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取向，目的在修正人类学当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它在1970年早期成为显学，尽管它的某些内容可在早期人类学家的作品中看到，包括爱丽丝·弗莱彻（Alice Fletcher）、玛莉加·金普塔斯（Marija Gimbutas）、玛格丽特·埃伦伯格（Margaret Ehrenberg）、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与玛格丽特·米德。
杰出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家亨利耶塔·摩尔（Henrietta Moore），认为自从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以来，女性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纳入其理论与研究之中。早期的人类学家，从詹姆斯·弗雷泽到艾德华·伊凡-普理查都对亲属关系和婚姻感兴趣，因此女性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民族志当中，而且有某些女性撰写早期的人类学作品。摩尔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女性是否出现于人类学之中，而是在于人类学的诠释、再现和理解方式。她引用鲁比·罗尔立屈-莱维特（Ruby Rohrlich-Leavitt）等人在1976年的研究，比较分析男性与女性人类学家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女性社会地位的研究。男性人类学家罗尔立屈-莱维特说，原住民妇女被社会视为世俗，并排除在仪式之外，而且在经济体系是不重要的。另一方面，女性人类学家说，在经济生活方面，女性是不可或缺的，在仪式是重要的，并受到男人所尊重。摩尔提出这一点做为证据，表示女性以何种方式被纳入人类学的讨论，才是重要的议题。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以批判角度分析现有的人类学文献，并创造新的研究方式，将女性置于研究的核心。
自我意识的女性主义人类学是在1970年代期间兴起，成为对人类学的男性偏见的一系列挑战。 雷纳·赖特（Rayner Reiter）在1975年的文章“朝向女性人类学”，代表着对这个新兴学派的早期贡献，他认为女性与男性彼此体验了不同的性别，参照了不同组合的社会标示，而且女性的经验本身就成为一个合理的人类学研究主题。赖特指出，在当代人类学理论和假设之中的男性偏见，为人类学自我批判引进了一条新路线。 跟赖特同期的学者盖尔·鲁宾（Gayle Rubin），也在1975年，创造了“生物性别/文化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这个术语，来说明区别生物驱力与社会行为的差别，他认为人类对于文化性别与性倾向的表现，并不是生物的常数，而是受到政治建构的规范。
1988年，摩尔出版了《女性主义与人类学》（），这本书支持女性主义人类学，它意识到性别差异跟其他社会差异标记的连结，包括阶级、族群和种族。摩尔争辩说，即使是由女性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往往“依据男性的语汇，来编排这个世界，因为无论是男性或女性研究者，都在这个以男性导向的学科受训练”。 摩尔认为，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深深受到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在二十世纪人类学往往被称为“对于人的研究”），因此如果没有认真的自我反省，并有意识地对付这种偏见，人类学就不能有意义地呈现女性经验。
摩尔也主张，关于性别，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证自明的或预先决定的，而且人类学依其能力，足以了解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如何感知文化性别和生物性别，不能认为“成为女性的过程”(womanhood)这个概念是简单明了且不成问题。
女性主义人类学跟其他学科的女性主义的关系有些紧张。女性主义人类学借由关注不同的文化以不同方式思考性别，而可以争论说性别歧视并不是普同现象。摩尔认为，“女性”这个概念并不是个普同概念，因此不足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分析范畴：在于“女性”这个概念是某些文化所特有的，而不是一种人类的普同性。对于某些女性主义者而言，人类学家米雪·罗撒度（Michelle Rosaldo）写道，这个人类学论点跟女性主义者理解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的一个核心原则相矛盾。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写道，在当代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圈内，对于性别不均衡是否为普同现象，抱持着分歧的意见。斯特拉森认为人类学必须处理差异性，而不是试图消除它，这个学科并不必然会受到这个意见分歧所伤害，但依然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主义人类学面对着阻力。
人类学经常面对来自非西方传统的女性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可能有别于欧洲和美国的白人女性主义者。从历史上看，这些非西方的“边陲”观点有时被边缘化，或是被视为并不如西方知识一样站得住脚或重要。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主张，他们的研究有助于纠正这种在主流女性主义理论之中的系统性偏差。另一方面，人类学家主张将这种他者观点纳入讨论与研究，这又招致批评---当地人被看成是地方知识的生产者，只有西方人类学家可以将这些地方知识转换成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女性主义理论家绝大多数来自西方，而不是来自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其中有一些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女性主义传统，例如拉丁美洲的基层女性主义），他们关于女性主义的理念，可能包含西方特有的假设，就是无法适用于他们所研究的文化。 罗撒度批评这种女性主义倾向，将其他当代文化视为不合时宜，并且将世界其他地区视为西方历史的先前其他时期的代表----例如，在某个国家的性别关系以某种不明原因，停留在西方过去的另一个历史阶段。罗撒度说，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他地方的女性视为“脱去外衣的我们，而且他们生活的历史明确性跟我们的历史明确性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摩尔认为，人类学可借由讨论“关于”女性的议题，而不是“为”女性发声，来克服这种偏见。
在玛丽莲·斯特拉森的笔下，将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之间偶而发生的这种对立关系，描写成自我维持，这是由于“关于世人的一种理想关系，这两者都分别近乎达成另一方所欲达成的目标”。女性主义不断挑战男性中心主义的正统，人类学是从这个正统中萌芽的；人类学则是破解了女性主义的我族中心主义。
瑞特（Reiter）认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这门学科受到来自主流学术界的一种“双重差别待遇”（double difference）所影响。它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学术传统，有一部分被边缘化，成为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一个分支，而且关注的是女性经验，女性则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的正统所边缘化。同时，它着眼于非西方的经验和概念，这些区域的知识必定处在西方所创造的知识的边缘。因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受到双重的边缘化。
摩尔认为，这种边缘化有某些部分来自这个学科的自我坚持。借由坚持“女性观点”，女性主义人类学不断自我界定为“非男性”观点，也因此不可避免有别于主流观点且受到边缘化。摩尔说，女性主义人类学有效地凝聚自己的力量。斯特拉森认为，女性主义人类学是对于主流传统构成挑战的一项传统，永远不可能完全融入主流：它的存在是为了批判、解构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