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特拉语系是一个由Aharon Dogopolsky语言学家所提出的语系（或称为“总语系”、“超语系”），其中包括了许多欧亚大陆上的土著语言，如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以及南高加索语系。通常也包括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亚非语系，印度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系，此语系的具体构成因支持者而相异。
诺斯特拉语系的共同祖先被称为原始诺斯特拉语。原始诺斯特拉语的使用年代约在距今1.7至1.4万年的晚归石器时代，距末次冰期的结束很近。:240
诺斯特拉假说由语言学家Holger Pedersen于20世纪初提出。名称“诺斯特拉”（Nostratic）定于Pedersen (1903)，该词汇来自拉丁语nostrates“父老乡亲”。1960年代，诺斯特拉假说被苏联语言学界有力地拓展，尤其Vladislav Illich-Svitych和Aharon Dolgopolsky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Allan Bomhard(2008, 2011, 2014)称其为“莫斯科学派”，自1990年代以来在英语学术界引起了一波新的关注。
诺斯特拉假说有很大争议，语言学家之间的接受度也参差不齐，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俄罗斯有许多语言学家支持这一假说，如Vladimir Dybo等，但仍没被主流认同。一些语言学家干脆持不可知论态度。:2280–2291相似的欧亚语系分类由Joseph Greenberg(2000)提出，并有Merritt Ruhlen支持：Bomhard (2008)将其处理为诺斯特拉语系下属的次级分类。
19世纪下半叶，许多语言学家都在试图找到印欧语系与其他语言分类的联系，候选者包括芬-乌戈尔语族和阿尔泰语系。:vii, 112–132
这些假说在1903年Holger Pedersen提出“诺斯特拉”时被进一步接受，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将印欧语系、芬-乌戈尔语族、萨莫耶德语族、突厥语系、蒙古语系、满-通古斯语系、尤卡吉尔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闪米特语族和亚非语系等语言也囊括进来，还为其他语言的加入留下了空间。
自Pedersen定义“诺斯特拉语系”开始，它便成了包含以上与印欧语有关的语系的分类的代称。:384Merritt Ruhlen注意到这一定义并不符合分类学的标准，而且，有些已经大体接受了该定义的学者(如Greenberg和Ruhlen自己)都批评其名称反映当时欧洲常见的民族中心主义。:384-385Martin Bernal将该术语描述为“令人不快”，因为它暗示其他语系的母语者被学术讨论排除在外(Pedersen的前辈Henry Sweet确实认为印欧语专家对更广亲缘关系的部分反对意见是“废黜了值得自豪的孤立，并将其并入黄种人的语言，这是一种偏见”):381-382代替的名称有Mitian，来自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mi“我”和ti“你”(对应英语thee)，:259不过接受度并不高。
早期支持者，法国语言学家Albert Cuny—他对喉音理论的贡献更出名:124—在1943年出版了他的《关于印欧、闪含语系之共祖“诺斯特拉语系”元音系统、辅音系统和构词法的研究》。尽管Cuny作为语言学家备受尊敬，他的著作却遭受了冷遇。
正当Pedersen的诺斯特拉假说在西方频频碰壁之时，在苏联却令人意外地流行了起来。Vladislav Illich-Svitych和Aharon Dolgopolsky在1960年代详尽阐释了诺斯特拉假说的现代形式。他们将其拓展，又加入了许多语系。Illich-Svitych还为其准备了词典。
Illich-Svitych的词典中，最重要的资料是意大利语言学家阿尔弗雷多·特龙贝蒂(1866–1929)的早期作品，他归纳出了世界上所有语言的分类方案，但在当时饱受斥责，之后几乎被所有语言学家忽视。在特龙贝蒂的时代，语言分类非常流行的观点是：词形变化系统的相似性是语系关系最明确的证据。同时，人们开始认为比较法—在此之前用作研究分类已定语言的方法，并不用在分类学上—才是建立语系关系最有效的方法，最终使得人们坚信它才是唯一合理的方法。这一观点也成了新诺斯特拉研究的基础。Illich-Svitych接受了许多特龙贝蒂的词源，他试图通过音系间的系统比较来证实它们。
