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战争（阿拉伯语：الحرب في دارفور）发生在苏丹共和国西部的达尔富尔，交战方主要分别为游牧的巴加拉族组成的牧民武装部队，以及巴加拉族以外的定居部落。苏丹政府否认自己支援牧民武装部队，也否认与其联手针对富尔人、札加瓦人与马撒利特人等民族，进行有系统的攻击行动。这场冲突开始于2003年7月，与主要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冲突的第二次苏丹内战不同，在达尔富尔的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绝大多数的达尔富尔居民、牧民武装部队、苏丹喀土穆政府官员都是穆斯林。
关于是次冲突的死亡人数有许多不同的估算，但都同意数字大约在数十万之间。联合国引用国际公义联盟的估计，表示冲突进行的期间，已有45万人死于暴力与疾病之下，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估计数目大约是20万到超过40万不等。苏丹政府则宣称共约9000人死亡，然而这个数字并不符合事实。到2006年10月为止，已有约250万人流离失所。不少媒体均以“种族清洗”及“种族灭绝”来形容这场冲突，美国政府也把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达尔富尔发生冲突的原因，可谓相当复杂。围绕尼罗河的国家及如达尔富尔等的周边地区，充斥着不平等，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逐渐恶化。双方之间的磨擦受到综合环境灾害、政治投机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在20世纪后期不断加剧。此外，有许多人误解此冲突为阿拉伯人及非洲人之间的种族问题；而历史学家则认为这种误解并不是完全正确，但也不是完全错误。也有媒体认为西方国家暗中助长了这些紧张情势，以阻挠中国与苏丹在此地区的石油合作。在14世纪末或是15世纪初，富尔人建立于马拉山脉的凯拉王朝（Keira dynasty）建立了苏丹制度（以“苏丹”作为国王称号），并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后来一支向尼罗河流域南方扩张的土埃联军（属于奥斯曼帝国）征服了这个国家。接着土埃势力又被自称马赫迪（伊斯兰教末世学中的救世主）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击败；而他所建立的国家则亡于基奇纳所率领的英国军队。吉青纳建立了英埃共管来支配苏丹地区，并在法律上允许达尔富尔地区的自治，直到1916年侵略并并吞苏丹为止。在英埃共管下的苏丹，大多数的资源都送往喀土穆与青尼罗省，使得其他地区较无发展。
尼罗河谷的居民得到了较多来自英国的投资，在1956年苏丹独立之后仍维持续经济模式以及对政治的排斥。在1968年的选举中，乌玛党（英语：Umma Party (Sudan)）中的分离主义候选人，以萨迪克·马赫迪（Sadiq al-Mahdi）为首，试图使达尔富尔的选民分裂。他将达尔富尔地区的发展不良归咎于阿拉伯人，以迎合定居生活的族群；并且呼吁半游牧的巴加拉人支持尼罗河地区的阿拉伯人。
这种并非由当地所自行发展出来的阿拉伯人-非洲人二分法，又受到利比亚革命领导人格达费的加强，他希望萨赫勒（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能够建立起一个阿拉伯地带，并且宣扬阿拉伯优越论。 由于苏丹、利比亚与乍得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一系列互动，包括利比亚对伊斯兰军团的支援，使得苏丹总统尼迈里将达尔富尔建立成哈布雷（前乍得总统）率领之军队的后方基地，这支军队意欲推翻乍得政府，而且反对格达费。
在1983年至1984年，降雨量不足使这个地区陷入饥荒，估计310万人中有9万5千人饿死。1985年4月5日，自1969年在位的尼迈里被推翻。萨迪克·马赫迪也因此流亡，他后来与格达费达成一项协议：假如格达费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支援其经费，并使其胜选，那么萨迪克·马赫迪将会把达尔富尔地区送给利比亚，然而最后这个诺言并没有实现。
2001年7月21日，一个札加瓦人团体与富尔人在Abu Gamra协议，并在古兰经前立誓，共同抵抗苏丹政府支援的针对他们村庄的攻击。
2003年初，公义平等运动及苏丹解放运动 指控政府压迫非阿拉伯人。其中势力较大的苏丹解放运动，主要是由富尔人、马撒利特人以及札加瓦人中的Wagi族所组成。而公义平等运动的成员则是札加瓦人中的Kobe族。到了2003年末，人道对话中心（Center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邀请两个团体的领袖、苏丹政府，以及国际外交共同体的代表到日内瓦了解人道危机的状况。公义平等运动在2004年加入了东部阵线（Eastern Front（英语：Eastern Front (Sudan)）），这是一个由东部部落的革命团体所组成的联盟，成员分别是Rashaida部落的Free Lions与Beja Congress。同时公义平等运动也被指控已由图拉比（苏丹的宗教及政治领袖）所控制。
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开端，一般认为是在2003年2月26日。在此之前，达尔富尔便已经爆发了冲突。反抗军攻击了一间警察局，而政府军则以庞大的空陆军力对付以马拉山脉为根据地的反抗军。2002年2月25日，反抗军成功袭击马拉山上的苏丹政府军事要塞。2002年6月，马拉山地区的Golo警察局受袭，一个自称达尔富尔解放阵线的团体在2003年2月26日公开承认责任。自此，苏丹政府开始注意武装组织的连串联合行动。
