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庇护十一世（拉丁语：Pius PP. XI，1857年5月31日－1939年2月10日），原名安布罗吉奥·达米亚诺·阿契尔‧拉蒂（Ambrogio Damiano Achille Ratti）。
庇护十一世1857年5月31日出生于奥地利帝国领地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现属意大利）的代西奥(Desio)小镇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在一座丝厂就任经理，母亲名为德兰加利。他十岁时进了位于米兰的一座小修院。22岁时担任了修院的执事，米兰总主教派他前往罗马深造。他在罗马的三年中，于额我略大学考取了教律博士及神学博士后便回到米兰大修院任教。1911年他被招至到了罗马，希望他继艾尔(Erle)之后接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他在此处担任馆长直至1918年。他闲暇之余则是到修女所办的学校向儿童们教课。他人生经历的转折是在1918年遇到当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教宗选他为宗座巡阅使，派他前往波兰去视察。由于波兰曾于1772年、1792年以及1795年，被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瓜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独立的国家。因为他精通历史，所以他对此自有协调的方法。1920年他经历到了共产党如何攻打波兰，所以他极为反对共产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运动。由于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展露出他的外交才能和在艰苦环境处变不惊的能力，所以当1921年米兰总主教弗拉里枢机主教逝世，于是教宗本笃十五世提拔他为圣玛尔定堂枢机主教并委任他为米兰的总主教。他就任新职第5个月后，在1922年1月14日，前教宗本笃十五世病逝，享年68岁。同年2月2日，枢机们于西斯汀小教堂选举教宗，在2月6日的第十四次选票结束后他便被推选为教宗，是为庇护十一世。
庇护十一世有意继续前教宗本笃十五世所定下的政策，就是恢复教廷与各国的邦交。那时意大利的政权经过一个重大的变革与转换。从军多年的墨索里尼在1919年成立法西斯党，他于1922年经由政变取得政权，于是教廷与新掌权的意大利政府开始新的交锋。
从1871年意大利统一以来，因为当时的教宗庇护九世拒绝接受意大利政府教廷担保法的协议，教廷的管辖区域仅剩下梵蒂冈、拉特兰和贡达尔夫堡。也因此天主教会在罗马的世俗权力也受到限制。而这也造成之后在教廷即位的教宗所要面对的一个极大课题，俗称“罗马问题”。这个从庇护九世以来长达半世纪的问题，终于在1929年2月11日的“拉特兰协议”中与法西斯政府取得共识，获得解决。墨索里尼取得政权后开始实行独裁政治。虽然墨索里尼本人直言无讳的反对教权，但他看到与教廷和解在政治上对他的许多好处，所以他选择了政治妥协。1929年在拉特兰宫所签订的两项协定中。教廷放弃它对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就是不再扩张其领地的范围；其次承认法西斯政权为意大利合法的统治者，教廷承认意大利的首都为罗马；此外，教廷答应不干预政治和接受任命主教须经由国家批准的规定。在国际地位上，意大利政府则承认梵蒂冈为独立主权国家，国家由教宗统治，是为永久中立国。居住在此辖内者拥有梵蒂冈国籍，但若移居于梵蒂冈外便失去其国籍。但住于罗马境内的天主教徒则不受此限。在国际关系上，教廷拥有与世界各国主教、教徒、各国政府通讯的自由与便利。教廷对于交战各国，可运用其精神道德力量，斡旋和平。教廷不参加国际会议，但可参加非政治性的会议。教宗可参加非政治性的条约签字。此外财务协定方面，意大利政府须立即赔偿教廷自1870年来所受的财务损失共三千九百三十七万五千美元，连同年息五厘的债劵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教廷所属教堂、别墅、宫殿、附属建物及不动产皆享有免税优待。还有在宗教层面上，法西斯政府须答应建立天主教为“国家唯一宗教”，大主教及主教选择权在于教宗，但需先征求政府同意。教廷对宗教事务具有司法权，意大利政府允许修改民法，使教会律例的规定扩大到婚姻的层面，也就是由教会缔结的婚约享有一切法律上的效果，教徒离婚问题，由教会解决。在教育的层面上，政府须答应在中、小学准许教授宗教课程，但教会不得干涉学校教务和行政工作，政府允许无政治含意的宗教活动，教会则禁止其教会内部人员参与任何政党活动。教廷与政府协商的结果，在意大利的人民中获得普遍性的赞成及接受。也因此，梵蒂冈成为意大利境内唯一独立王国，“罗马问题”也在此时获得完善的解决。至今教廷与意大利政府仍然维持友好关系。
庇护十一世在位17年，在他任内前后写了二十多件通谕。其中有国际间的问题，也有对于社会、宗教所发生的事件发出通谕。以下分为几类：
公教进行会：在庇护十世的时代，信徒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并自发性地扩展教会团体已在各国增多起来。但是这些分会彼此个不相属，当庇护十一世面见一位从比利时出生于布鲁塞尔任副本堂的贾尔定神父时，了解了他组织了教职工青年会。他同意这名神父的做法。所以他将不同的社会阶级所组成的公进会开始专业化的组织起来。于是在1922年12月22日发布了“天主默见”(Ubi Arcano Dei)的通谕，强调各阶层各职位的信徒皆有传福音做门徒的责任。
