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波斯语：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Enghelābe Eslāmi）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伊朗共和国发生的政变，末代沙阿（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制政体被推翻，白色革命结束，大阿亚图拉（革命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从法国返回伊朗并建立了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由于石油危机，伊朗民众自1978年1月发生反对伊朗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同年8月至12月，罢工及示威活动瘫痪了整个国家。1979年1月中旬，沙阿被迫流亡海外，在两星期后，在外流亡了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伊朗人的欢迎。在不久后的2月11日，游击队和叛军在巷战里击败了忠于沙阿的部队，导致巴列维政权的崩溃。经过了全国公投后，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并通过了新宪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为全国的最高领袖。这一次不同寻常的革命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它的发生没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惯常因素，更倾向于价值观上，西方开放生活形态、世俗化宗教与传统而保守的伊斯兰思想和之间的巨大矛盾；革命很快使国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革命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沙阿耗费大量资金建立的军队及保安部门保护下的原政权仍被推翻，亲美巴列维政权所推崇的物质化的世俗化政策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基赫的监护（伊斯兰法理学家的管治）之下的神权性政教合一政体，即伊斯兰共和国的确立。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一位来自库姆的80岁流亡宗教学者监护下，伊斯兰共和国需要进一步证明它的存在价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随着事态发展而牵涉进来的什叶派催生了这一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保守派对西方化和受到西方支持而在国家进行世俗化的沙阿所作出的强烈反弹，非保守派的人士也不满社会不公和旧制度的缺失。国民认为沙阿不应该成为非穆斯林西方势力（美国）的傀儡，他们认为这些西方势力的文化会沾污伊朗。沙阿政权被视为具有压迫性、残暴、腐败及奢侈。政府的权责失职，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使经济面临瓶颈、衰退并出现通货膨胀，保安部队也无法应对抗议示威。当时的伊朗奉行王权极度集中的制度，规模如此庞大的反沙阿运动意味着“实在有太多的示威者”，使保安部队不知所措。伊朗伊斯兰革命令伊斯兰教取代了君主政体，而霍梅尼及伊斯兰意识形态能够推翻沙阿巴列维在某程度上关乎什叶派所宣扬的伊斯兰复兴具有反西方化的意识。霍梅尼追随了他所爱戴的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的足迹，而沙阿就像是侯赛因的仇敌暴君耶齐德一世。沙阿政权及反沙阿的世俗主义者低估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运动，同样要为此负上责任。沙阿政权认为霍梅尼的威胁不及伊斯兰社会主义者，而世俗主义者则误以为霍梅尼会持观望态度。什叶派（阿訇）对一些较为虔诚守旧的伊朗人可以发挥显著的影响力，他们倾向于疏远西方的事物。数十年过后，什叶派教士与君主政体之间的冲突再起，君主政体在这一次冲突当中占据了上风。沙阿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将军以西方法律取代伊斯兰教法，又禁止传统的伊斯兰教服饰、性别隔离（英语：Sex segregation in Iran）及妇女穿戴面纱（希贾布）。对于违反禁令的妇女，警察会强行摘掉及撕开罩袍。1935年，虔诚的什叶派教徒在伊朗什叶派最神圣的圣殿（伊玛目礼萨圣陵）叛乱（英语：Goharshad Mosque rebellion），礼萨汗下令镇压叛乱，造成大量伤亡。礼萨汗谋求与德国交好，使英国及苏联占领伊朗，礼萨汗在1941年被废黜。英苏入侵伊朗的部队扶植礼萨汗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外国势力（美国、英国）在1953年再次向沙阿伸出援手，礼萨·巴列维企图免去民选首相、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职务失败，被迫逃离伊朗。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秘密情报局联手策动政变，穆罕默德·摩萨台被推翻。沙阿巴列维与美国政府维持紧密的关系，双方同样担心伊朗北面的强邻苏联的扩张。正如他的父亲，沙阿巴列维以独裁见称，他专注于现代化及西方化而漠视宗教和伊朗宪法规定的民主措拖。