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演化

文化演化（英语：Cultural Evolution）是用生物演化的概念来描述人类（及其他动物）的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地区差异。主要的概念是文化可以透过学习而传播（类似基因遗传），而且不同的文化在生存或传播上会有所不同，这就造成有些文化特征比其他文化特征更广泛存在于族群中。相较于“社会发展”或“文化进步”描述社会和文化的复杂度如何随时间增长，文化演化不作此预设，将不改变复杂度以及简化都包含在内。文化演化和演化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组织理论都有重叠。早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中就有探索人类文化的演变，自19世纪起，人类学家以此为基础发展文化演化。最初的研究认为文化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所有的文化演变都是源自更底层的生物演化，但现在的主流看法是文化的演变来自社会、（非适应性的）演化以及生物学基础。文化演化由众多不同的学科背景中建立了许多不同的概念框架，包括双重遗传理论、文化社会演化、模因学、文化选择等等，这些方法对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之间的对应有不同的看法和假设，而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这些不同框架逐渐合流。2017年，文化演化学会在德国耶拿创会并举行了第一届文化演化学术研讨会。文化演化认为人类的文化演变是经由类似生物演化的机制推动。这是一个没有目标的过程，因此不能以此评价任何文化的优劣，也没有一体适用的演化趋势。在先天与后天的争辩上，文化演化可以包含所有的立场：文化源自先天的遗传、文化源自后天的学习、不一定、或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先天和后天交互作用产生。究竟文化的演变和生物演化之间应如何对应，仍有非常多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也不一定互斥。人类学和社会学倾向认为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但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的义异并非源自基因遗传，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周遭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不同，而朝不同的方向演化。演化心理学则认为人类的各种行为和心理机制主要源自基因演化的历史，社会生物学进一步主张人类社会的各种特征主要就是这些行为和心理机制组合起来结果。模因学和文化选择理论的观点是行为会透过模仿而复制、复制的过程并非完美因此存在变异、变异之间因为适应度的差异以及其他随机因子而改变频率。不同文化之间为什么有不同的适应度也有许多种假说，包括文化族群选择认为比较有助于整个族群存活的文化会有比较高的适度，另一派观点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差异会影响这个人的存活率，模因学则更强调文化在人脑之间传播的效率，而非它如何帮助个体存活。双重遗传理论进一步建立模型来描述基因和文化交互影响而造成的共演化。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非常多个社会，有些估算高达一百万个，在游猎采集的时代结束时可能有 10~30 万个，但到21世纪初只剩下约两百个，这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让文化族群选择运作。文化选择理论主要延伸自模因学，也融合文化流行病学（Social contagion theory）和演化知识论。模因学主要关注的是模因如何达成大量散播的“自私目标”。因为模因的“目标”，因此可能和基因的“目标”相冲突。这可以解释有些对生物个体非常有害的行为，例如为了政治目标而自我牺牲。文化流行病学也持类似的观点，将社会中的各种单位类比为在生物宿主中传染的病原。演化知识论则着重在解释为何理性的行为和想法会在人类间成功传播。有别于模因学认为文化演化的单位是个别离散的模因，文化选择理论也使用连续的参数。一个例子是为什么企业倾向变大。答案是规模经济，大量产销的效率、内部广告、以及更多研发经费会自我增强。企业的大小是连续的参数，故不易用模因来描述。演化知识论是指用生物演化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如何建立并累积知识，特别是科学理论。此理论认为知识经由某种选择而演化，例如疾病细菌学说（germ theory of disease）根据周遭其他知识（包括证据）的不同而改变而可信度。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知识论论述，它强调知识建立过程中，天择扮演的两个角色：一是生物的天择演化确保我们的感官和认知能力是可靠的，可以适应我们的周遭环境，二是知识本身经由试误的过程中被选择而演化。演化知识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科学理论的实用性并非只由实验证明，还要经由社会和方法论的过程来选择出最“适应”于回答某个科学问题的理论。从演化知识论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只是在某些条件下为真，而非绝对正确或错误，不管它通过了哪些实证检验；光是通过严谨的实验并不足以证明一个理论可以在未来的实验中存活。卡尔·波普尔以古典物理为例，指出牛顿物理通过了非常详尽的试验，但最后仍被爱因斯坦的理论击败。