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约前86年），字子长，龙门（今陕西韩城）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又因曾任太史令，故自称太史公。司马迁，生于汉景帝、汉武帝年间，前145年或前135年生于家乡龙门（今陕西韩城），司马谈是太史令，所以司马迁在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等书。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并畅游各地，采集传闻。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区，并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采集传说。早期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开始了《史记》的写作。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汉武帝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处以腐刑（阉割）。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关于司马迁下狱，另有一说是司马迁举荐李陵所导致的。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卒年无法确定，死因也众说纷纭。有史料认为司马迁一直到汉昭帝年间善终，有人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便隐居山野，不知所终，故无从䅲考。1916年，王国维第一次将司马迁生卒年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以为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从巫蛊之乱到汉武帝去世这一段时间，司马迁是否仍在世，不可考。《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民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文风等各个方面，认为 《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竖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现在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随清娱为司马迁的侍妾。年十七归司马迁，随其游历名山。数百年后，唐代褚遂良任同州刺史，得清娱托梦，醒后便为她立碑撰写墓志。明代史学家柯维骐以司马迁为榜样专心著《宋史新编》，竟毅然自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