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西周时期在楚国形成的，以长江中游流域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楚国被认为蛮夷，但吸收华夏文化，以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结合蛮夷与中原文化而发展。现今的湖北为楚文化发源地和湖南北部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湖南大部和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发展地区；江苏、浙江和安徽北部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另外广西、贵州、云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和韩国也受到了楚文化影响。与楚文化相对应的有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包括楚文化在内共同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的主体——汉文化。
楚文化发源地说法不一，有多种说法，但楚文化来源于中原西周文明是一定的。周成王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子爵，建都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春秋时期，迁都至郢，改国号为楚。战国末期因为郢都被秦国攻破，迁都于陈，后又迁都寿春。
另外新华网报道，根据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或是楚文化的发源地，2009年，中国考古学会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南水北调中线文物考古发现学术讨论会",与会的100多名专家经过反复比较和相关实物资料，认为郧县辽瓦店子遗址或许正是学术界寻找多年的楚文化源头。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汉江中游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孔道"，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在这里交会融合，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宋金对峙等历史后期，这一地区作为南北政权的政治分界线和南北文化交锋面就显得更加活跃。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国政治中心一直位于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伊洛地区，这一地区与华东、华南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汉水和丹江进行，而位于汉江中游丹江口库区的郧县正处于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直至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因为中原政权偏安江南，而江南之地大部分均是战国时期原楚国的领土，楚文化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种主要的考古认定方法，辽瓦店子遗址是楚文化源头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发现的从夏朝一直到战国时期的诸多生活器具等实物资料。在出土器物的形制与纹饰上，与在汉江中下游荆州等地出土的楚国中期文物一脉相承，而又明显早于中期，如鬲、盂、罐、豆等为代表的多种器物。其中，在辽瓦店子出土的鬲，有着翻口、卷沿、绳纹、尖锥状足等特点，为早期楚文化的典型器物。而此前在荆州出土的战国楚式鬲，完全与其一脉相承。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31年（公元前740年）。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吸取中原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战国时期，楚国铜器生产炉火纯青，铁器普遍得到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物质文化达到了顶点。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领风骚，同时，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
秦汉时期，秦国灭楚，排斥楚文化，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根深蒂固，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而楚文化的某些元素却与传统中原文化在后来形成了新的汉文化。
楚文化的精神体现为，“筚路蓝缕”的开拓创业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现实主义形成强烈对比。
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
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不是礼法，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比如楚国的都城丹阳、郢迁移多次但名字不变，就是为了缅怀祖先。
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
由于楚国山高林密，湖泊众多，河流蜿蜒，造就了独特的楚文化。与北方的政治色彩浓厚的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更显神奇，浪漫和华丽，对后来两千年的诗、词、曲的创作风格影响极大。
红铜文化又称"金石并用",与青铜文明的区别是：红铜文化有丰富的大型青铜礼器，造型别致极具感官艺术，而日常生产工具和武器却还是以石器为主。中国青铜礼器是构成楚文化的主体的支柱之一，“鼎”和“编钟”是楚国青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鼎居楚地的青铜礼器之首。在古史记载的春秋时代，《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的经典段子（见九鼎），说明了楚王对“鼎”的崇拜和向往闻达于诸侯，也令得周天子不满。不过根据考古发现，楚国的出土青铜鼎数量很多，并且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看来楚王的“问鼎”的愿望最终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钟是楚国青铜乐器最具代表性。在以礼乐文化为主体文化的社会中，礼器与乐器同是为礼乐文化服务的。青铜钟分为甬钟、钮钟、镈钟三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称为编钟。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的大变革，青铜礼乐器逐渐衰落，青铜的运用开始由礼乐文化转向世俗生活。楚人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制造日常生活用品。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铜器日常生活用品当数铜镜和带钩。