公教教育：在罗马问题协定没多久，政府想把教育青年的权力逐渐归政府垄断。因此，教宗面对着企图垄断青年教育的国家，争取了家庭和教会的权力。于是他在12月31日发布了“主的(神圣)导师”(Divini illius Magistri)的通谕，指出公教对青年教育的权利。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植完备的信徒，使他能有理智和信德行事为人。并说明国家和家庭教育的本分，谴责政府不应垄断青年教育。
婚姻通谕：1930年12月31日，他面对国家社会腐化的风气和家庭的解体，所以他引用圣经发布通谕。通谕中阐明了婚姻的道理，为保护婚姻道德性与神圣性，公教可要求国家的合作。
重建社会秩序的通谕：1931年4月15日，教宗发布了“四十年通谕”(Quadragessimo Anno)，这是回应之前的良十三世教宗(1878-1903)于1891发布的“新事物”通谕(Rerum Novarum)中提到针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庇护十一世强调，他希望废止以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规律，而应以公共利益来取代；其次，希望建立职业制度以及国家和国际间的机构，使这些经济活动受到公共利益的制衡与约束。而他也希望社会能提升工人福利，如：提高工资所得，使工人能维持家中经济负担并改善其生活品质。
针对法西斯政府的通谕：1931年6月29日，教宗发布了“我们不需要”通谕(Non abbiamo bisogno)。法西斯党在1930年尾时攻击青年会，天主教会的公进会受到毁谤和攻击，墨索里尼发表声明，宣称所有入学年龄之孩童均属于国家，所以应由国家来进行教育。政府命令全国所有儿童与青年皆应入党，其他一切青年组织都应解散。教宗透过外国通讯社发表了“我们不需要”通谕，抨击法西斯政府镇压天主教行动。教宗对于法西斯政府攻击公进会的流言逐一反驳，并证明法西斯政府违反协议，这些单方面的决定丝毫没有政治作用。教宗于此再一次争取教会陶冶青年的权利。墨索里尼面对本国和国际舆论，选择了让步的协议，准许天主教的存在，但行动须受严格限制。
对纳粹党的通谕：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党在德国兴起，但他们有意使德国摆脱基督教信仰。德国政府在1936年12月1日宣布，德国所有青年，都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接受“希特勒青年”教育。教宗为了答复这种政策，与教廷的国务卿巴塞里枢机主教(庇护十二世)在1937年3月14日草拟了“深表不安通谕”(Mit brennender Sorge)。这道用德文写的通谕，避过警察的监视，并于1937年3月21日棕树主日当天，公布在全德境内的天主教堂。通谕抗议国家对教会的压迫，号召天主教徒反抗种族主义和国家崇拜，反对曲解基督教的教义和道德观念，要求信徒持守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以及对教廷的忠诚，并谴责纳粹对天主教徒和教会的暴行。
对西班牙的通谕：1931年，西班牙建立新的共和国政权。新上台的左翼共和党人政府，在他们所订定的新宪法中，不但规定政教分离，而且将离婚定为合法化、禁止会士任教，解散耶稣会并将其财产充公。教宗面对此事，于是在1932年发布了“我们极可爱的”通谕(Dilectissima Nobis)对此暴行提出严重的抗议。
对反宗教的通谕：苏联、墨西哥、西班牙反宗教的暴行，使得教宗决定在1937年3月18日发布“神圣救主”通谕(Divini Redemptoris)，谴责共产主义的错误，他对苏联、墨西哥、西班牙的人民表示同情，提议用天主教义中的爱来代替共产主义欺骗人实际想夺取政权的行动。
教宗即位之初，传信部管辖的教区原是330个，但是到了他逝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38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他在位时多增加了210个教区，共计牧养了540个教区。此外，他还将不少的伟人列入圣品。1923年4月29日列圣女小德兰为真福品。1925年4月17日，将耶稣会士加尼修列入圣品，并公布他为教会圣师；此外还有圣女巴拉、圣欧德、圣维亚奈、胜伯拉明、圣大亚尔伯、圣福内、圣女伯尔纳。1926年，教宗又加册封圣十字若望为教会圣师，除此后续还有追奉伯拉明与大亚尔伯一为教会圣师。此外在1935年，他将于400年前英国殉教的主教费舍尔(John Fisher)以及写《乌托邦》(Utopia或译理想国)的作者摩尔等人列入圣品。
1936年教宗患病，那年的圣诞致词他是在病床上发表的。虽然过了不久他痊愈了，不过他却无法阻止意大利与德国越走越近的趋势。于是他预备在1939年2月11日的“拉特兰协议”十周年纪念前，将意大利的主教都招聚来，为要给他们最后的指示，谴责那些导致民族浩劫的独裁政府。但可惜的是，他来不及在2月12日发布演讲，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0日清晨时与世长辞，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