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集团，又称关陇世族、关陇贵族、关陇门阀、武川集团。关陇集团一词由陈寅恪所创，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间，籍贯位于关中（今陕西省）、陇西（今甘肃省东南）的门阀世族。胡汉混血、文武合一是其特色，他们占据了当时的统治阶层，皇室亦出于此。而关陇集团又以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为滥觞，清代考据学史家赵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记‧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曾如此形容关陇集团：“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他并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证明关陇士人与鲜卑胡姓的关系。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间，为了防御柔然入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长城沿线（今内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线）设置了许多镇，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沃野镇、怀荒镇，合称六镇，又称北镇。北魏朝廷将部分鲜卑贵族迁至六镇，令他们为镇民兼军士，镇民之上设有镇将，由其总揽当地军政。当时六镇地位崇高，身为六镇之民是相当尊荣的，且拥有仕宦、复除（免除赋役）等特权。
然而到了孝文帝时代，将京都南迁洛阳使六镇重要性大不如前。远在边境的六镇之民汉化迟滞，身为鲜卑贵族却在经济与文化上逐渐成为弱势。随着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汉化政策，六镇特权被取消，社会阶级大幅下降，反受南迁的汉化鲜卑人歧视。朝廷甚至将罪犯发配六镇为兵，形同流放之地，当地对于改革的反感情绪不断累积。宣武帝时，六镇饥荒，终于引爆六镇之乱，北魏全国陷入严重动荡。
从这场兵变中获利的有怀朔镇出身的鲜卑化汉人高欢与武川镇出身的鲜卑人宇文泰，两人各自拥立皇帝，使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宇文泰将武川人编成禁军，又创立府兵制，交由同样出身武川的八位柱国大将军（简称八柱国）和其麾下十二大将军统领，将西魏政权牢牢掌握在武川人手中。由于西魏政权主要割据关中（今陕西省）、陇西（今甘肃省东南）地区，宇文泰于是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将随他西迁的鲜卑贵族和原籍山东（今山西、河北、河南）的士族改籍关、陇，并重用当地原有士族，逐渐形成一支新的关中士族（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为大姓）。八柱国与关中士族，这就是关陇集团的基础和肇始。八柱国家族跟随宇文家族对抗东魏、建立北周取代西魏、灭北齐统一北方，战功彪炳。到了唐代，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八柱国家族的荣耀，曰：“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耀，莫与能比！”
北周武帝攻灭北齐，统一了华北，却在统一全国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继位后不久即禅让予七岁幼子北周静帝，自诩为太上皇而耽于游乐，政事全交给天元皇后杨丽华的父亲，外戚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北周末期，军事将领已由汉人占多数，杨坚得以轻易地篡夺政权，建立隋朝。杨坚之父杨忠为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之妻独孤伽罗（即后来的独孤皇后）更是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七女。可见关陇集团各家族之间经由通婚强化了联系，政治影响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过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一次权力转移。
隋朝末期兵乱四起，其中有两位八柱国的后裔，李虎之孙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李弼之曾孙李密也拥兵起义。而李渊之母是独孤信的四女，李渊同时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甥、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唐皇室与关陇集团、隋皇室其实有着颇密切的血缘关系。李渊之所以能够轻易攻陷大兴（长安），讨平诸侯一统天下，争取到关陇集团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陈寅恪曾评价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关陇集团作为核心，基本上主导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这段时期门阀政治的特征十分明显，改朝换代并不影响关陇集团的政治地位。隋代虽已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寒门与庶族士人得以参与政治，但多不居显位，难有大作为。
自南北朝以来，社会便流行以门阀评定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门阀且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众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东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最为显贵，就连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昉等人均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团为了巩固地位，着意改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在阅览编成的《氏族志》时不满道：“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于是命高士廉编著《氏族志》，将天下氏族分为九等，第一等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贬斥士族，压抑旧有的门阀势力。
唐太宗死后，关陇集团的首脑长孙无忌自恃拥立唐高宗之功，专横排斥政敌。而武则天则以美色讨好高宗，高宗也出于自身加强皇权的需要，利用“废王立武”等连续事件使长孙无忌倒台，离开政权核心。武则天虽系关陇集团出身，却是疏远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并非关陇集团的传统地理范围；其母杨氏虽出身于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彟原只是商人，因追随李渊开国有功而受封，并无关陇集团背景。故在武周时期，武则天为了巩固政权，着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关陇集团，采用酷吏、崇尚进士文词诗赋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揽不满关陇集团大权在握的外地士族。科举制虽然在隋代便已实行，但中举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权位还是为关陇集团所掌控。直到武则天积极任用举人、进士及第，以巩固武周政权，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乘机发动神龙革命，推翻武周政权，李唐皇室复位。
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多继续任用武周晋升的举人，但在天宝以后便渐渐提拔李林甫等关中士族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关陇集团的统治。直到安史之乱、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优越地位迅速下降，科举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职的情况愈来愈普遍；加上唐代后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权、杀废皇帝，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影响力。黄巢之乱后，数百年以来的社会阶级随着唐朝灭亡一同瓦解，传统士族死伤殆尽，地方藩镇势力崛起，门阀政治无以为继，关陇集团也不复存在了。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汉廷以经学甄才，经学学者入朝为官，又将学问传授其后代，这些子弟成年后也得以步入仕途。此一模式在一些家族中代代相传，累世经学造就累世公卿，东汉时社会上已出现一批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即士族（或称世族）的雏形。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出身地与姓氏成为朝廷用人的重要依据，强化了士族对官职的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世袭现象。到了南北朝，各政权的稳固更加倚赖门阀的支持，如此重视门第的社会环境可谓是关陇集团崛起的土壤。
为了在关陇地区巩固西魏政权，对抗国力较为强大的东魏，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宣传关中地区自周朝以来的文化正统性，沿袭北魏孝文帝的多项汉化政策，并重用关中士族，有别于东魏的排斥汉化。胡汉融合的结果，跟随宇文泰西迁至关中的鲜卑贵族与鲜卑化汉人最终汉化，而关中士族也感染了前者的剽悍尚武，文武合流、士人能文能武的风气成为了关陇集团的一大特色。这使得关陇集团在南北朝盛行的门阀政治中迅速崛起，成为北周隋唐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段时期颇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后来宋朝的“文人政治”有着明显的不同。要求士人文武兼修的风气，直到武周时期科举抬头后逐渐衰退。
岑仲勉反对曰：“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碍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则认为岑氏对于陈说赵州昭庆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无法动摇陈说。
黄永年认为关陇集团只存在于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炀帝时因把政治中心东移，并引入原南朝官僚来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渐衰落解体，唐初已不复存在。唐高祖时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关陇的不及半数，并不足以称为一个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