在长期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楚人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水平，制作工艺也日趋精湛。楚人最常使用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有陶范法、失蜡法、铸镶法。这些方法最适合制作大型的青铜器，其优点是制成品硬度高而韧性低，缺点是脆、容易折断，另外一点是锡比例较高，需要更多的锡矿石。
楚地并不盛产铜和锡，按照楚地如此大规模的制铜，估计矿产消耗量不小，一般推断是楚王通过贸易或者接受进贡得到的。
在地质学上，离楚地最近的铜锡矿带是滇西—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锡矿带,在中国境内最著名的古锡矿有云南高黎贡山矿，其以出锡矿为主，铜为次。
关于金属矿的贸易，根据《诗经·鲁颂》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可能淮夷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楚人生活在一个漆的王国中，生离不开漆，死也离不开漆。其生时使用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和娱乐用品是漆品，死后丧葬用品也多用漆品。楚国漆器的胎体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木胎。此外，还有皮胎、竹胎、金属胎、陶胎以及丝麻织品髹漆物等。楚国的竹胎漆器以竹编织物最为精致。楚国的竹编织物在许多楚墓中都有出土，是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
漆器是雕塑和漆绘高度结合的产物。胎体的造型和漆绘的图案与色彩都反映了楚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品味。楚漆器反映的主要对象为自然与神怪。楚漆器上漆绘内容客观反映当时楚国的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
楚国丝织品品种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楚国丝织品质地轻薄、经纬密度大。楚国丝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火尚赤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
楚国丝织品上的纹饰，从施纹的技巧而言，可分为编织和刺绣两种。编织纹饰是以丝织工艺中的提花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由于受到施纹技术的限制，编织纹饰的题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几何纹为主，人物和动物题材只占少量。刺绣是用多种彩色丝线在丝织品上锁绣纹饰一种工艺。刺绣题材以动物、植物为主，而动物中又以龙、凤为主。
楚国科技发达的领域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青铜冶铸技术和天文学等方面。
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楚人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的生产方式，而采用新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火耕”即用火烧掉荒地上的野草，然后下水播种，这样既可增加水田肥力，又可用草灰作肥料；“水耨” 是将稻田中的杂草灌水沤腐，化作肥料。实际上，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义进了一步，越过了“火耕水褥”水平，而开始使用青铜与铁制农具，并采陂灌与井灌技术。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铁器的生产工具已在楚国广泛使用。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大土地开垦与农业精耕细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楚国的农业在春秋时期还开始使用了铜或铁犁，代替了过去的石犁。
楚国的青铜冶铸技术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楚成王征服江汉后，青铜冶铸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开采不晚于西周，到楚庄王以后，楚国铜矿的采掘、冶炼，青铜铸造等都已超越中原与吴越，在春秋中晚期位列诸国之首。
楚国是当时天文学最发达的诸侯国之一，楚国的职官中专设有大史和卜尹，负责观察星象、研究天文。《史记·天官书》列举了自远古高辛氏至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共十四人，其中有两位是楚国人，他们是甘德和唐昧。甘德长期观察研究天象，曾系统地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规律，精密记录了恒星的位置，编成恒星表，他还著有《岁星经》与《天文星占》两部著作，后人将《天文星占》与魏人石申所著《天文》两书合成一书，名为《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一份恒星表，仅次于巴比伦星表。
楚人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4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出土的《算数书》是中国数学史上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惊人的发现，它把中国数学的成书年代提前了300多年。该书由两百余支竹简组成，全书内容分为计算方法数学应用两部分。据考证，此墓主人是楚国人。《算数书》成书不会迟于战国晚期，其内容和书写体例，都与迟于它约三个世纪的中国古代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近。因此，它可能是《九章算术》的母体。《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代表，其思想方法是着重应用与计算。
后迦椰被新罗消灭，新罗将整个朝鲜半岛称为九州。中南民族大学的杨万娟教授认为，朝鲜的开国神话檀君朝鲜中的天神桓雄的原型可能是楚国的韩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