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略（法语：Arcade Huang 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又作黄加略，本名黄日升，西方典籍一般以他的教名Arcadius或Arcadio相称，福建莆田县筱唐村人。18世纪初随传教士抵达罗马及巴黎，协助编撰汉法字典、讲解汉语语法及中国哲学，曾任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家汉语译员 ，此后未能返回中国，在当地与一名巴黎女子结婚，育有一女，最终英年病逝，享年仅36岁，估计被安葬于巴黎的一家公墓。
黄嘉略的《中国官话》乃西方论述汉语语法的先驱著作，协助编修的傅尔蒙、费雷莱（Nicholas Fréret，又译尼古拉·弗雷列）在他去世后整理其遗稿，两人为了争取名誉、地位，刻意令黄氏在法国汉学界寂然无名。
有关黄嘉略的生平，西方汉学典籍偶有提及，但中国典籍一直记载不多，中国早年亦只以Huang、Hoang、Hoamg、Hoangh、Hoange、Ouang等，把他叫作黄氏。1986年中国历史学家许明龙在《社会学战线》期刊发表一篇黄氏生平的研究，当时因未知他的本名叫黄日升，只按照其教名译作“黄嘉略”，但该名字便为学术界所接受。黄嘉略的教名由昔日来华传教士所起，法国一般写作Arcade，但有时亦写成意大利文式的Arcadio或拉丁文式的Arcadius。
翻译问题亦是黄嘉略生平研究的主要障碍。不少地名、职衔、人名，都是近年中国学者揣测译文的意思而写成汉字，未必全然准确无误。此外，后人对黄嘉略生平的了解，主要参照他写于1713年至1714年的日记，日记主要以法文撰写，但经常夹杂汉字拼音，如"tchi tien sine"是指“吃点心”、"pou khen choui"指“不肯睡”，这令后人解读日记相当困难。
他在日记中，有时亦会用幽默语气，调侃自己是“黄大老爷”、“中国老爷”、“兴化亲王”或“风山红衣主教”等。
黄嘉略出生于17世纪下叶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黄江卿（音译：Hoang Kian Khin），曾任御史（Visiteur imperial）巡视江南和山东两省，父亲1638年生于兴化，是家中独子，经常接济穷人，其中一名曾受其恩惠者是天主教徒，为了报恩，于是引导黄氏信教，希望他的灵魂能进入天堂。1651年，黄父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施洗，取名黄保罗（Paul Hoang），黄父此后非常虔诚，更曾希望过独立修士生活，以致其父母要胁报官，黄保罗才不得不于1670年迎娶江西省广信府杨氏，并于1679年诞下黄嘉略。
黄嘉略出生前，父母曾诞下四名女儿，因此他们向上帝许愿，若能诞下男丁，将会献给上帝。黄嘉略出生后，由当地一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施洗，约1686年前后，其父病逝，恰巧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李斐理（Philiber Le Blanc，又名卜于善）到兴化传教，黄母将儿子托付给他。三年后，李斐理又将黄嘉略托付另一位外方传教会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期间曾拜一位信奉基督的举人江为标为师，学习汉语、拉丁文、中国典籍及基督教义，并曾游历中国多个地方。据黄嘉略所述，他16岁时，“出于一些没有必要详述、但两位先生认为正当的原因”，他被安排回乡，不久母亲病逝，守孝百日之后，他再次离家。
当时正值康熙年间，各会传教士在中国礼仪之争上势同水火，李斐理及梁弘仁属于反对儒教祭祖的一方，与耶稣会立场对立，1701年，在华传教士选出梁弘仁，向罗马教廷述说礼仪之争，希望获得教廷支持，他之后与黄嘉略重遇，1702年2月17日在厦门一同登上一艘英国商船，远赴欧洲。
当时随行的中国人，除了黄嘉略外，还有一名叫李若望（Jean Ly）的人，但有关他的记载更少。商船船长名叫珀蒂（Petit），曾途经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圣赫勒拿岛，约9月时曾遭遇猛烈风暴，幸无大难，于10月抵达伦敦。1701年3月，西班牙爆发继承战争，英、法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处于敌对状态，黄嘉略亦难以抵达法国，一行人最后乘巴伐利亚选帝侯使节之船，终于在1702年10月31日抵达巴黎，12月29日又乘马车离开，前法国南部城市那里，以乘坐地中海航船。
1703年3月3日，他们一行人在意大利的里窝那登岸，再经比萨、钖耶纳等，3月9日到达罗马。教皇在3月26日接见梁弘仁及黄嘉略等人，并为两名中国随行人员会说拉丁语而感到高兴。梁弘仁多次会见教廷，反驳耶稣会的立场，1704年11月，当地传闻教廷已对礼仪之争作出zai决定，他所属的外方传教会要他留在罗马，打听消息。1705年10月，教廷宣布争论结束，他们一行人亦在同年12月13日返回巴黎。
