。
艺术史学家劳尔·法格纳特（Laure Fagnart）于2019年提出画上人物是尼德兰作曲家兼歌手加斯帕·范·韦伯克（英语：Gaspar van Weerbeke）。加斯帕跟列奥纳多同样时间为斯福尔扎家族工作，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彼此认识。这理论引用了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写给哥达多·帕尼加罗拉（Gotardo Panigarola）有关宫廷音乐家衣着的信中有写道“哥达多。我们想将一件深色天鹅绒长袍给我们的歌手加斯帕，就像您给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古纳蒂）和柯蒂埃的一样，而他们俩也是我们的歌手”。正如法格纳特指出的那样，这封信过于含糊不清，难以将加斯帕和肖像画联系在一起。另外，加斯帕与若斯坎和加福里乌斯的问题一样，韦伯克当时三十多岁，作为画上人物可能太老。
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曾遭人提及，由于列奥纳多在米兰时和他一起住，再加上肖像画的原作、模糊轮廓和描述表示了画上人物是米兰公爵。西森指出这种识别特别有意义，因为卢多维科上位前，吉安·加莱亚佐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然而，没有直接证据支撑这一点，而且揭露的乐谱让未能被证明是音乐家的吉安·加莱亚佐是画上人物的可能性变得很小。意大利鲁特琴手兼作曲家法兰契斯柯·卡诺瓦·达‧米兰诺（英语：Francesco Canova da Milano）和佛莱明歌手乔凡尼·柯蒂埃（Giovanni Cordier）也被人提及，但也没有实质性证据。荷兰插画家西弗莱·沃海克（英语：Siegfried Woldhek）认为《音乐家肖像》是列奥纳多三幅自画像之一，但这被认为极不可能。
《音乐家肖像》在历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负面评价经常导致人们无法决定或拒绝作品完全归属于列奥纳多名下。20世纪初，法国艺术史学家尤金·蒙兹（英语：Eugène Müntz）用“足以模拟林布兰的活力”为作品增色，但批评它绷着脸的神色、极差的着色和不完整。马拉尼解释蒙兹的评论很大程度上是用了蹩脚复制品进行分析。艺术史学家杰克·瓦瑟曼（Jack Wasserman）表示该肖像画缺乏列奥纳多其他作品中典型感情强烈的面庞，但西森和肯普赞赏作品那对具有强烈情感的凝视。艺术史学家亚历山德罗·维佐斯（英语：Alessandro Vezzosi）紧接指出那双眼睛让“列奥纳多取得前所未有的心理强度，且达到《抱银貂的女子》的崇高境界”。
由于缺乏当代纪录，一些学者提出有关该画创作目的的理论。数名学者相信画上人物的脸部紧张感强烈，估计他刚表演完，抑或正在表演。这幅画也被认为列奥纳多自称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他自觉绘画优越于其他艺术形式，例如诗歌、雕塑和音乐。列奥纳多在未完成著作《绘画之书》的开头宣称：
音乐应当被称为绘画的妹妹和后辈：音乐只能是绘画的妹妹，因为它是依赖视觉的听觉，而它的和声产生于同时响出的、合乎比例的各部分联合。（这些部分）势必在一种或多种和声的节奏中生灭，这些节奏将和声中协调的成分包围，正如同人体轮廓包围着构成人体美的（各个）成分一样。然而绘画凌驾于音乐，因为它不会方生即死，像可怜的音乐一般。相反，它经久不衰，虽然事实上受限在一个平面上，但却栩栩如生。
这段话似乎不认同音乐稍纵即逝的本质，与绘画使用的材料和永久不衰的实物性质恰恰相反。这理论也表明了年轻人眼中的忧伤，因为根据列奥纳多的想法，音乐在表演完后便消失殆尽。另一种解释是列奥纳多因描绘男性美感而深受触动。考虑到这幅画古怪又看起来亲密的美感，它很有可能是送给朋友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