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观，又名鲸观、京丘、武军，是一种战争中处理战败者尸体的手段，战胜一方在战后搜集战败一方尸体堆积在道路一侧并且覆土做成土丘，主要用于向世人及子孙后代炫耀军功或者警告敌人。这种做法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并在后来为中原周边诸如五胡、高句丽、蒙古等族群所接纳。京观的习俗在先秦和两汉并不普遍，但是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汉人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大力尊崇，随着历史发展最终在明清时期消失。
“京观”之名最早出自于《左传》，当时晋楚邲之战后潘党向楚庄王进言要求“收晋尸以为京观”，目的是让子孙后代看到铭记先辈的武功。但是楚王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京观是“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所创，目的是惩戒无道。根据这一段话，似乎修筑京观的行为似乎由来已久。根据孔颍达《正义》引《广州记》，“鲸鲵”即鲸鱼，雄性称鲸鱼而雌性称鲵。杨伯峻注《左传》即认为“鲸鲵”比喻首恶元凶，“京观”即将那些对明王“不敬”的大奸大恶之人的尸首封埋起来；“封”在此意为封识，在土封之后还要加上表木或立石记录这件事；“戮”有陈尸的意味，同时也通“辱”义，修筑京观可以通过陈尸已死去的强敌尸体以羞辱敌人，炫耀自身功绩。根据《尔雅》，“京”本义为人力所作的较高丘状建筑物，而“观”则为高大台榭，一种高耸的建筑物。“京观”也简称为“京”，《吕氏春秋》中就有赵国“得尸三万，以为二京”的说法。
学者安广禄认为，“阬”本意为高大的门楼，古文中“坑”和“阬”都与京观存在混用的关系，“阬” 与“坑” 又可以互相借用，例如王莽下诏将刘信等人“坑杀”，实际上将他们的尸骨修筑为京观。十六国时期，后凉吕隆镇镇守的姑减城受到了后秦的围攻，吕下令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衙路”；“坑”“阬”和“京观”实际上是一会事，都是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惩治罪大恶极者或堆砌阵亡敌军才叫做“京观”，对于滥杀百姓、屠杀战俘则称“坑”。刘德浩则反对这一意见，认为门并非“阬” 本义而是“闶”的本义，按颜师古注“阬”本义为“大阜”（大土丘），“坑”在学术界更常用的解释为坑杀、活埋；他认为安文所提及诸多史料存在解读问题，例如王莽“坑”并非信等人而是他们的家族，京观所针对的是鲸鲵首犯，“坑”和“京观”的对象不同；因此，“坑”和“京观”并非同一种行为。
京观首见于《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晋国和楚国两国开战，结果楚军大胜，楚国大臣潘党向楚庄王进言：“君何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庄王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止戈为武，只有将罪大恶极者杀死才可以修筑京观，因此下令将晋军妥善安葬。到了战国时期，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燕国大败齐国，燕王以齐国士兵头颅计赏，因此燕国士兵纷纷携带齐军头颅回国，在燕国都城堆砌成一座“骷髅台”。今天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曾经出土过这类建筑，骷髅总数在数十万以上。然而这一习俗在先秦见诸史料的仅仅只有燕国。汉代受到儒家仁德思想影响，少有修筑京观，但到了王莽时期，王莽攻破翟义后株连三族，将士兵和家眷的尸骨堆砌成京观，长宽6丈，高达6尺，王莽还在观前修筑表木，上书“反虏逆贼鲸睨所在”。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修筑京观日益流行，受到了文化上的肯定，无论五胡还是汉人都崇尚修筑京观。潘岳《西征赋》吟诵曹操大败马超道：“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为京观。”魏主曹髦也曾诏曰：“古者克敌，收其尸以为京观，所以惩昏逆而彰武功也。”《晋书》中孔愉以及《魏书》中李顺、高允等人传记都曾有颂扬修筑京观的记载。在这一背景下，修筑京观的行为屡见不鲜：曹魏的邓艾攻破成都后，在绵竹修筑其京观；刘宋的檀道济攻坚克难，俘虏四千多人，有人就建议他建议全部杀掉以垒京观，但他还是释放了俘虏；刘宋的沈庆之在攻破广陵后，屠戮城中男子以筑京观，后又攻破广陵平定刘诞叛乱，虐杀城中战败者，将其尸首堆砌于石头南岸，垒成一座“骷髅山”；南齐的裴叔业围困南兖州时，将敌军尸骨堆砌五丈高以警示城中据守的敌军；梁武帝在朐山大捷后称“宜为京观，用旌武功”，但自己“伐罪吊民”“仁者用心”，因此下令收敛敌军尸骨；南陈开国皇帝陈霸先命令侯安都、徐度等讨平姑熟叛乱，战胜斩首数千，皆累积为京观；北齐在邙山之战后，斩首三千余，将敌军尸骨垒砌为京观；北周的陆腾在征讨西南蛮中，在水逻城旁修筑京观，且但凡有所攻取都会修筑京观。北方的少数民族也接纳了这一文化，匈奴的赫连勃勃在对后凉战争中追杀敌军八十余里，杀伤数万人，斩杀对方十余名大将，将敌军尸骨垒砌为京观，号称“骷髅台”；在攻破东晋刘裕军在长安守军后，同样也将人头封以青泥，做成了京观。
