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胡斯尼·谭林(印尼语:Mohammad Husni Thamrin;1894年2月16日—1941年1月11日),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政治思想家,死后获追封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英雄。
谭林出身自官宦世家(英语:Priyayi),祖父奥尔特(Ort)是英国人,在当地经营一家酒店。奥尔特过世后,他的儿子,也就是谭林的父亲——谭林·穆罕默德·塔布里(印尼语:Thamrin Mohd. Tabri)便由在土著法院担任检察官的爪哇族舅父养育成人,所以他就把舅父的本名当作父名。谭林的父亲也从政,在1906年去职前曾当上荷属东印度总督约翰·科尼利斯·凡德维克(英语:Johan Cornelis van der Wijck)之下,巴达维亚某区的区长(印度尼西亚语:Kawedanan),即是当地民政机关的二级官员。
谭林于1894年2月16日在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韦尔特夫雷登(今雅加达中区沙哇勿刹)出生,在巴达维亚威廉三世国王学校(印度尼西亚语:Koning Willem III School te Batavia)完成中学课程之后,曾经先后到县丞署(Kantor Kepatihan)、驻扎官府(Kantor Residen)和航运公司荷兰皇家邮船公司(英语:Koninklijke Paketvaart-Maatschappij)任职。他在1919年获任命为巴达维亚市议员之后曾经对市议会发挥重大的影响力,甚至因此获殖民政府擢升为副市长。不过,他在1927年当选荷属东印度人民议会(英语:Volksraad (Dutch East Indies))议员后不久却联合东印度群岛10个民族主义组织(英语:Indonesian National Awakening),组成民族党团(Fraksi Nasional),以集中力量在议会内抗衡反对印尼民族主义的祖国社(Vaderlandsche Club)。和后来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党(Partai Indonesia Raya, Parindra)主席的拉登·苏托莫一样,谭林认为印尼人可以和荷兰殖民政府合作,并借此实现争取独立的目标。
谭林曾经以人民议会议员的身份和库苏蒙·乌托约(Kusumom Utoyo)前往苏门答腊东部,视察当地烟草种植园工人的工作情况。他们对工人被剥削的现象感到厌恶,在回程后谭林随即发表演讲,谴责这些种植园主。他还批评当局准许赌博活动和对触犯轻微罪行的人士施行体罚的作法。到了1935年,他还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党的创党党员。
1938年苏托莫医生逝世后,谭林便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党的副主席。他曾经在1939年一次人民议会会议上提出以“印尼”、“印尼的”和“印尼人”(Indonesia, Indonesisch, Indonesier)这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字眼取代“荷属东印度”、“荷属东印度的”和“土著”(Nederlands Indie, Nederlands Indisch, Inlander)这种荷兰人使用的字眼。这项动议获得了人民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却被荷兰殖民当局否决。之后殖民政府便开始监视谭林的活动。不过令谭林感到非常困惑的是,官方却在1940年开始考虑采纳这项建议。
谭林在1939年联合大印度尼西亚党和当地另外七个民族主义组织,带头成立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英语:Indonesian Political Federation)(Gaboengan Politiek Indonesia, GAPI)。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印尼人的民族自决权、团结印尼民族、改行议会制,按照民主程序选出一个能够回应当地群众诉求的执政党,以及促使印尼人和荷兰人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
谭林生前和东印度群岛日裔社群的关系很好,却在1941年1月6日被荷兰殖民政府以“和日本人串谋”为由软禁,并于五天后因病逝世。谭林身后安葬于雅加达中区卡勒特比瓦克公墓(英语:Karet Bivak Cemetery)。
以他命名的印尼事物包括位于雅加达中区的主干道——M·H·谭林路(英语:Jalan M.H. Thamrin)、位于雅加达东区,为智商高于120的学生而设的国立穆罕默德·胡斯尼·谭林资优中学(印度尼西亚语:SMA Negeri Unggulan Mohammad Husni Thamrin Jakarta),以及由谭林位于雅加达中区老巴刹克纳里街(Kenari)的故居改建而成,以他的生平为展览主题的博物馆。雅加达设有两座谭林雕像,一座是位于印尼国家纪念塔附近的谭林头像,另一座则是位于谭林博物馆前方的谭林全身像。2016年印度尼西亚银行发行的2,000印尼盾钞票也印有谭林的肖像。
印尼政府在1960年向他追授印度尼西亚民族英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