黄嘉略在罗马停留了3年，在此段时间，偶然会誊写文书，常会到当地的San Clemente、San Andrea、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教堂做弥撒，当然也会到圣伯多禄大教堂，他曾在日记中记录多项见闻和当地人的故事，但他与同行的李若望当时均染有肺病，曾经吐血，病得不能执笔，须由当地医生治病。
从小接受外方传教会会士的教育，黄嘉略在礼仪之争上亦质疑耶稣会支持儒教祭祖的立场，对耶稣会声称受到大批中国学者支持犹为怀疑。逗留罗马期间，他在1705年5月的日记中亦对中国圣贤嗤之以鼻：“吾天主圣教之圣人，生平何其修德、谦让、爱人……岂同中国所谓之圣者，且不识天地万物之真原，又无道及身后之永报。”
1706年3月，黄嘉略与梁弘仁回到巴黎。当时巴黎正在掀起“中国风”的浪潮，中国工艺流入当地，礼仪之争亦招致法王路易十四干预，在黄嘉略重返巴黎的三年前，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刚从中国返回法国，引起哄动，黄嘉略的出现，自然引起当地文化圈及王室的兴趣。
当时享誉法国文化界的法国皇家学术总监让-保罗·比尼翁(Jean-Paul Bignon)，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黄嘉略自述：“我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游历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如今又致力对敝国各方面的研究，因而有可能为国王殿下（路易十四）光荣的计划做出某些贡献。本着这一想法，我投身饮誉全欧的让-保罗·比尼翁教士麾下，他以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对所有文人的全力保护而闻名。我毫不费力就获得他信任，他希望获知遥远国家发生的一切。”
此后，黄嘉略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成为“太阳王的翻译”，但后世史家对此仍抱有怀疑。法国20世纪知名汉学家艾田蒲（René Etiemble）曾说：“他在国王图书馆做了一个闲差，有人说他是太阳王的翻译，此话让人觉得言过其实。”但中国史学家许明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却找到与黄嘉略一同编写汉法字典的傅尔蒙的手稿，文中指出：“黄先生是中国人，起先是罗萨利主教（梁弘仁）的秘书，后来担任国王的翻译。”较为公认的说法是，黄嘉略当时毋须在皇宫或外交部工作，主要是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中文书籍，当中不少是由传教士带回法国。
不过，这份差事并不意味着使黄嘉略的生活变得富庶。他在法国生活时，常要为金钱烦恼。在此后的日记中，黄嘉略曾说“一点银子也没有了”，要跑到让-保罗·比尼翁处要钱，他结婚后，有时会由太太代为出面要钱，因为他们一家有时连取暖用的木炭也不够用。
有一封1713年11月14日写成的信件，署名是让-保罗·比尼翁，收信人可能是一名朝廷的财政官员，信中说：“先生，我可能让您烦厌了，但怜悯心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关一个外国人，他就是我们的小中国人（Petit Chinois），您已经对他展示了善心，可是国王的赏赐是他赖以维生的全部收入。昨天我在凡尔赛宫拿到了国王谕令，我恳求您下令发钱，请您赐予我这个恩惠。”这封信，显然是代黄嘉略出面，向宫廷要钱。
梁弘仁等人带黄嘉略到达欧洲时，原先是希望他在当地受训，之后返回中国继续传教。身在欧洲的黄嘉略，与中国教友的通信并没中断，因此得知大清朝廷开始管制传教活动，他最终决定留在法国，黄嘉略说：“为了今后不能再自己作主改变决心，我甚至结了婚。”他的决定引起梁弘仁的不满，但让-保罗·比尼翁决定为黄嘉略作担保，并且向法国朝廷为他申请了一笔钱，梁弘仁最终只得同意黄嘉略留在法国。
1713年4月25日，黄嘉略与巴黎姑娘玛丽-克洛德（Marie-Claude Regnier）成婚，外父母为路易·雷尼埃（Louis Regnier）及路易丝·德·瓦鲁瓦（Louise de Vallois），新婚夫妇最初住在盖奈戈街（Rue Guénegaud），该条街道今天尚存。同年8月5日，梁弘仁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病逝。1714年1月间，他们搬迁到卡耐特街（Rue des Canettes）的一套公寓里。