到了隋唐时期，京观仍然为人所沿用。隋文帝在策文中称：“玄黄变漳河之水，京观比爵台之峻。”隋董纯在榆林太守任上击败进犯的突厥，斩首万余，堆砌为京观。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龙门大胜，收敛敌人尸骨，也建立了京观。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失败后，高句丽人将隋军尸骨敛为京观。唐贞观五年，唐太宗派人毁去高句丽的京观，收敛隋军尸骨。唐太宗还曾下令就地处理全国范围内的京观，各地收敛筑成京观的士兵尸骨。然而唐至五代，受到尚武意识影响，修筑京观依旧大量采用——从开元十年（722年）杨思勗破安南，到建中元年（780年）张光晟屠戮回纥使节，再到五代乾化三年（913年）梁吴交战，吴军将战败梁军尸骨堆砌为京观。宋代虽为儒家思想得以强化，但受制于强敌环伺的地缘政治，其战争惨烈不亚于五代，也有修筑京观的传统。狄青在平定侬智高后，也将其士兵尸骨累积为京观。宋军在剿灭方腊起义的过程中，曾经在秀州（今浙江嘉兴）大破方腊，修筑了五座京观。绍兴十一年，胡世将大破金军，将俘获的金军献至临安，辨别其中的女真人四百五十人，将其同时斩于嘉陵江上，最后全部垒砌为京观。后来的蒙古人也接受了京观文化，忽必烈在征讨乃蛮、合萨儿时就修筑过京观。到了明代，明帝国较长时间保持和平，因此修筑京观并不盛行。《明史》中仅仅有剿平陈友谅余党、赵彦破敌、张辅战东潮州三条记载。京观随着社会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来自东北的金朝和清朝都没有修筑京观的记录。
学者王亚林认为京观除去作为打扫战场的方法外，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厌胜敌人灵魂的巫术意味。修筑京观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自身的武功，更有着厌胜敌人及敌人头目的灵魂以防止他复活作祟的作用，后人可以通过京观、符咒等永世镇压这些人的灵魂——《山海经》中就有刑天与天帝争斗失败后，首级被安葬他处以令其无法复仇的故事；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也通过对商纣王的尸体施虐，以满足其厌胜的巫术意味。但是在后世，京观的巫术意味淡化，逐渐演化为炫耀武力、维护统治、威慑他人的作用，例如司马昭在攻破寿春之后，就将扎营地丘头的地名改为武丘，义通京观，以明“以武平乱”的功绩。同时后世小说的“铁丘坟”“肉丘坟”即以京观为原型，继承了京观的巫术意涵——评书《薛刚反唐》中，武则天处心积虑杀灭李唐忠臣，将薛家上下四百人全部埋于薛家地下，上面用三层石板压住，再在上面浇筑一个大铁坟头，立碑写道：“反叛薛家门，铁石压其身。骂名千载后，怀恨铁丘头。”后来薛刚反武20多年，最早报仇雪恨。这种“狱”“坟”一体的坟墓，在王亚林看来就是一座京观，只不过原来惩戒元凶的作用被权臣用来威慑异己、陷害忠良，但是一旦到了狱坟打开的时候则是正义战胜邪恶之时。
上海交通大学的朱兴和则评价京观与其说存在时间演变，不如说和政治权力在空间上的扩张息息相关。在部落扩张、较为成熟的割据势力混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帝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都容易出现京观，京观还是国与国之间关系恶化的产物和表征。在朱兴和看来，修筑京观对内则为专制政权对其被统治者的单向行为，对外则为平级政治团体之间的双向行为，实际上是集权政治对内外强调权力关系的特殊表征。在对外关系方面，京观可以成为调整对外关系的风向标，例如唐与吐蕃战争中南诏转向吐蕃，修筑唐军京观，后又改投唐朝，推平京观改立大唐将士德化碑。而在对内方面，京观也是调整国内政治结构和关系的重要手段，对功臣和篡位者而言尤为重要——有时京观为上位者向反叛者强调自身权威，有时京观为下位者向上级邀功请赏乃至觊觎大位的工具，乃至于功臣良将不惜滥杀无辜做大京观——天启年间赵彦剿平白莲教，滥杀平民做大京观借以邀功，朝廷论功行赏一众高升，不久他得罪魏忠贤，政敌举报他滥杀无辜，最终本人系狱，本人京观亦被下诏毁去。再从王莽、陈霸先等人事迹看，京观在稳固权力、实施篡权和实行政权交替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在他看来，京观还是中国古代权力构建的一种方法，既作惩戒也用以规驯，让服从和奴役深入骨髓，从中可以窥视古代中国政治的残忍和狡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