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 D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一般认为“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俄语：Ольденбург,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由于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历代不同的少数民族都在敦煌停留。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帮助考古学家研究各民族的语言（吐火罗语、塞语、粟特语、犍陀罗语、大夏语），并且帮助了解汉语的演变。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至清末写本始复出于敦煌石窟。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1950年初，石滨纯太郎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日本的敦煌学专家，编成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日本学者藤枝晃（日语：藤枝晃）还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历史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80年日本人开始编纂《讲座敦煌》，1992年出版了9卷。1981年5月26日，藤枝晃于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表示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