可是，两夫妻婚后常要为银子（Yn Tze）发愁。1713年12月7日，黄嘉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黄小姐前去让-保罗·比尼翁府上跟他谈了许久，他让她星期六来取银子。”星期六，“得到的回答是明天再说。”结果直到星期二才拿到钱：“他不愿多给，只给了50。”日记上亦记载着他们夫妻买彩票等生活细节，不少篇幅亦谈到太太发脾气。1713年10月19日写到：“黄小姐不肯睡，怒怒。(pou khen choui, nou, nou )。”1714年3月20日：“她身体不大舒服，生气了，因为我没有如她所希望的那样，问她哪儿不舒服。”6月17日：“她莫名其妙地又生气了。”两人还试过一同上教堂，但中途太太突然发脾气，黄嘉略一家人只得回家。法国学者马松（Andre Masson）就曾戏称黄嘉略是一名“吃苦耐劳的模范丈夫”。
两夫妇除了常为生活开支惆帐，亦受着身体疾病的折磨。太太经常头痛、感冒、胃痛、腿痛等，但黄嘉略的肺病更严重，吐血、发烧时有出现，而且久医无效，不断恶化，他为此曾要求与妻子分床，但后来妻子又改变了主意。黄嘉略在日记上，还特意记载了太太行经的时间。
1715年3月4日，他们的女儿出生，以母亲名字为她命名，叫作黄玛丽（Marie-Claude Huang）。同一时代的《官话字经解》作者、德国汉学家拜尔（T.S. Bayer，1694-1738）就曾说：“这个女儿活脱脱是一个中国人，她的脸和肤色恰恰具有中国人有别于欧洲人的那些特征。”拜尔应该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女孩儿，但据后人考证，当时他的同侪、法国天文学家德里尔曾住在巴黎，而且与黄嘉略是邻居。
黄嘉略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两年，女儿出生后不久，他的法国太太病逝，确实死亡日期并无记录。他说：“我不想再妻，以便把全部时间用来为公众服务。”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1716年10月13日，久病缠身的黄嘉略亦在巴黎卡耐特街的寓所病逝，享年只有36岁，死后遗下一名女儿，交由外父母照顾，国王给予她一份年金，但当时皇室对黄嘉略遗留下的一堆文稿，犹为重视。
黄嘉略死后第三天，国王财政委员会主席诺阿伊认为，必须从速将黄嘉略的书籍和手稿，送交国王图书馆，以免遗失；当时负责收拾遗物的官员布瓦万，是国王图书馆的执事，他清算出黄嘉略共有319本中文书籍，另有一批《汉语语法》手稿、一份以中文书写、用以表达时刻的文稿，当中有不少手稿最后由傅尔蒙接手，但傅尔蒙叙述自己真正接管的黄嘉略遗物时，由不同年份撰写的清单常有出入，部分手稿亦可能遗失。
黄嘉略死后一个月，让-保罗·比尼翁曾写下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国王陛下依据外侨财产处理权，接管原属黄先生的所有物品。陛下昨日传谕予我宣布，他将上述物件所值，在清还债务后，全部赠予已故黄先生的岳父。”谕令要求黄的岳父在短期内要照顾黄嘉略的女儿，直至完成清理遗物后才会确定照顾期限，此后王国将考虑上述限期结束后为其女儿提供生活及教育所需。
黄的女儿在巴黎的生活，目前所知不多，亦未有证据说她曾怀孕产子。现存有一封写于1735年7月14日的书信，并没有台头及下款，当中曾提到黄小姐不久前逝世，若果此信属实，黄女应在20岁左右亡故。至于黄嘉略逝后葬于何处，同样没有记载，但有后世学者估计，以他生前的家底，相信死后只能葬于公墓之中。
迄今留存的黄嘉略编写的著作 ,有《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在早期法国汉学领域 ,这两部著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8 世纪之前 ,当英国和德国学者已经围绕着汉语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时候 ,法国学者对此还几乎一无所知。黄嘉略的到来恰逢其时 ,对于那些对中国抱有好奇心或想学习汉语的法国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喜讯。在时任法国王家学术总监让-保罗·比尼翁(Jean - Paul Bignon ,1670 —1743) 的安排下 ,从 1711 年起黄嘉略主要从事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的工作 ,直至去世。期间 ,他先后得到了两位法国学者弗雷莱 (Nicolas Fréret ,1685 —1749) 和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 —1745) 的协助。后来 ,两人均成为早期法国汉学的开创者。
《汉语语法》完成于 1716 年 ,是一部以汉语语法为主要内容兼及其它中国知识的综合性著作。许明龙先后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发现了该著作的部分手稿 ,从而使之从历史的尘封中走了出来。据他的研究 ,黄嘉略基本上采用了西方语法模式来分析汉语 ,指出汉语没有性、态、时、格、词尾的变化 ,主要借助小品词和词序来表达意思。该书列举了各种实用对话和应用文 ,满足了法国人学习汉语的实际需要。