21世纪诺斯特拉研究的首要事件发生于2008年，Dolgopolsky的《诺斯特拉语词典》最新版于线上发布，Allan Bomhard对该主题的综合处理——上下2卷《原始诺斯特拉语构拟》也于此年出版。2008年还见证了Nostratica网站的成立，致力于在线上提供诺斯特拉研究的关键文本，现在已经关停。同样重要的还有Bomhard对Dolgopolsky词典的批判性观察，他认为其中应只包括最确凿的词源，而不是像Dolgopolsky所做的那样求广，里面包含了许多不能确定的词源。
2014年初，Allan Bomhard发表了他最后一篇诺斯特拉语系的专著《诺斯特拉比较语言学综合介绍》。
诺斯特拉语系具体包含哪些语系存在争议，不过所有学者都同意其中包含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成立的合法性被默认合理。此外，分类中几乎也都包含南高加索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84
遵循Pedersen、Illich-Svitych和Dolgopolsky，大多数支持者也认为其中包含亚非语系，不过Joseph Greenberg等人自1980年代末以来的反对说明其可行性有待商榷。
代表性的分类方案，依大致地理顺序排序(据斯塔罗斯金也是可能的系统发生学顺序)如下：
苏美尔语和伊特拉斯坎语一般被认为是孤立语言，诺斯特拉学家相信它们也属于诺斯特拉语系。其他学者则认为它们有可能属于得内–高加索语系。埃兰语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孤立语言，也被认为属于诺斯特拉语系，一般与达罗毗荼语系合并为埃兰-达罗毗荼语系。:101–108
1987年，Joseph Greenberg假定了一个他所谓欧亚语系的超语系，:187其中也包括“欧亚阿尔泰”核心(印欧语、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但不含亚非语系等。这一时期，俄罗斯诺斯特拉学家谢尔盖·斯塔罗斯金修订了又一版诺斯特拉语系，比Greenberg的分类稍广，同样不含亚非语系。
2000年代初，诺斯特拉假说的拥护者间逐渐涌现出一种共识。Greenberg基本认同诺斯特拉语系的概念，不过还是认为其“北支”（即他所谓欧亚语系）和“南支”（主要是亚非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间有极大分歧。美国语言学家Allan Bomhard认为欧亚语系属于诺斯特拉语系的一支，与南高加索语系、亚非语系和埃兰-达罗毗荼语系并列。相似地，斯塔罗斯金 (2002)认为：亚非语系、诺斯特拉语系和埃兰语大致等距，比其他语系更加接近彼此。斯塔罗斯金的学派现在重新将亚非语系接纳为“广义诺斯特拉语系”的组分，“欧亚语系”则囊括剩下的部分。较新假说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处理南高加索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的具体位置。
据Greenberg，欧亚语系和阿美林德语系同属一个演化支，彼此之间的联系比“旧世界的其他语系”更紧密。:2甚至有将诺斯特拉语系包括进去的假说，形成更大的“超语门”，一般称为北方大语系，其中至少包括诺斯特拉语系和德内–高加索语系，可能还包括阿美林德语系和南方大语系。“SCAN”可用于总称汉-高加索语系、阿美林德语系和诺斯特拉语系。:256
Allan Bomhard和Colin Renfrew大致同意Illich-Svitych和Dolgopolsky寻找诺斯特拉语系原乡的早期结论，即中石器时代(或晚归石器时代)的新月沃土，是紧接在新石器时代后的过渡时期。
观察这一时期集聚的文化，其中有两个序列尤为突出，很有可能是最早的诺斯特拉语民族或其直系祖先的考古学证据。两个假设都认为原始诺斯特拉语分布在末次冰期结束左右的新月沃土。
有人认为，Kent Flannery(1969)所谓广谱革命与细石器、弓箭的使用及狗的驯化相联系，这些都与以上提及的文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很可能是致使它们扩张的文化“引擎”。爱琴海福朗荷提洞和巴尔干半岛勒佩那涡出现的文化，及乌克兰干草原上的Murzak-Koba文化(9100–8000 BC)和Grebenki文化(8500–7000 BC)也都具有这些器物。