许多人认为卡尔·波普尔是第一个完整分析演化知识论的人，但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在 1974 年就已经提出这个词。多线学说和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个社会有自己的历史背景，避免在缺少证据下由种族中心的角度猜测、比较、或是作价值判断。反对所谓“原始”和“现代”的对立，而专注在达尔文主义中的“适应”概念，主张所有的社会都必须用某些方式适应它们的环境。受怀特和史都华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在 1950 年代建立了许多理论，包括世界体系理论、依赖理论、人类学的文化物质主义，这些理论也和马克斯主义互相影响。现今的人类学在解释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就非常重视环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也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和周遭其他文化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认为所有的因素必须一起考虑才有意义。在社会科学中，许多人仍认为演化观点太过强调进步，而选择使用更偏向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把重点放在历史事件、文化间的接触、文化符号系统的运作等等。现代化理论发展于去殖民化盛行的 1950 至 60 年代，由社会文化进化论发展出来，结合许多实证研究和经验，和依赖理论以及发展理论有关。此理论认为发展的方向是从“传统社会”进步到“已开发社会”；西方国家发展程度最高，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落后，但最终会达到相同的发展程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经由社会工学（Social engineering）来引导的。对于如何达成现代化，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例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专注在经济上，大卫·阿普特尔（David Apter）专注在政治体系上，认为民主以及政府的有效治理非常重要，大卫·麦克利兰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认为社会必须重视创新和企业自由。有研究认为文化演化的过程类似生物演化的间断平衡模型，也就是说文化在大多数时间都保持稳定，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在特定的转型时期会一次发生大幅度的改变，进入另一个稳定状态，其中的各个稳定时期就类似于阶断论的各种分类，人类社会可以因此区分为动物社会、部落社会、农奴社会、以及现在正在转入的工业社会。推动各个转变的重要因子是食物产量，稳定社会的食物产量变化有限，但在转型时期产量会增加。社会生物学将文化视为性状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的一种，主张人类的文化大多可以视为每个人试图提高整体适应度的结果。文化选择理论将文化传播视为一套独立在基因遗传之外的系统，用演化生物学的模型来描述其变化，其立场是文化变迁的原理和生物演化类似，都源自变异、自我复制以及存活率或复制效率的差异。其中的理论除了包含达尔文的天择演化，也包括许多来自其他学门的理论，包括拉马克主义、政治、经济、人类学、比较文学、语言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社会生物学、古生物学等等。远在达尔文之前，西方的思想家就知道文化会随时间改变。大多数人认为文化的演化是单向的，随时间进步；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遵循同一条路径，并且可以进步的程度的区分出阶段。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称为单线学说（Unilinear theory），在史学史中则称为阶段论（Stadial history），属于一种推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这种观点其来已久，亚里斯多德即认为文化会从最初的不成熟形态发展到最终的成熟形态，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也提及社会随时间的演变。单线学说在启蒙时代相当流行，许多思想家试图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通则，霍布斯认为原住民文化没有技艺、文字和社会，面对生命是孤独、穷苦、肮脏、野蛮的。当代的学者认为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从这种低下的状态逐渐发展出来的。在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了对单线学说很重要的思想。许多苏格兰思想家试图理解当地的发展和1707年联合法令促成的对英贸易之间的关系。他们将观察到的现象理解为苏格兰自农业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其中亚当·福格森、约翰·米拉（John Millar）、和亚当·史密斯主张所有的社会都经历四个阶断：游猎采集、畜牧和游牧、农业、以及最终的商业。其他地方也在这个时期发展了关于历史的进步（Progress）的哲学思想，例如黑格尔视社会发展为必然的过程，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一路发展成类似工业化欧洲的社会。这些思想影响了法国的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圣西门、孔多塞、孔德等人。