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智（1603年—1651年）字 极人、极士，一字子尚（一说字子上），明末安徽休宁会里人。程氏因其学术而闻名于世，为时人称道，被当时的人尊称他为“大易师云庄先生”。程氏作为一位处于明清之际的易学思想家。他曾在江南一带吸引各方面才学之士投身门下。其聚徒讲学，四方云游访友的身影，在当时的吴县、长洲、苏州一带，启迪造就许多士人，并影响多位名重一时的文士。程智以“易学”为基础的独特思想，为晚明清初的江南一带思想界带来莫大的影响。其流风之所及，直至清代，四方易学之士尚于天壤之间，访求其书，研习其学。
近代学者中，孟森可以说是最早一位就程智之学术思想加以发掘讨论的学者，他的讨论并引起胡适等人的注意。近人中似乎只有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日语：酒井忠夫）曾读过程氏文集，并在其1960年发表的《中国善书の研究》中略有零星几段话提及程智之学。
此后，直到1970年前后，大陆学界才陆续有学者由逻辑学，以及名学发展的角度，对程氏之学进行哲学思想上的讨论。其中，许多学者主张程氏之学较倾向于唯心论的讨论，以及神秘主义的道路。当然也有些学者受限于文献材料的瓶颈，认为其著作早已失传亡佚。其余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中国逻辑学史的专书中，且以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居多。另外，余英时《近世商人与宗教伦理》、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一樵，〈云庄大易师程智与其弟子们的学术思想实践－明清之际儒学宗教化的一个实例〉，以及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等书中也有若干章节曾就程智作初步的讨论与介绍。
余英时认为程智为商人哲学之代表者。直到2009年，王汎森发表〈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才开始利用东京内阁文库所藏程氏传世孤本《程氏丛书》，由儒学思想、易学思想，学术史的角度，对程智进行深度的分析与讨论。除了文献上的突破外，王汎森指出前人各种研究成果主要依据二手文献，以及明清士人之相关记载，许多学者或者未曾读过其文集，或是只有较少的接触，因此对程氏的思想内容往往掌握不实。王汎森主要经由解答胡适有关清代中期思想家程廷祚与程智之间究竟有何种关联的学术公案出发，厘清其思想之大概，并将程智与程廷祚放在清代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讨论。
程智之思想学术，就明清思想史而言，具有追溯中国儒学思想传统中的潜藏伏流的意义。透过程氏的思想，以及其师友门人间的多方面互动，我们看到儒学如何在明清之际江南一带进行实践。同时也观察到明代士人如何转化易学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进行个人的创造性转化。此外，出身于安徽休宁典商之家的程智不仅表现出他在学术思想上的创造。透过他聚徒讲学的活动中，我们也得以一窥明末清初时江南士人思想的活跃与多样性。特别是其聚徒讲学兼及学术与治生的特殊生活方式，反映出儒学如何在明清之际的变乱中，凝聚学术社群，并形成一地士人精神之所系。另一方面，程氏为门人尊为“大易师程子”，并尝以卜易之术示人的行径，以及融合禅宗公案话头演说事理的形象，则反映出儒学在明清之际的一种转变，由平实庶民生活中论圣人道理，而又兼及一种宗教上的精神寄托。由儒学、易学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易学世界观，进而建筑其形而上世界的易学乌托邦，乱世中山居讲学之人间桃花源。
程智之妻黄氏的娘家原以贩铜为业，原本生计颇丰。然而，程智却因妻家的姻亲“钦件铜商”一案而被牵连入狱。事后虽获友人营救，得以脱身，然而程智已因此案散尽家财，以致生计困难。崇祯六年前后，程氏开始在苏州、杭州、新安等地讲学。明清鼎革之际，程智与弟子于江南一带四处迁徙，一面讲学，一面躲避战祸。崇祯十一年，程氏三十七岁时，生活困窘，甚至一度以“卖卜为生”。顺治四年时，程智等更避居苏州昜（阳）山一带，同时设立“研悦社”，组织私人讲学社群。
值此乱世，程氏避居山中，他生平交往的友人与弟子亦多往山居避乱。其间程智曾有出仕南明的机会。程氏的友人金声曾于南明时期疏荐程智出仕任官，然而他却拒绝出仕，同时力劝金声切勿出仕。程氏曾对门中弟子议论：“正老（金声）虽行，然吾知其必不用也。” 顺治八年，程氏因山居经济困难，出门访友，似欲开馆授徒以为生业。后因急病亡故，葬于阳山。据《年谱》所载，可知其门下弟子多以坐馆为生，难以支持他四处讲学生活的诸多开支。程智身后事亦由弟子管父才（字麟公，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多方操持，才于阳山觅一葬地。
程智的出身背景。其出生于安徽休宁的典商家族，早期以典商会计的身份谋生，反映“典商多为休宁人”的地域特色。他的学问以易学为基础，但不同于传统以河图洛书谈《易》的方式，而是用八八六十四卦重新组织出自己的世界观，并以“大易极数”为名，认为可以借此推演世间万物的运作。传统上，许多人认为程智的思想体现晚明三教合一的潮流，然其著作流传不广，过往对其思想内容的猜测多为附会，少有注意到他建立一套独特的价值观。
根据学者的研究，程智之学亦有流传至李氏朝鲜，被朝鲜实学家所记载，也可以说是中朝思想交流的一个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