到了3月25日，反抗军夺得苏丹与乍得边境的Tine重镇，取得大量补给及武器。尽管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威胁将要“放出”政府军进行攻击，然而其军队的准备程度仍低。那时政府军已经在部署于南方，以应付将要结束的第二次苏丹内战；另一方面，还有一支政府军在东部对付由厄立特里亚所支援，并且威胁到从中部通往苏丹港之输油管的的反抗势力。反抗军利用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在半沙漠地区进行打带跑战术，使得未受过沙漠训练的政府军难以还击。然而空中轰炸仍对反抗军在山上的据点造成庞大伤害。
2003年4月25日上午5时30分，苏丹解放军与JEM联合派出33部陆地巡洋舰汽车，攻击位在法希尔的军事要塞。接下来的4个小时中，根据政府军的说法，反抗军在地面上摧毁了4架安托诺夫轰炸机与战斗直升机（反抗军则认为是7架），另外还有75名士兵、飞行员及技术人员遭到杀害或俘虏，包括一名空军少将。这场攻击行动在苏丹史无前例；20年来在苏丹南方战争中的反抗势力苏丹人民解放军，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军事行动。
法希尔的攻击行动是军事及心理上的转捩点，政府军因为战斗失利而蒙羞，而政府也因此要面对艰难的战略状况。政府军明显地需要重新训练与配置，以应付新式的战斗；这影响到许多达尔富尔的不支薪军官及士兵的忠诚度。这时政府方的战斗责任转移到了苏丹军情局的手上。在2003年中间的几个月，反抗军赢得了34到38场战斗的胜利。5月时苏丹解放军在库图姆（Kutum）歼灭了一个营，杀死了500人，并俘虏了300人。到了7月中旬，反抗军又再度攻击Tine，这次杀死了250人。之后苏丹解放军往东方深入，威胁将战斗延伸到科尔多凡地区。
此时政府改变战略，由于政府军接连战败，因此战斗成果大多是依赖三个要素：军事情报、空军、以及牧民武装部队。其中牧民武装部队是一支由巴加拉人所组成，曾经在1996年到1999年帮助政府对压制Masalit人的暴动。政府将军事资源大量投入达尔富尔，并且将牧民武装部队整备成为一支准军事部队，拥有完整的通讯器材与一些火炮。相似的战略，也曾经应用在过去的努拔山区与南方的油田，当时造成了人权暴力与强迫迁移事件。
拥有较好装备的牧民武装部队很快地占了上风，到了2004年春天，数千人（大多数是非阿拉伯族群）遭到杀害，超过一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造成了一场人道危机。牧民武装部队将10万名以上的难民赶进了邻国乍得，并且在边界与乍得政府军队发生冲突，4月的一场战斗造成超过70位民兵与10位乍得士兵阵亡。联合国观察团表示当地的非阿拉伯族群村庄被特别挑出，而阿拉伯人的村庄则未受影响：
位于沙塔亚（Shattaya）行政单位的23个富尔人村庄，其村民遭到完全消灭，村庄则被掠夺且烧毁殆尽（观察团在当地游走并查看了两天）。同时，分部在周围的阿拉伯人聚落则未受损伤。在某些地方，遭到毁灭的富尔人村庄与阿拉伯人村庄相隔不到500米。
2004年4月，以乍得为中介者，苏丹政府、公义平等运动及苏丹解放运动在恩贾梅纳进行了一项谈判，签署了《4月8日人道停火协约》（April 8 Humanitarian Ceasefire Agreement）。同月，公义平等运动分裂出一个不参与停战协议的团体，称为国家改革与发展运动（National Movement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之后牧民武装部队与反抗军的交火仍然持续。非洲联盟则组成了停火委员会（Ceasefire Commission；CFC），以监督停火的执行。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出警告，表示种族灭绝危机正在达尔富尔进行。牧民武装部队的活动已经可与卢旺达大屠杀相比拟，这样的类比遭到苏丹政府的强烈反对。独立观察家指出如此的手段，如肢解与杀害非战斗人员、甚至小孩与婴儿，与南斯拉夫战争中的种族清洗更为相似，并提醒此地区的偏僻性，意味着这些地区将会断绝援助。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表示，超过35万人可能将在2004年5月死于饥荒与疾病。
2004年7月，非洲联盟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观察员和观察员保护部队，以监督冲突双方实行停火。到了7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556号决议，要求苏丹政府解除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民兵的武装。
2005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在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嫌疑人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审理。7月10日，前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首领约翰·加朗宣誓就任苏丹副总统。然而到了7月30日，加朗却因直升机墬机而身亡。他的死引人揣测，并使不同的反抗势力之间的对话进展缓慢。
2005年12月，一场针对乍得城镇阿德雷（靠近苏丹）的攻击行动，造成了300名反抗军死亡。苏丹被指摘发动了这场攻击，此外，这已经是3天内的第二场攻击。逐步升级的紧张情势，使乍得政府宣布视苏丹为敌人，并且动员其公民对抗“共同敌人”。
2006年1月20日，SLM宣布将与JEM结为苏丹西部的革命军联盟，然而到了当年5月，SLM与JEM又再度成为两个分离的实体。
2006年5月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主要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签署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然而JEM与苏丹解放军中的另一派系，拒绝了这项协议。