孔多塞将社会的进展区分出十个阶段，每一阶段有不同的人权，每一步都让人类更接近完美。孔德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进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社会学。孔德也提出三阶段定律：人类最初是神学阶段，用超自然力量解释自然，之后会进入形而上学阶段，用抽象观念来解释自然，最后进入实证阶段，一切都是以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孔德认为最终这个重视科学的社会是最高级的社会。单线学说的发展也和当时的欧洲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帝国主义让欧洲的学者知道到世界上有许多社会和西方文明不同，而对社会的本质提出许多疑问。除此之外，殖民母国为了管理殖民地也必须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欧洲人便用单线学说这套系统来消化这些新知识，并从中找到理由支持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的优势：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社会从野蛮的状态一步步向前进步所得到的结果，被殖民者因为发展得比较慢而处在落后状态。这种想法在启蒙时代非常流行，包括伏尔泰也支持这种观点。另一个影响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让生产方式不断改革并大幅改变了欧洲社会。单线学说反映的是认为这些变革都是进步的观点。这些改变，包括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宪法等政治变革中产生的民主制度，也促使欧洲哲学家去思考社会的本质。用论化论来理解文化变异可以追溯到达尔文本人。1871年，达尔文出版《人类的由来》，用生物演化的角度来探究人类的社会文化。他主张风俗和“遗传的习惯”都是源自人类天生具备的学习语言的能力，并对人类的演化有贡献。同时期哈泼杂志中就用进化论来理解语言的演变，说：“基于达尔文的天择原理，短的词比长的词有优势、直接的表达方式比间接的有优势、有精准意义的词比模糊的有优势、地区性的俗语在各处都处劣势。”社会学的社会文化进化论（Sociocultural evolutionism）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由孔德和史宾赛建立。此理论试图用科学化的方法研究社会（而不是推测历史），并进一步结合达尔文的生物演化概念，将社会看作一个个生物体，会成长、随时间增加复杂度、产生秩序性、专精化，并从演化生物中引进变异、天择、遗传等概念来解释社会的进步。这派理论在十九世记成为人类学和社会评论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影响了美国镀金时代的学者，如爱德华·伯内特·泰勒、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莱斯特·法兰克·沃德、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等人。史宾赛主张人类文化是从未分化的部落（hordes）进步到有阶级的文明，人类本身也随之发展得更为复杂；这过程是根基于知识和文明的持续累积，让现代科学区分出不同的学门并建立文化规范。“适者生存”这句话就是史宾赛所提出，后来被达尔文用在第五版的《物种原始》作为天择的同义词（原文是“最适者生存”，英语：survival of the fittest，但中文已固定翻译为“适者生存”）。史宾塞的理论其实比较接近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而不是达尔文的天择进化论，史宾赛的理论也比达尔文更早发表。不过，史宾赛认为社会的进步源自个体之间的竞争，这部分和达尔文的理论一致，这导致达尔文的理论一发表就造成许多人支持社会文化进化论。史宾赛也认为社会进化的方向是朝向更高的个人自由，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并依据社会的内部管理区分两个发展阶段：他称为“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前者比较原始、目标是征服和防卫、特征有中央化、经济自主、集体主义、使用强迫的手段、并且鼓励服从，后者比较进步、目标是生产和贸易、特征有去中央化、和其他社会有经济互动、人们自愿合作、重视个人的独立性、鼓励积积主动和创新的行为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依据科技的进展将人类社会的进展区分为七个阶段：低、中、高级的蛮荒（Savagery）、低、中、高级的野蛮（Barbarism）、以及文明。摩尔根将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连结起来，认为社会进步都是源自科技进步，这种想法后来影响了恩格斯和马克斯。摩尔根并拿世界各地的文化作为各个阶段的例子，不过他没有给出低级蛮荒的例子，因为他认为当时已经少有文化还停留在低级蛮荒的阶段。在当时摩尔根的学说受到高度推崇，许多人类学研究都是从这套学说延伸出来。莱斯特·法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反对史宾赛对于社会进化的观点。沃德也是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认为人类的演化有别物动植物的演化，认为“自然律”被“意识律”取代。他强调人类的情感会自行建立目标并图达成目标（最有效的是透过现代科学），这和没有目标的生物演化不同：动植物只能适应自然，人类则会改变自然。有别于史宾赛认为竞争对社会的进步有利，沃德认为竞争会造成破坏，而人类的组织、传统和法律正是用来控制竞争和其他对人有害的力量。