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世称涑水先生，身后称司马温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运城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用功刻苦、勤奋。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鉴》，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迫害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提到说，作者曾见到司马光亲自写一张字帖，上面提到说司马光在年纪大约五六岁的时候，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将胡核去皮，他姐姐问他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皮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并宣称自己从此不敢再说谎。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签苏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于父母相继亡故而丁忧。降服后，签武成军判官（滑州），任职两年。后经连襟之父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庞籍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司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代庞籍巡视边地，主张在麟州筑堡失败损兵折将，庞籍因事获罪，司马光引咎离开并州，任职开封府推官。两年后改修起居注、判礼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鉴》，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鉴》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但司马光坚辞不就。
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往陕西永兴军担任知军一职，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亲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仅任过佐贰官与幕职官。之后皇帝问司马光陕西民间的状况时，司马光说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这两项新法的措施危害陕西（永兴军是陕西的一部分）地区，是当地的祸害，而对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于京东（不包括陕西）和两浙一带，而雇人充役的做法，则已经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说在司马光担任陕西永兴军知军时，助役法尚未实行于陕西一带。次年司马光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所谓“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享寿68岁，“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于高陵。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潜虚》、《均韵指掌》、《类编》、《传家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稽古录》（《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切韵指掌图》、《司马文正公集》等等37种。
宋徽宗把元祐年间反对将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等旧党309人，列为“元祐奸党”，下令在全国刻碑立石，以示后世，这些碑叫作元祐党人碑。
司马光在政治上被后人视作强硬的守旧派，他几度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变法过于躁进，用人不善，用之变法官吏素质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对之理由。虽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为了切中时弊，但实际收效欠佳。反对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扰民”、“祖宗之法不可废”以及王安石作风霸道专断。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声称：“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熙宁四年（1071年），吕诲卒，司马光为他写墓志铭。蔡天厚得其摹本献王安石。王安石将之挂在墙上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他小时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时，一个据说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进装了水的瓮，其它小孩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破水瓮，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朝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败北，只能与辽夏给予岁币以换取和平，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司马光仍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等，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总的来说司马光适合为儒而稍不适为官，为人品德刚正、学富五车，极具学者风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