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隐瞒论（英语：Nothing to hide argument）是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大规模监控项目不是侵犯隐私，因为政府的监控旨在揭露不正当的、不法的行为，而不法的行为是不该隐瞒的，一经发现自然应当公开才是，因此公民无需担心政府的监控。许多支持该论点的人宣称“我没什么可藏，我光明磊落，政府监控就监控吧，我不在乎”，或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在讨论隐私相关议题时，这种观点常常被提起。法律学者杰弗里·斯通（英语：Geoffrey Stone）表示，这样的辩护“简直是太常见了”。密码学家布鲁斯·施奈尔认为这是“反对隐私倡议者的最普遍意见”。《隐私倡导者》（）一书的作者科林·班内特（Colin J. Bennett）则表示在提倡隐私时“常常需要驳斥这样的论调”。班内特认为，大多数人认为监控措施并不针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只针对“不法分子与肇事者”。他表示，尽管“证据表明对个人行为的监控已经成为了常规，每天都在进行”，但依然认为“这套监控机制是针对别人的”。
2013年，在世界各国的大规模政府监控被曝光后，这种论点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许多批评者认为这种论点并没有全面的考虑问题。例如，爱德华·斯诺登表示：“我不在乎隐私权，因为我没什么好藏的”这样的观点，和“我不在乎言论自由，因为我没什么好说的”意思接近。当一个人说“我没什么好藏的”，实际上是在说“我不在乎自己的权利”，也就是“我不拥有权利，因为我无法为我的权利辩解”，而对权利的正确解读应该是“政府侵犯你的权利，政府才应该辩解”。
关注公民自由问题的律师哈维·锡尔弗格特（英语：Harvey A. Silverglate）在书中称，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平均每天都会犯下三项重罪（英语：Felony）而不自知。而密码学家布鲁斯·施奈尔则引用了黎塞留名言，“把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写的六行字拿给我，我能从中找到判他绞刑的理由”，认为政府当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总能从人民生活中找到一些事实，以此进行政治迫害或敲诈勒索。施奈尔还认为，许多人将这个问题视为“安全与隐私”之争，但真正的问题应在于“自由与控制”之争。
法律教授丹尼尔·索罗维（英语：Daniel J. Solove）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也发表文章反对本论点，他认为个人信息可能会从政府部门中泄漏出来，从而对人们造成损失；政府部门还可能用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拒绝某人使用公共服务，即使此人并无过错；而政府一旦在这方面出现过失，就会对个人生活造成损害。索罗维写道“在辩论隐私问题时，‘无所隐瞒论’会使人们局限于隐私的狭义理解上。然而，政府大规模收集和利用数据还会造成比监控与披露信息还要多的问题，在讨论这些时，这种观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华盛顿大学的亚当·摩尔（Adam D. Moore）教授则在《隐私权：道德和法律基础》中认为，隐私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是不应该以成本效益或是结果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的，并坚决反对把隐私看作是一种交易品，可以牺牲以来换取安全的看法。 他相信大规模监控会对社会中的特定人群，如特定相貌、宗教和民族的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后果。摩尔认为，“无所隐瞒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如果人们的确拥有隐私权，那么是否有东西可藏就是无关紧要的了。隐私是一种占有和使用特定的空间、场合与个人信息的权利，而只有权利持有人，才有权对其进行定夺。进一步的论述中，摩尔举例“假如有一天，你发现你家门口有人正在搜查你的生活垃圾，把里面所有残缺不全的笔记和文档都重新拼在一起。而面对你的惊慌，他却告诉你‘不用担心，你没有理由隐瞒什么，不是吗？’”；其次，个人可能会隐藏不被社会主流文化所接受的举止，“例如某人关于性或医学方面的历史记录，再例如某人来到一家图书馆，阅读不被主流所接受的生活方式的书本”；最后，摩尔认为假如真的要认真对待“无所隐瞒论”，那么应该把这个观点发挥到极致，把同样的论点用在政府部门，政治家或者企业家身上。如果NSA特工、政治家、警官或者企业家都告诉我们窥探他人并不是坏事，他们他们自己应该首当其冲，以绝对的公开透明让人们监督自己。
朱利安·阿桑奇则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十分有力的回答。不过，雅各布·阿佩尔鲍姆（英语：Jacob Appelbaum）则有一个聪明的回应，让所有提出这种观点的人立刻脱下裤子，并把手机解锁交给他。我的看法则是‘如果你这人这么无趣，那我们与其他人都不该和你交谈’，不过讲道理，我真正的答案是：‘大规模监控是对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而一旦整个社会变坏了，社会会来算计你，即使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人类学学者安娜·维塞乌（Ana Viseu）等人在2004年进行了一项关于网络服务对日常生活影响的民族志研究，并在《信息、通讯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期刊上发表了相应的论文《线上隐私：复杂认知与日常实践》。另一位学者克里斯蒂·贝斯特（Kirsty Best）随后在一篇名为《生活在控制性社会：监控、用户与电子筛查技术》的论文中，转述了前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在就业充分的中等至中上收入者中，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他们并不是被监控的目标”，而其他参与者则表示他们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参与者则回应称‘他们没做错什么’，或者‘他们无所隐瞒’”。参与者中，有一人报告称自己使用了隐私保护技术。维塞乌本人总结道，以被动的姿态看待隐私问题是“我们研究对象的显著特征”对于隐私问题的这种论调，“是阻碍人们提出实际有效能保护隐私的策略的一大绊脚石，这在相关的学术期刊有详尽的记载。此外，这个问题也和‘隐私’一词模糊的象征意义有关。”他们认为，隐私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往往是才失去隐私后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维塞乌把失去隐私和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进行类比，认为人们尽管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开车上班以及使用美发喷雾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往往掩盖了看不见的环境损失。”
英国政府在2003年前后进行了一项定性研究，佩里博士（Dr. Perri）将人们对待隐私态度的分布情况总结为八种类别，并总结了四种隐私风险。研究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男性受访者起初以“无所隐瞒论”作答，继续询问后，则表示他们将受到的监控看作不便，而并非一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