到了2006年7月及8月，战火又再度燃起，一些国际援助组织也因为生命受到威胁而相继离开。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召集了一支18000人的国际维和部队，以取代原来的7000人非盟部队（非盟驻苏丹特派团）。
8月18日，联合国维和部队代表及维和事务助理秘书长阿纳比在一次私人会面中发出警告，表示苏丹可能正准备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一场大型军事行动。大约同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特别调查员萨马尔（Sima Samar），也指出苏丹对于5月签订的和约，并没有有效的执行。8月19日，苏丹再度重申拒绝以联合国部队取代非盟部队。而美国因而威胁苏丹自行承担可能造成的后果。
到了8月24日，苏丹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会议，以逃避解释为何计划派遣1万名苏丹士兵到达尔富尔，而不是之前所提议的2万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尽管苏丹拒绝出席，安理会仍然表示会议将会照常召开。国际救援委员会则在同一天表示，过去的7个礼拜之内，Kalma难民营附近已经有数百名妇女遭到强奸。牧民武装部队将强奸作为一项武器。在当地的文化中，受到强奸的女性被视为是不洁且受排斥的，女性甚至会在公开场合遭到侵犯，使其个人及家庭蒙羞。8月25日，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局的首长、助理秘书延达伊·弗雷泽（Jendayi Frazer）警告，除非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此地展开部署，否则危机将无法解除。
到了8月26日，也就是弗雷泽原来预备抵达喀土木的时间，一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洛佩克（Paul Salopek）由于自乍得边境进入苏丹而违反了针对外国记者的规定，因而面临件间谍罪的指控。与总统巴席尔直接面谈之后，这名记者才得以释放。
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06号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维和部队，以支援非盟的维和部队，及帮助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和平协议。而苏丹则强烈回绝这项提议。翌日，非盟称苏丹向达尔富尔叛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到了9月1日，非盟官方报导苏丹已经在达尔富尔展开了一场大型军事攻击行动，根据非盟的说法，在当周稍早的冲突中，已有超过20人死亡、1000人被迫迁移。9月5日，苏丹要求非盟军队必须在月底以前离开达尔富尔地区，并表示：“非盟无权将工作移交给联合国或任何集团，只有苏丹政府拥有这种权力”而前一天，也就是9月4日，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宣布将支援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非盟的维和部队则决定会在2006年9月30日结束任务。然而美国国务院告诉记者，非盟军队可能会在30日之后继续留在当地，并称其为“可行的选择”。
2006年9月8日，联合国难民署首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达尔富尔正在面临一场“人道惨案”。到了9月12日，欧盟驻苏丹大使称苏丹政府军正在达尔富尔地区“轰炸平民”。一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方表告表示，至少355,000名当地居民已经与粮食援助断绝。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则告诉安理会：“达尔富尔的悲惨事件已经到达了关键时刻，需要安理会的密切注意与紧急行动。”
2006年9月14日，前苏丹解放运动领导者、苏丹总统高级助理、及达尔富尔临时管理机构主席明尼·明纳韦表示，他并不反对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因而与认为联合国行动乃西方国家入侵的苏丹政府断绝关系。明尼·明纳韦也表示非盟军队“什么都不能作，因为其授权相当有限”。喀土穆依然维持其强烈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态度，苏丹总统巴席尔将这种行动形容为一场殖民计划，并表示“我们不希望苏丹成为另一个伊拉克”。
2006年10月2日，由于苏丹的反对，使得联合国部队的计划无限期地延宕，非盟则表示将会延长待在此区域的时间直到12月31日。除此之外，有200名联合国士兵前往加强非盟军力。10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定延长对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授权直到2007年4月30日。到了10月9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一份包含40个国家的《作物前景展望及粮食形势》（）报告当中，将达尔富尔列为正面临迫切的粮食危机的地区。10月10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露易丝·阿尔布尔表示，苏丹政府早已预先知道牧民武装部队上个月在苏丹南方的Buram所发动的攻击，那场攻击当中造成了数百位平民死亡。