不过沃德和史宾赛对威权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会压抑个人的才华，而现代民主社会则降低宗教的力量并推展科学，故能让每个人完全发挥各自的潜力追求快乐。他认为演化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首先宇宙诞生并演化，然后生物出现并演化，然后“人”因为生物以及意识层面的演化而出现，最后有了社会，并学会用演化的力量来推动进展，达成人类的快乐和自我实现。沃德虽然支持进步和原始的区分，但反对白人至上的观点，而支持出非洲说，认为所有的人种和社会阶级都有一样的能力。他也认为社会学是最复杂的学门，有许多主题仍待研究，因此他不支持诸如优生学或马克斯主义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想法。沃德也认为社会不是只能进步，也可能退化。涂尔干对社会发展采取二分法的观点，区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在机械团结中，人们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合作，所以必须用高压来促进社会团结；在有机团结中，人们彼此依赖，就像一个有机生物的中的各个器官一样，互相合作。社会能够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的，原因是人口成长、社会规范增加、以及产业分工。斐迪南·滕尼斯则认为社会是从非正式社会转变至正式社会。在非正式社会中，法律不多，人们有很多自由和很少责任；而在正式社会中，则有传统和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除此之外，滕尼斯也主张社会也有统一和标准化的倾向，小社会会被大社会吸收；这个理论在今天可以视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滕尼斯也是最先指出社会演化不一定总是朝向好的方向的人之一。韦伯通常不被视为社会文化进化论的一员，但是他的“三种统治分类”带有社会进化的特征。他将统治方式分为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并主张法理型权威是最先进的，社会会朝此方向演进。19 世纪最终发展出三大社会学学派：三者都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沿着某条固定的路径发展，过去的事件会“造成”现在及未来的事件，所以透过研究事件的前后因果关系，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定律。单线学说，特别是社会文化演化理论，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遭到广泛的批评，单线学说假设美国和西欧文化才算是文明，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更进步，许多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是用西欧文明以及物质文明的观点在评断其他文化。批判理论主张所谓社会进化的观点只是当权者的借口。在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上百万人的死亡、种族屠杀、以及各种建设破坏，也让欧洲人怀疑起所谓的进步。德国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推动文化颗粒主义（Cultural particularism）。在文化颗粒主义认为不同文化是完全独立的整体，只能被单独研究，不能互相比较。鲍亚士和他的门生，包括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露丝·潘乃德、以及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学的研究重心放在收集个别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方式和证据，而不是试图寻找通则。经过详细的民族志及实证调查，他们指出史宾赛、泰勒和摩尔根等人的观点大多只是臆测，尤其是阶段论。他们指出所谓的原始社会和其他当代社会都有一样长的历史，一样的进步程度，否定原始和进步的区分。除此之外，单线学说假设每个文化都是单独发展的，但事实上许多文化特征会在不同社会间传播，而且这些传播是推动文化改变的动要因素。因为上述影响，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科学界排斥使用生物学的概念或类比。光是说出“演化”一词就可能严重影响学术声望。同时期的生物学界再次发现了孟德尔的研究，造成天择演化的学术地位暂时被突变论取代。虽然在生物学界，天择演化的地位很快地就在1936~1947年间由休厄尔·赖特等人透过现代演化综论复兴，但文化演化的概念及类比则慢了许多。在 20 世纪前半叶，文化颗粒主义占据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界，认为各种试图套用到全人类的通则以及受进化论影响的观点都不科学，直到 1930 年代，包括莱斯利·怀特、朱利安·史都华、马歇尔·萨林斯、以及埃尔曼·塞维奇（Elman R. Service）在内的美国人类学家重新激起文化演化的争论。他们大量采用考古学、古生物学以及史学的证据，而不是如单线学说只有单方面的论述和猜想，并极力排除任何价值判断，不管是源自伦理学还是特定文化背景，只做客观的描述。有别于单线学说，多线学说认为文化发展的阶段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有许多不同的长度和形式，没有现代和原始的区分，也没有所谓的“社会进步”；相较于文化颗粒主义，虽然多线学说同意个别文化的演变过程不尽相同，但认为总体而言，大多数的文化确实有特定的发展方向。新进化论抛弃决定论的立场，而是采用几率，主张偶发事件和自由意志会大幅影响社会演化。