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亦称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中国人研究汉学，通常称为国学。
汉学也指明末清初依汉世儒林家法之说研治经学名物制度，小学训诂的考证学。惠栋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为汉学奠基者。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自居为汉学宗传，彰显汉学名号，影响深远。
惠栋倡导“弃宋复汉”，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划分了一条径渭分明的学术界线。惠栋指出，“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治经“则断推两汉”“宋儒不可以穷经”，以汉学方法作为治经的标准，经学研究中没有宋学存在的余地，把宋学从经学研究领域断然剔除，“汉学”专注整理古籍，遂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日本藩士伊地知季安（日语：伊地知季安）著《汉学纪源》，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记述，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各个时代儒学的状况。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于宋多购儒书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书籍256卷。菅原道真、纪长谷雄（日语：紀長谷雄）、三善清行、管原文时、源顺(兼平亲王)、具平亲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汉学。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
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对于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日本人自隋唐时开始学习中国典籍制度，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明治维新前，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为时尚。近年来，韩国在东亚汉学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上，也日益重要。而越南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也一直致力于越南汉学的研究，尤其是汉喃学的研究。
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定之后，中俄始有往来，俄国传教士团和41位留学生来到北京，努力学习中华文化，致力于掌握满、汉、藏、蒙等多种文字。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汉学家的有伊拉里昂·罗索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雅金夫·比丘林（俄语：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等人。早期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后来逐渐转移到圣彼得堡大学。咸丰五年（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学系，其中最著名的汉学家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俄语：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汉名为王习礼，并将《论语》、《聊斋志异》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译为俄文，还编纂了《满俄大辞典》。
一些人认为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遥远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时代，即13世纪。史料显示，系统的汉学研究最早产生于16世纪，那时诸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和安东尼·托马斯（Antoine Thomas）等基督教传教士正尝试向中国地区输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汉学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融合。
启蒙时代是对探索与发现新大陆怀有极大好奇的时代。那些曾经流传于教士之间的叙述与信函被收录进《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在欧洲广为流传。清国此一大帝国震惊了每一个对这片土地有所向往的人，与此同时，汉学者们（这在当时是一份伟大的工作）开始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制观念以及审美观。尽管这种介绍难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这在当时的确养活了不少依靠贩卖“中国工艺品”生存的小商贩，当然，也一度引起热议。那时，清国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开明的王国。
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由法国科学院派传教士前往中国进行研究，马约瑟发表有《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19世纪初有法国雷慕沙和德国克拉勃罗德两位汉学大师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18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可视为汉学成立之年。此后英国、荷兰、瑞典都出现了汉学研究，荷兰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
伏尔泰（Voltaire），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同时，也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一位读者，在元曲读记《赵氏孤儿记（L'orphelin chinois）》中，他也曾表达他对那片神奇土地的无限向往。莱布尼茨（Leibniz），微积分的发明者，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易经》极感兴趣，他在《易经》中发现了一个完美演绎出来的素数序列。他还从中文本身提炼出了一个理想的、渊博的语言规则，即数学的本质——通过底层分析找出悖论。
1795 年，根据法国宪法，将于1796 年建立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在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一位从未踏上中国地区土地的人，于1725 年出版了《中国简述（Description de la Chine）》（4 卷插图本），这本书的大量资料是基于他与教友的书信中所描述的内容。这本书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并随即被译成四种语言出版。
到了17-18世纪，其他的传教士如理雅各（Legge ，1815-1897）在争取设立汉学学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而1810～1830年代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进行了英国人最早的汉语教学。在1834年广州商馆退出历史舞台前，商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汉语教学，具有相当持久的影响，广州商馆甚至可说是英国最早的汉学机构。到1837年士丹顿以设置中文教授席位为条件，将马礼逊私人购置带回英国的中文书籍一万册捐予伦敦大学学院，而校方聘请的第一位讲座教授，就是马礼逊的学生塞缪尔·基德（英语：Samuel Kidd）（Samuel Kidd，1797-1843）。
到了20世纪，汉学家逐渐脱离了传教士的身份，并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标准研究体系。由汉学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议也使得汉学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如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
冷战期间，在法国，李克曼（西蒙·利斯（Simon Leys））强烈的批评了汉学对于政治的干预——左的或右的——对汉学独特但不失科学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还尖刻的讽刺了对汉学有所辩护的专家们，如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在21世纪，汉学被广泛传播，因为它对中国来说，具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
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汉学家前来敦煌考察时偷窃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学之研究，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很早就进行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学者藤枝晃于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表示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曾有学者认为日本学者在汉学研究的分量可能会超过中国。
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高本汉是第一位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