10月12日，尼日利亚外交部长Joy Ogwu前往达尔富尔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她强烈要求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的方案。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则在埃塞俄比亚表示不应该“对达尔富尔正在进行中的种族灭绝坐视不管。”到了10月13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批准了2006年《达尔富尔和平及责任法》，以制裁在当地造成美国认为的种族灭绝事件者，同时也发布命令冻结苏丹政府的财产，并禁止任何美国公民与之进行交易。
2006年11月17日，美国国内建议非盟与联合国部队混合派出部队。但建议还是遭到苏丹的拒绝。联合国接着在11月18日宣布，苏丹已经同意联合国维合部队的部署。然而苏丹外交部长Lam Akol却表示：“混合部队没有讨论的空间。”而且联合国只能扮演技术支援的角色。同日，非盟报导苏丹政府军以及政府支援的军队，已经在达尔富尔地区展开了地面及空中作战，并造成了大约70名平民死亡。非盟表示：“这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安全协定。”
11月25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露易丝·阿尔布尔称苏丹政府已经在11月11日，对Sirba镇的平民做出了一件“有意且无故的攻击。”并至少造成30人死亡。人权专员的声明中也指出苏丹政府军对平民财物进行掠夺与破坏。
2007年3月，联合国控诉苏丹政府参与并安排了这场“严重的暴力行为”，并且呼吁世界各国以行动保护当地居民。
在国际特赦组织与国际危机组织分别于于2003年7月和同年12月公布了关于达尔富尔大屠杀的报告之后，这次屠杀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不过，在2004年三月之后，当时即将卸任的联合国总理还有处理苏丹的危机的人道委员 Mukesh Kapila 宣布了这次屠杀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后，媒体才开始详细地报导达尔富尔大屠杀。
后来，人们针对这次大屠杀联立了几个联盟，例如是由学生发起的阻止大屠杀的联盟 STAND (A Student Anti-Genocide Coalition)（英语：STAND: A Student Anti-Genocide Coalition） 和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英语：Save Darfur Coalition），后来 STAND 进入了制止种族灭绝网络（Genocide Intervention Network）。这类组织不断地呼吁美国国会及美国总统重视这次大屠杀，并且也呼吁商界停止向苏丹投资， 该次撤资行动由 Adam Sterling 发起并且由苏丹撤资行动会（Sudan Divestment Task Force）提供援助。
原定于2009年5月12-16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被举行的达尔富尔论坛也被取消，根据报导说，取消的原因是“苏丹政府阻止来自达尔富尔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原定参加该次论坛的300位代表来自达尔富尔内地区各个不同的群体，该论坛的委员会说，苏丹政府的安全部门派人骚扰将要前往论坛的代表，没收他们的签证，并且威胁我们在苏丹的会议协调人；由于政府拒绝向代表们颁发离境签证，所以会议最终无法进行，我们只有取消本次会议。
有批评者认为，基于保护石油利益， 中国一直反对大国介入达尔富尔冲突，反对制裁，希望在非洲联盟的框架下解决苏丹内部问题，并多次在安理会表决制裁行动时投出弃权票。而中国政府还被西方质疑向苏丹政府提供了“军援”，所以中国对事件的态度常遭他国质疑，而中国政府也因此被部分国家视为达尔富尔屠杀的帮凶。不过对此一问题，中国方面认为其影响力被高估了。除了人权相关组织曾予以指责外，也有民间体育团体，提出以抵制北京奥运为手段强迫中国对此让步，进而成为中国威胁论者攻击中国重要途径。不过中国否认忽略种族屠杀的指控，且认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有着共同愿望，那就是让这一地区尽早实现和平、发展和稳定。” 而且此举符合中国一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作风。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不少伊斯兰国家的态度是：达尔富尔的冲突不是“屠杀”，而是“战争暴力”，其中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战争中无法避免。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的战争暴力并不是以血洗此区域，屠杀殆尽这里的人口，只是剿灭反政府武装，稳定区域局势，故“种族灭绝”的说法不妥当。另外阿拉伯世界也批评这种说法：“（以色列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游说使得世界忽视了他们在巴以冲突中犯下的罪行，以及任何推动解决冲突的谈话。”“（西方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态度）是西方人企图施霸权以控制阿拉伯人的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