新进化论也使用架空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假想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同的可能路线，以此论证不同社会可能走上不同的路径，有时甚至跳过某些其他社会有经历过的阶段。这套新想法持续发展，并在 1960 年代被现代人类学接受。莱斯利·怀特首先指出不同的文化能使用的能量多寡有所不同，而一个社会可以应用的能量越高，就能产生越复杂的分化；可以应用的能量多寡则主要受限于科技，所以社会系统是由科技决定。这部分和摩尔根的理论相符，并且提供了一个用能量使用的程度和效率来量化社会发展的指标。他将能量使用区分为五个阶段：肌肉、兽力、植物（农业）、化石燃料、以及核能。这和后来苏联天文学家发展出来的卡尔达肖夫指数类似。类似于单线学说，怀特试图以此建立一套可以描述所有文化的发展史，但是他否定将社会区分为进步和原始的做法。朱利安·史都华则着重在社会如何适应各自的环境。有别于怀特专注在单一个文化特征的演进，或是19世纪的所谓的“进步”，他更强调达尔文主义中的“适应”概念，主张所有的社会都必须适应各自的环境。史都华因此着重在各个社会使用哪些自然资源、用什么科技来开发这些资源、以及人力的组织。他进一步主张因为不同的环境和科技会引发不同的适应，加上政治、意识型态和宗教的影响，文化也会因此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文化的改变不是因为某种内在的特质，而是因为外在的环境。这种有多种不同发展道路的理论，史都华称为“多线演化”，和先前的单线演化作区别。他质疑怀特及其他更早的学者试图建立一套描述全人类的演进过程的作法，但是也不认为人类学只能建立在文化颗粒主义一次只能描述一个文化。他认为可以建立理论来描述某些时代或某类地区的文化。格哈特·蓝思其进一步发展怀特的理论。他同样认为科技是推动社会演变的最重要的因子，但是他看重的不是科技如何使用能量，而是科技可以处理多少资讯。一个社会有越多资讯（别特是关于如何改变环境的资讯），这个社会越发展程度越高。他因此将人类的发展分出四个阶断：用基因来传播资讯、能够用后天的经验来学习、用迹象来推论、以及用语言和文字来传播讯息。因此他认为是通讯科技的发展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和各个层面的进展。戈登·柴尔德提出了史前文化由非洲和亚洲传入欧洲的全面证据，他挖掘出亚洲和非洲的本土遗迹，并证明这些器物背后的科技曾传入欧洲。柴尔德猜想各个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下会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各自的需求，通常只有当两个文化接触时，才会因文化交流而发展出类似的适应方式。这反驳史宾赛认为各个文化是独立依相同路径演化的观点，也反驳了西欧文明比较进步的观点。马歇尔·萨林斯和埃尔曼·塞维奇试图整合上述两人的理论，将社会分为“通用”（general）和“专精”（specific）的，整体来说文化和社会系统是从通用朝向专精来发展，但是因为文化之间的互动，许多文化特征（包括科技）会以不同的排列组合传播到别的文化中，造成不同的发展史。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AGIL 框架（AGIL paradigm）将文化演化细分出四个步骤：首先系统会先分工出许多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会适应各别的工作目标，然后各个系统之间的差异会需要统整，于是为了达成这个统整的需求而建立模式维持的机制。借由这个框架帕森斯指出文化统整会社会中有某些文化价值，而产生追求这些价值的内在需求，有别于适应环境的外在需求。帕森斯强调这些内在需求的影响力可能大过外在需求。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是让文化演化得以复兴的人之一。他在 1960 年指出赖特的生物演化概念可以文化的演变作类比，创意可以经由“无目标的变异加上选择性的保留”而演化。之后他在 1965 年发展成完整的“社会文化演化”学说（socio-cultural evolution）。在他心目中，文化演化并不是奠基自生物演化的类比，而是源自更基本的一套“类目的论”（quasi-teleological）机制，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都只是其中的特例。同时期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家 F·T·克罗克（F. T. Cloak），他区分物质文化（m-culture，例如各种科技）和习得的文化指令（i-culture，脑中的指令），两者互相影响，并且也受外在环境施加的天择压力而改变 。文化演化是否需要神经指令的争论由此开始，持续至今。在社会学及人类学重新引入进化论的同时，演化生物学界也试图将演化生物学应用到人类的社会行为。因为其发展历史主要源自生物学而非人类学或社会学，这些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社会文化演化距离最远。艾德华·威尔森在 1975 年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中提出社会生物学，主要研究动物行为学中的利他行为、侵略性、育幼等等，并将人类的社会行为视为其中一个特例。社会生物学最接近人类行为生态学和演化心理学，另外也结合了民族学、进化论、动物学、考古学、族群遗传学等领域。社会生物学因为认为大多数的人类的行为都有遗传学基础而招致不少批评，包括理查德·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和史蒂芬·古尔德。传统的进化论只能用来描述有遗传学基础的行为，道金斯于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了模因作为基因的对应，让进化论可以套用到后天习得的行为。模因是可以自我复制的想法，透过人类的学习和模仿能力而在不同人们的意识之间传播。