他认为 ,这部语法书是黄嘉略在完全没有任何同类著作可供参考的条件下完成的 ,“既然是开山之作 ,就难免不成熟”。这样的评价基于对原稿细致地分析 ,相当客观。在 18 世纪之前 ,来华传教士已经撰写了一些关于汉语学习的教材和资料。1703 年 ,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us Varo ,1627 —1687) 在广州出版了第一部西文的汉语语法书 ,即《华语官话文法》。
许明龙认为 ,黄嘉略 1711 年开始编写《汉语语法》时 ,并不知道《华语官话文法》的存在。尽管从总体上看 ,《汉语语法》与《华语官话文法》在指导思想上如出一辙 ,基本上依照欧洲语言的语法体系讲解汉语。但两者相比 ,万济国对欧洲语言的语法更熟悉 ,运用更熟练 ,因此他所讲述的汉语语法更系统 ,条理更清晰。而黄嘉略对汉语有别于西方语言的独特性认识体会更深 ,因此他讲述的汉语语法更实用。然而 ,《汉语语法》作为在欧洲完成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最后并没有出版。但以其作为参照 ,由傅尔蒙执笔的《中文沉思录》和《中国官话》相继于 1738、1742 年在巴黎出版后 ,尽管有诸多争议 ,终究奠定了作者在法国汉学乃至欧洲汉学界的地位。黄嘉略及其著作对法国早期汉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汉语字典》是黄嘉略另一部未竟的作品 ,遗稿如今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其实 ,这是由两部字典组成的 ,即同音字典和部首检索字典。许明龙认为 ,从内容来看 ,黄嘉略并非简单地翻译现成的中文字典 ,而是根据法国人的需要编写汉语字典。因为他在每个汉字的释义中 ,不仅标明读音和与之相对应的法文词条 ,而且还有与该汉字相关的中国知识。从体例上来看 ,语音检索和部首检索相辅相成 ,满足了汉语初学者不同层次的需要。同音字典按照汉字的拉丁字母拼音依次从 C到 Tt 排列 ,同一个音节列举相应的汉字字符 ,适合对汉字读音有所了解的学习者使用。不懂汉字读音者 ,可使用部首检索字典。该字典采用了 214 部的分类体例 ,先列出每个汉字的楷体字 ,后标注相应的拉丁字母拼音 ,最后是法文的释义。这两部字典均未完成 ,同音字典刚开始 ,部首检索字典也仅完成了一半。尽管如此 ,在西方汉语字典或汉 - 西字典编撰史上 ,黄嘉略字典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是在意大利传教士叶宗贤(Basile de Glemona ,1648 —1704) 的《汉字西译》传入欧洲之前 ,具有最高水平的汉语字典。然而 ,由于该字典终究未能出版 ,因此 ,它的社会价值远逊色于《汉字西译》。
除了著述 ,黄嘉略的功绩还体现在对法国学者在汉学方面提供的帮助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许明龙主要介绍了黄嘉略对弗雷莱、傅尔蒙和孟德斯鸠的影响。弗雷莱、傅尔蒙都是黄嘉略在巴黎工作时的助手 ,通过与黄嘉略接触 ,获得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知识 ,并开始了他们的汉语启蒙学习。日后 ,他们在汉语研究领域都有所建树。从他们开始 ,法国汉学不再是传教士专利 ,本土学者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终于在 1814 年开设了第一个汉学讲座 ,标志着法国乃至欧洲专业汉学的开始。
从1713年起孟德斯鸠与黄嘉略开始交往。他们之间频繁往来的惟一证据是黄嘉略的一部日记 ,记载了黄嘉略与孟德斯鸠的谈话 ,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西方学者最早发现并利用了这部日记进行研究 ,但是他们忽略了日记中有关孟德斯鸠的记载。孟德斯鸠在 1716 年前原名叫夏尔 - 路易・德・瑟贡达 (Charles - Louis de Secondat) ,由于他拥有拉布莱德男爵(Baron de la Brède) 的爵位 ,因而通常被称为拉布莱德先生。因此 ,在与黄嘉略交往的 1713 年 ,孟德斯鸠的名字是拉布莱德。黄嘉略在日记中 ,把它简写为 La Bray、La Br 或L.B。1716 年 4 月后 ,拉布莱德继承了其伯父的遗产 ,改称孟德斯鸠。许明龙最早注意到孟德斯鸠姓名的前后变化 ,终于从黄嘉略的日记中发现了孟德斯鸠。
与黄嘉略的交往 ,孟德斯鸠不但增强了对中国的兴趣 ,而且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少学者认为 ,孟德斯鸠在其成名作《波斯人的信札》和《论法的精神》中 ,多次提到与中国人朝夕相处。黄嘉略的日记则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和资料。许明龙认为“黄嘉略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是历史选择黄嘉略充当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 ,黄嘉略顺应历史的需要 ,做了他应该做又能够做的事。”