左翼、民族主义及伊斯兰派别（这些派别在国内受到箝制，因此这些抨击通常来自境外）都抨击政府违反伊朗宪法、政治腐败及萨瓦克（秘密警察）的政治迫害。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袖、什叶派教士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1963年首度在政治舞台亮相，他是反对沙阿实施“白色革命”的领导人，白色革命是打破土地占有（包括宗教团体持有的土地）、赋予妇女投票权及婚姻平等、允许少数宗教执掌政府机关的改革方案。霍梅尼宣称沙阿是“卑鄙可耻的人”，“着手破坏伊朗伊斯兰教”，他随即被捕。接下来整个伊朗发生了持续三天的暴乱，霍梅尼的支持者宣称有15000人死于警方的枪炮下。霍梅尼在被软禁了八个月后被释放，仍继续他的激烈抗争。他指责政府与以色列合作及签订条约及扩大对美国政府人员的外交豁免权。霍梅尼在1964年11月再次被捕并遭到流放，直至14年后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这个“暴风雨前夕”时期，刚萌芽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开始削弱正在孕育的西方化概念，西方化正是沙阿世俗政权的主要构思。1979年革命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形成。贾拉勒·艾哈迈德（英语：Jalal Al-e-Ahmad）所提出的西方中毒（英语：Gharbzadegi）认为西方文化是灾害，会令人中毒，必须把它们根除。阿里·沙里亚蒂认为伊斯兰教是第三世界的救星，能够把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当中解放出来。莫尔塔扎·穆塔哈里（英语：Morteza Motahhari）通俗地宣扬什叶派信仰。这些思想都争取到不少的听众、读者和支持者。最重要的是，霍梅尼宣扬以反抗甚至是殉教来对抗不公和暴政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所为，穆斯林应该要抵制自由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影响，遂出现了“既不倚东，也不靠西－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与公众见解不同，霍梅尼提出法基赫的监护这种政体的意识，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受到“监护”，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负责统治及监管。这种管治在伊斯兰教里“相比起礼拜和斋戒更加必要”，将可确保伊斯兰教不会偏离传统的沙里亚法规，这样就可消除贫穷、不公和外国无信仰者对穆斯林土地的劫掠。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统治这种意识经过他的著作《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英语：Islamic Government）》、清真寺布道、走私的讲话录音带而广泛传播开去，并流行在伊朗里由学生（包括有才干的教士如莫尔塔扎·穆塔哈里（英语：Morteza Motahhari）、穆罕默德·贝赫什提（英语：Mohammad Beheshti）、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及穆罕默德·穆法塔赫（英语：Mohammad Mofatteh））组成的反对派及传统商界领袖当中。其他反对沙阿的派系还包括宪政自由主义者，即是由迈赫迪·巴札尔甘（英语：Mehdi Bazargan）为首的民主伊斯兰教改革派伊朗自由运动（英语：Freedom Movement of Iran）及世俗的伊朗民族阵线。他们主要都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并非想以神权政体取缔沙阿，而是希望沙阿能够遵从1906年伊朗宪法，但是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不及霍梅尼阵营。以奉行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及伊朗人民敢死队组织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政府的抑压而被削弱，但是这些游击队在1979年2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给予“政权致命的一击”。最大的游击队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奉行左翼伊斯兰主义，反对以教士为本的伊斯兰政府。许多教士都没有追随霍梅尼。受欢迎的阿亚图拉（什叶派领袖）马哈茂德·塔莱加尼（英语：Mahmoud Taleghani）支持左派，而伊朗资历最深及最具影响力的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英语：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最初对政治保持疏离，后来支持民主革命。霍梅尼致力于统合反对派（除了奉行无神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特别强调沙阿政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腐败及不平等的收入和发展），避免提及可能会引致派系内讧的细节，特别是他所计划的教士统治，他认为许多伊朗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宣传的影响而对此持有偏见。