Bomhard (2008)认为原始诺斯特拉语的分化发生于1万年前，开始于黎凡特地区的新石器革命，穿过整个新月沃土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原始南高加索语)、埃及，沿红海至非洲之角(原始亚非语)、伊朗高原(原始埃兰-达罗毗荼语)并进入中亚(原始欧亚语，在5000 BCE进一步分化为原始印欧语、原始乌拉尔语和原始阿尔泰语)。
据部分学术意见，凯巴拉文化分化自细石器组分起源的黎凡特上层旧石器文化，不过细石器文化在非洲产生得更早。
Ouchtata修饰也是黎凡特阿玛利亚上层旧石器文化晚期的特征，可能并未暗示来自非洲的影响。
下列数据来自Kaiser & Shevoroshkin (1988)和Bengtson (1998)，转写为国际音标。
下列音素是原始诺斯特拉语构拟通常包括的音素(Kaiser & Shevoroshkin 1988)。比起乌拉尔语更侧重亚非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的Allan Bomhard (2008)及“莫斯科学派”的成员构拟的元音系统不大一样，它们有3对元音：/a/~/ə/、/e/~/i/、/o/~/u/，还有独立的/i/、/o/和/u/。前3对元音中，Bomhard试着详述涉及到的次音位变体，变体展现出的模式与后代语言的元音变换和元音和谐相似。
下面任何两个音素间都存在对立。
下表整理自Kaiser&Shevoroshkin (1988)和斯塔罗斯金提供的数据。他们遵循Illich-Svitych的对应，诺斯特拉语清塞音对应PIE的浊音，声门化塞音对应PIE清塞音，这与原始印欧语的喉音理论认为浊塞音接近声门化音相反。为纠正这一异常现象，Manaster Ramer和Bomhard等人假定诺斯特拉语的清塞音和原始印欧语的声门化塞音有紧密联系，表中采取此说。
因为原始印欧语、原始乌拉尔语和原始达罗毗荼语的研究并不通用IPA，这些领域用的转写的字母也常常与IPA符号不同。以斜线框起来的IPA符号表明这是音素转写。原始亚非语和原始达罗毗荼语的“*p₁”的具体音值不明。“∅”表示无痕地消失。连字符表示在词首和词中的不同演化；词根从未出现辅音。(斯塔罗斯金的塞音塞擦音对应表没有提及亚非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Kaiser&Shevoroshkin也一笔带过；表中留白)
注意现在主流有几种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原始亚非语构拟(最新两种参见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据称此处用的一种过于依赖原始闪米特语(Yakubovich 1998)。
相似地，Kaiser&Shevoroshkin的论文比《阿尔泰语系词源词典》(2003；参见阿尔泰语系)老得多，展现的语音系统与最新的原始阿尔泰语构拟不太一样。
因为语法比词汇更难借用，一般认为语法比词汇更能反映语言的亲缘关系。下列对应(微调以解释Starostin et al. 构拟的原始阿尔泰语)据Kaiser&Shevoroshkin (1988)。/N/可以是任何鼻音，/V/可以是任何元音(前文对亚非语和达罗毗荼语的警告仍适用。)
另外，Kaiser&Shevoroshkin:314f还提及了原始诺斯特拉语的语法(基于构拟的构拟用两个星号表示；引用格式有变化)：
动词位于句末(主宾动语序)。第一人称将第一人称代词**mi加在动词上形成；相似地，第二人称加**ti。没有第三人称后缀，第三人称过去时后缀为**-di(Illich-Svitych 1971, pp. 218–19)。动词有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使役、愿望语气和反身；大部分类都有特殊标记。名词可分为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每类的复数标记都不同。格标记有主格、宾格、方位格和携格附着语素助词等等。代词区分直接与间接、有生与无生、近指与远指、包含与排除等。显然没有前缀。诺斯特拉语词汇were either equal to roots or built by adding endings or suffixes. There are some cases of word composition...
