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无轻唇音

古无轻唇音，为清代钱大昕（1728年－1804年）提出之音韵学概念，说明在秦汉时期声母系统中没有轻唇音，唐末出现轻唇音在上古均属于重唇音。在唐末宋初前，唇音都读作重唇音。中古末期，即唐末宋初时，三十六字母中的唇音出现重轻之分。重唇音为“帮”、“滂”、“并”、“明”，轻唇音为“非”、“敷”、“奉”、“微”，两者在发音上有明显分别。例如，按中古音之声母系统，“佛”字为奉母，“弼”字为并母。根据这个推音／正音原则，活在盛唐时期的杜甫，他的“甫”字， 应念作重唇音，但现代汉语及粤语却是轻唇音，惟此字在客家话仍是非轻唇音，而潮汕语及闽语俱无轻唇音。以杜甫的“甫”字为例，杜甫字子美，意思是美男子 (《说文解字》:“甫，男子美称也，从用、父，父亦声。 方矩切”，盛唐时期读重唇音)。钱大昕从上古语音材料及词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发觉在中古时重轻唇有别之字，在上古秦汉时期有密切关系，故于其著《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第十二》中言：“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知轻唇之非古矣。”，说明了轻唇音是后出之物，在上古之时皆为重唇音。而钱氏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中强调其观点：“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以上文曾提之两字为例，“佛”、“弼”二字中古之声母不同，钱氏发现在《诗经‧周颂‧敬之》中“佛时仔肩”一句中的佛字解“佛毛，符弗反，大也。郑音弼，辅也”，可见两音有一定关系。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言“㚕大也。从大，弗声，读若予、违、汝、弼”，而段玉裁（1735－1815） 在《说文解字注》中引“佛时仔肩”以为注，可见“佛”、“㚕”相通，证明“佛”、“弼”二字的读音在上古时非常接近，故上古音“佛”字声母应属并母。黄锡凌（1908－1959年）《粤音韵汇》一书中亦有收录“佛”字的读音如“弼”（粤语拼音系统作bat6），可见古无轻唇音的证据还留在部分地方方言中。地方方言中较能保留中古时期的语音是因为跟保留字词的字义有很大关系。例如那古音是用作标示姓氏或地名的，因口耳相传，那保留下中古时期读音的机会便较大。如“费”字，中古时属“帮”母，明显是重唇音，但在古无轻唇音的原则下，“费”现已由重唇音发展成轻唇音“非”母。但“费”字在用作姓氏时，则仍应读作“bei”。又如番茄的“番”字，现今作fan，但读广东省的一个地方“番禺”的“番”字时，却又是保留其中古音，读作pan。可见用作姓氏、地名时，较能保留其中古音。除了姓氏或地方以外，用作口语的一些字词亦较能保留其中古音，这就是因为没有文字的干扰，愈能够保持原音。例如“仆”字，现今“前仆后继”的“仆”应作fu，但在口语中却仍保留下pu的发音。当然，广州话中一句粗话亦是以此“仆”字为用，亦保留了“puk1”的音，这便见语音的灵活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普通话中留存了古音，“仆”的轻唇音并没有进入普通话，前仆后继中读为pū，仆人中读为pú。又如埋伏的“伏”，现今读作“fu”，但粤语白读“伏匿匿”则仍然保留重唇音，读作“buk6”（根据张群显所说，见《粤语音韵集成》电子版）。故此可说，在地方方言中的姓氏、地名、口语中，因口耳相传且无文字干扰，较能保留中古音。古无轻唇音的发表，不只对上古音研究构成重大突破，亦解释了部分字词假借的原因。后世音韵学研究者普遍接受此看法，如王力（1900－1986）说这种见解“值得参考”，周祖庠在《新著汉语语音史》中亦言“唇音原来只有重唇音帮滂并明，以后分化出轻唇音非敷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