模因学最主要的贡献是试图定义文化的单位，然而因为道金斯的理论停留在单纯的假说，没有提供操作定义或量化模型，加上染色体和基因无法直接对应到文化遗传中的任何实体，模因学的发展非常有限，最主要的影响或许是创造了网络模因一词。在 1980 年代的美国加州，双重遗传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又称为基因-文化共演化 gene-culture coevolution）逐渐成形。此理论用现代的演化生物学模型来描述文化的传播和演化，奠基者是罗柏特·伯依德（Robert Boyd）、彼得·瑞查森（Peter Richerson）、路以奇·卢卡·卡瓦里-斯弗萨（Luigi Luca Cavalli-Sforza）、以及马可士·费尔德曼（Marcus W. Feldman）。他们将计量遗传学以及流行病学的中的数学模型套用到文化演化上，替文化演化的量化研究打下基础。这些模型也不只局限在描述人类，还可以套用到其他有模仿能力的动物，例如鸟类、鲸豚、以及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类。双重遗传理论认为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有两条独立的遗传路径：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播，两者都受到演化的影响，同时也对彼此施加天择压力，造成共演化。这种观点让文化演化不再在先天与后天的争议上选边站，而是将所有的行为和文化都视为先天和后天的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发展是继社会学奠基之初引进进化论之后，进化论首度再次踏足社会学。其间演化生物学经历现代演化综论的发展，将孟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和天择结合，并建立了中性演化理论，不再只以物竞天择作为解释现象的工具，同时也包括天择、漂变、突变、水平传播等等。最具体并广泛应用这些模型的领域是语言学，用系统生物学的模型来重建语言发展历史。另一个高度相关的领域是演化心理学，在描述人类的各种心理学现象的同时，试图用进化论来理解为什么这些心理学现象存在。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自认为是最进步的文化。苏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认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源自阶级斗争，最终会达成共产主义；美国的社会学家（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则主张美国的自由和繁荣证明他们在社会文化演化的过程中到达了比较高的阶段。同时间，自殖民母国独立的新兴国家则追求往工业化的方向进步，是为一种社会文化演化的史观。同时间也有一套源自卢梭和韦伯的欧洲传统与上述单线进步的观点相抗，认为在进步的同时，人们也失去自由和尊严。在冷战的高潮，这套传统和生态学结合，促成了 1960 年代的社会运动。许多强调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和谐的政治哲学就是源自这些社会运动。有些政治运动或信仰试图用文化演化来建立可以和自然生态和谐共存的社会。新部落主义刻意模仿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但结合现代科学。生态区主义（Bioregionalism）试图将各个社会的边界重新划分在生态区的边界，让社会在各自的生态环境中适应不同的资源限制，用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会限制过度开发，用类似天择的机制达成永续发展。盖亚主义（Gaianism）认为地球上的每个群体，包括人类社会，都依某个既定的方向演化，来达成它们在生态圈中该有特定功能，若没达成这个目标最终就会灭绝。反对这类作法的人指出许多原住民也曾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例如复活节岛的森林破坏和北美洲的长毛象灭绝），并认为这些想法源自欧洲人对原住民的高贵野蛮人刻板印象。超人类主义者认为社会文化演化的下一步是和科技结合。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有6~9个重要演化阶段（Major Transitions in Evolution）改变了资讯储存的方式，包括自我复制的RNA、有性生殖、多细胞生物、社会性、语言。资讯科技或许是整个演化过程的下一步，把原本存在DNA和语言中的资讯转移成数位格式。换句话说，碳基生物圈制造出人类，人类有能力制造电脑来改变资讯储存和运行的方式。文化演化的发展史很大受到先天与后天的争论影响。目前作为一门科学领域，有许多基础争论尚在进行中，包括普适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双重遗传理论、以及文化遗传机制。因为早期的发展史使用了单线学说，以欧洲文明为中心，文化演化有时被批评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或种族中心论。多线学说大致上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有批评认为文化演化是用在个体层次的生物学现象来解释发生在整个群体的社会学现象，是一种见树不见林的化约论。文化演化的证据目前仍比较有限，因此遭受批评，批评的出发点包括拉马克主义、基因和性状的划分、文化的单位、和环境的互动。或许就是因为证据的不足，关于文化特征和生物特征该如何类比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包括把文化特征类比为性状、基因、或病毒，这些不同的类比有时会被搞混而造成错误。许多文化演化研究者没有现场观察他们试图描述的文化，而只是分析先前的探险家和传教士的资料，被批评为“空谈人类学”（armchair 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