1713年，年轻的孟德斯鸠经人介绍，在黄嘉略的寓所和他进行了几次内容非常广泛的交谈。黄嘉略谈到了中国古代的信仰，分析了中国人的性格，介绍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和科举制度，还谈到了汉语的特点，还有中国的宗教、哲学、文学和历史等。孟德斯鸠对这些谈话非常重视，先后整理出三次记录，其中一份竟有20多页，足见这些谈话在孟德斯鸠心中的分量。也许，《孟德斯鸠全集》的编辑之一马松先生对黄嘉略的这些谈话的评价是中肯而公允的：“他的叙述极为精确，二十世纪的汉学家也无可补充。”这些谈话给了孟德斯鸠很大的启示，据马松的研究，其《波斯人信札》一书中的主人公于斯贝克便是以黄嘉略为原型塑造的。此外，孟德斯鸠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其中直接引用和黄嘉略的谈话内容也有六次之多。也许统计数字并不能表明黄嘉略对孟德斯鸠的影响，然而当时孟德斯鸠还是一个24岁的青年，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后来却成了与伏尔泰齐名的“中国通”，这与黄嘉略的激发和启示恐怕是分不开的。
与黄嘉略有过接触，并受其影响的法国学者还有他的合作者之一傅尔蒙，他从一个不识汉字的阿拉伯文教授成为了法国第一流的汉学家；另一个合作者弗莱雷也成了与傅尔蒙齐名的汉学家，这无疑都得自于黄嘉略的影响和帮助。此外还有植物学家茄西欧、东方学家加朗、地理和天文学家德利尔等也经常和黄嘉略一起探讨中国文化，所有这些都成为了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根据路易十四的命令，编写汉语语法和汉法辞典是黄嘉略的主要任务。在弗莱雷和傅尔蒙等法国学者的配合与协助下，黄嘉略基本上完成了《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这部手稿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天文台图书馆。黄嘉略在序言中对这部书稿的内容做了说明：第一部分是汉语口语语法；第二部分是有关中国的各种知识。这部书稿的安排，大约是主持人比尼翁教士的要求，因为这些内容显然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法国人了解中国的要求，这部书稿在当时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黄嘉略编写的第二部书稿是《汉法字典》，这部书稿现存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这是一部未成稿，共1140页，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42页，是一部同音字典的一部分，共收401字（另有异体字8个）。参照弗莱雷的叙述，我们知道这是黄嘉略最初按照弗莱雷的建议编写的，后来弗莱雷发现中国文字表意不表音，不认识汉字的法国人无法利用该字典，遂建议黄嘉略放弃同音字典，改用编写按部首排列的字典。其余部分就是按部首排列的汉法字典，共5210字， 85个部首。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汉法字典，不仅如此，考察手稿，有关专家指出，无论选词、释义还是编排方式，黄嘉略的这部书稿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字典，即使以现代水平衡量，也不失为上乘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黄嘉略留世的第三种著作是法译中国明代小说《玉娇梨》。但译完三章后，弗莱雷觉得情节单调，不合法国人口味，于是建议黄嘉略停止翻译，故这部遗稿仅存三章。这也是介绍到法国的第一部中国小说。黄嘉略还计划写作《汉语语法》续集，题为《中华帝国综述》，从计划中此书的大纲可以看出，这将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手册。只是病魔过早地夺走了黄嘉略的生命，这实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损失。
黄嘉略为中法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其中许多都属首创，他的贡献理应得到世人公正的评价，他的历史地位也应当得到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