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起义是指1863年1月开始，于波兰-立陶宛联邦旧领土上发生的反俄罗斯帝国起义，这是1795年波-立联邦灭亡后，波兰民族主义者发起的又一次大规模“复国”起义，但俄军之后以优势军力镇压下去。起义连带造成沙皇在1864年3月2日宣布“波兰-立陶宛之农奴解放令”，摧毁了原属社会上层的波兰-立陶宛贵族，也导致形式上半自治的波兰议会王国于1867年被完全废除。
当时波兰民族主义者的主要领袖有右翼“白党”的吉莱尔和左翼“红党”的帕德列夫斯基。在后者主持下，波兰地区的中央民族委员会于1863年1月22日宣布起义。当天夜晚，6000名波兰下层民众组成的起义军揭竿起义。他们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在基埃尔策和卢布林东部获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沙俄军队围剿，遂转入游击战。起义烽火后来蔓延至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然而，4月至6月，在沙俄的严厉镇压下多处义军都遭到失败，帕德列夫斯基也在5月15日阵亡。
4月之后，起义的领导权渐渐转入“白党”手中，因为那些反俄且具有动员力的波兰-立陶宛贵族，只愿意团结在白党的“复国”名号下，要求恢复曾经“伟大的”波-立联邦。反俄贵族们希望借由军事反抗，迫使俄国扩大波-立贵族（什拉赫塔）的自主权力、恢复维尔纽斯大学，并以母语出版书报而不受审查言论法案束缚。5月10日白党成立了民族政府，但是起义军立刻面对数量与枪炮都占优势的27万俄军，于是接连吃下许多败仗，不得不放弃大规模的正面交锋。到10月，采纳红党“均分土地”意见的罗·特劳古特将军控制了政权，他宣布农奴皆可分到土地并镇压地主，借此获得大量农民的支持而力挽狂澜，但也使大量“白党”的贵族开始投靠沙俄政府。到1863年7月，增援至34万的俄军再度取得一连串的胜利。1864年3月2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波兰废除农奴制、分配田地给农奴。这些改革立刻使起义军丧失了许多农民的支持，4月特劳古特被捕，起义失败。
起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大多对波兰起义报以同情的态度，并批评沙俄镇压民族主义的血腥手段。同情波兰的大国以英国、法国、奥国三国为代表，于1863年先后三次向俄国发出“照会”，要求沙俄尊重波兰议会王国的（有限）自治权并放弃“血腥报复”的镇压手段，其他国家如瑞典、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王国、奥斯曼土耳其等也加入此一呼吁的行列。支持俄国的列强只有俾斯麦主政的普鲁士，成功换得俄国的感谢及友好态度，使俄国于之后的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偏袒普鲁士，间接帮助普鲁士在1871年完成了德意志统一。
欧洲的舆论圈也几乎都是同情或力挺波兰起义者的“壮举”。如天主教的教宗庇护九世因其保守立场，虽然稍稍批判波兰起义中红党激进立场，但他公开赞扬白党的“十字军精神”，并号召信徒一起为波兰的天主教信仰祈求上帝恩典、摆脱俄国的东正教“魔掌”，大大增强了欧洲民众对波兰起义的同情；而力挺红党的“热血”人士，则包含了流亡伦敦的法国文豪雨果、匈牙利民族革命家科苏特、意大利民族主义英雄马志尼和加里波底，以及左派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斯、恩格斯，与俄国赫尔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他们不只号召欧洲各界捐款出军火给起义军，甚至不少人率队到波兰参加起义，如加里波底之子就义无反顾地加入波军，最后壮烈牺牲。
一月起义遭到镇压，使“波兰-立陶宛”的社会主力阶层──什拉赫塔贵族遭到巨大打击，包含没收什拉赫塔的大片土地并课以重税，导致什拉赫塔快速裂解。这使原本弱小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能在后续的政治及社会现代化运动中，展开对农民的连结及母语宣传工作，团结彼此力量，进而使贵族阶级因此丧失社会中的龙头地位。
学界对1863年一月起义的评价和意义颇为矛盾，一方面波兰、立陶宛的民族自主性受到重大打击和迫害，但因为俄国同时终止了什拉赫塔贵族对农奴的强大剥削，并借由贯彻1861年农奴废除法令使农奴解脱、得到自耕地而大幅受益，这对社会公平的巨大功劳也必须肯定，因此好坏参半的矛盾评价随之而来。然而起义被镇压的连带梦魇是，沙俄开始强力的俄罗斯化政策，下重手打击天主教会和波兰、立陶宛族语学校。譬如政府禁止传统拉丁字母的使用、限制天主教会的洗礼权利，又关闭许多知名且以母语授课的中等学校，代之以俄语教学的各级学校，其目的是要让波兰人、立陶宛人都改信俄国的东正教，并使残余的天主教会臣服于东正教之下。沙皇甚至在1865年颁布立陶宛书刊禁令，全面禁止出版立陶宛文的报纸和书刊
一月起义的另一结果，就是波兰议会王国剩余的独立地位遭到完全废除，1867年“波兰（议会）王国”这个政治实体遭到俄罗斯的直接吞并。以前的非官方性名称“维斯瓦河地区”（俄语：Привислинский Край）取代“波兰王国”成为这一地区的正式名称，这个地区成为了由总督统治的“总督区”，直到1875年该地区成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