据Dolgopolsky，原始诺斯特拉语是分析语，他认为这从后代语言的助词的介词有着较大分歧上可以看出。Dolgopolsky认为原始诺斯特拉语主要可分3个词类：
主语为名词时是主宾动语序，为代词时是宾动主语序。定语(实词)前置于中心语。代词性定语(“我的”“这个”)也应在名词后。助词为后置介词。
人称代词在不同语言间很难发生借代。因此，诺斯特拉语代词间的许多对应是原始诺斯特拉语存在的强力证据。找到亚非语同源词存在难处，有人认为这是诺斯特拉语系分为亚非语系和欧亚语系（可能还包括达罗毗荼语系）几支的证据，下表中许多代词都只能被构拟进原始欧亚语。
/V/代表此处可以是任意元音。
限于篇幅不给出伊特拉斯坎语，不过它存在/mi/“我”和/mini/“我（宾格）”形式，似与原始诺斯特拉语形式匹配，启发部分学者论证第勒尼安语系也属于诺斯特拉语系
没有原始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构拟，尽管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被大多数人接受。
下面是Kaiser&Shevoroshkin (1988)和Bengtson (1998)中部分实词的构拟。无法确定的构拟形式以星号表示。/V/表示未定的元音，/E/可以是任何前元音，/N/可以是任何鼻音。原始亚非语词根只给出辅音(见上)。
在1960年代，Vladislav Illich-Svitych用他的原始诺斯特拉语编写了一首简短的小诗。(类似的尝试比较施莱谢尔寓言，其中有几个原始印欧语词根的构拟不同。)
K̥或Kʼ的音值不确定—可能是/kʼ/或/qʼ/。相似地，H可以是/h/或/ħ/。V或ʌ是不确定的元音。
诺斯特拉假说被比较语言学主流摒弃，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诺斯特拉语研究所基于的比照法仍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它是比照法而不是方法论大放异彩的机会。
诺斯特拉学家通常不往假说中增加尚未被构拟出祖语的语系。这被Greenberg猛烈抨击，发生学分类在语言学构拟中必然是优先的，:337不过这一批评迄今没有影响诺斯特拉理论与实践。
特定的评论已经指出，诺斯特拉比较研究中，引自单独的、已成立的语系的数据常有大量错误，比如Campbell (1998)指出乌拉尔语系数据存在许多错误。拥护者则往往以“不至于影响最终分类结果”“统计时正确数据远多于问题数据”之类搪塞过去(Ruhlen 1994)。这样做的理由是，音义对应的相似处很不可能是完全严谨的。
Pedersen原先的诺斯特拉假说综合了早先的一些大语系假说，其中以印欧-乌拉尔语系为代表的一部分牵涉大量屈折部分的比较。:115–120俄罗斯诺斯特拉学家和Bomhard一开始确实都过于重视词汇对应了。Bomhard认识到了考察词法学比较的必要性，并发表了该领域的大量著作(参Bomhard 2008:1.273–386)。据他所说，突破来自Greenberg的欧亚语系工作第一卷的出版，其中提供了可能词法对应的大表，基于此的研究硕果累累。其他诺斯特拉语形态的重要贡献由John C. Kerns:141–190和Vladimir Dybo作出。
批评家认为，从不同的已知印欧语言和方言的所有词中，选出所有有4种含义的词，任何人都能轻易总结出涵盖任何两辅音+一元音组合的列表(组合数共有约20×20×5=2000)。诺斯特拉学家则反驳称他们并不是在比较毫无关联的词汇，而是祖语的词汇。祖语中的某个词一定在其多数后代语言中都有所体现，并经历过规则的音变，另外，许多语言都有严格的词根结构，这限制了可能的词根形式数量，其中包括印欧语、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诺斯特拉假说的所有核心语系。一种语言的词根结构如何对应另一种语言，仍需后继的诺斯特拉研究来解答。
还有人认为诺斯特拉比较错误地使用了漫游词和不同同源词的交叉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