在后沙阿时代，一些革命分子与神权政权发生冲突，他们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压，抱怨他们遭到欺骗，不过反沙阿的联盟依然能够维持着。1970年代的连串事件终演变成1979年革命。沙阿政权在1971年于波斯波利斯举行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被批评为挥霍无度，“外国人饮酒狂欢，抵触了伊斯兰教的禁忌，而伊朗人却被排除出庆典，一些伊朗人甚至仍在挨饿”。五年后，沙阿将伊朗阳历的第一年由伊斯兰历法的第一年改为居鲁士二世登位的那一年，触怒了虔诚的伊朗穆斯林，使“伊朗在一夜之间由回历1355年跳到皇历2535年”。1970年代的油价上升加剧了对通胀及浪费的担忧，又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以万计不受欢迎的外国技工来到伊朗。许多伊朗人对于沙阿家族成为了石油收入的最大得益者感到愤怒，而国家收入与家族收入之间的界线亦模糊不清。直至1976年，沙阿的石油收入已累积至10亿美元，而包括63位王子王女的沙阿家族则累积了50亿至200亿美元，家族基金已控制了约30亿美元。1977年中对抗通胀的经济紧缩措施不成比例地影响数千名贫民及非技术民工到城市参与建设。许多文化及宗教保守派人士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示威者及“殉道者”。所有伊朗人都需要加入沙阿成立的民族复兴党（英语：Rastakhiz Party），并缴付党费，其他政党都被取缔。民族复兴党企图以民粹主义式的“反暴利”行动对抗通胀，对高价贩售的商人罚款甚至囚禁，刺激了黑市，激怒了商人并迫使他们参与政治活动。1977年，沙阿回应了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关于政治权利方面的“善意提醒”，决定赦免一些囚犯，又准许红十字会探访囚犯。在整个1977年，自由主义反对派成立了许多组织，发表公开信谴责政权。同年，受大众欢迎及具影响力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阿里·沙里亚蒂逝世，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死于萨瓦克（伊朗秘密警察）手上，他的逝世亦消除了霍梅尼的潜在革命竞争者。10月，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霍梅尼（英语：Mostafa Khomeini）因心脏病发逝世，他的逝世同样被归咎于萨瓦克。在德黑兰为穆斯塔法举行的纪念活动使霍梅尼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在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逝世后，反沙阿的激进示威活动率先在1977年10月发生。支持霍梅尼的激进分子“可能达到数百人”，但是在数个月后，在伊朗的大多数城市已聚集了数千名示威者。1978年1月，反沙阿示威出现了伤亡。库姆数百名伊斯兰学生和宗教领袖不满受政府操纵的传媒发布的新闻报道，他们认为那是诽谤。政府出动军队驱散示威者，行动中有数名学生丧生（政府指有2-9名学生丧生，反对派则表示至少有70人死亡）。根据什叶派的传统，追思仪式（四十日节（英语：Arba'een））会在死者死亡后的四十天举行。全国的清真寺都召集人们来纪念遇难的学生。在2月18日，多个城市里的团体游行纪念死者，并示威反对沙阿的统治。大不里士发生暴力冲突，反对派声称约500名示威者被杀，政府则表示10名示威者丧生。这种事件不断地重复发生。新一轮示威于3月29日在全国举行，豪华的酒店、戏院、银行、政府机关及其他沙阿政权的象征都被摧毁，保安部队再次介入，多人丧生。同样的事件再度在5月10日发生。5月，政府突击队闯入教士领袖及政治中立的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英语：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家里，在他的面前射杀他的一名支持者。沙里亚特马达里于是放弃他的静默姿态，加入到反沙阿的阵营里。面对革命的威胁，沙阿希望寻求美国的支持。伊朗的历史及战略地位对美国十分重要，伊朗与美国的冷战竞敌苏联接邻，又是石油蕴藏量丰富的波斯湾里最强大的国家。沙阿向来亲美，但巴列维政权因其人权纪录而不受西方欢迎。美国方面并不认为伊朗将会面临革命，在沙阿逃离伊朗前的六个月，即是1978年8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认为伊朗“没有发生革命或处于面临革命的状况”。据史学家尼基·凯迪（英语：Nikki Keddie）所述，卡特总统对伊朗“没有清晰的政策”。美国驻伊大使威廉·H·沙利文回想起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再三向巴列维保证美国会全力支持他”。1978年11月4日，布热津斯基访见伊朗沙阿，向他表示美国会“尽可能支持他”。不过在同一时间，一些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相信革命会势不可挡。美国财政部长维纳·迈克尔·布鲁门塔尔在1978年秋季访问伊朗后不满于沙阿的情绪失去控制，汇报道：“我们在伊朗有一位行尸走肉的僵尸。”布热津斯基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罗德尼·施勒辛格的立场坚定，再次保证沙阿将会得到军事支援。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兹曼（英语：Charles Kurzman）认为卡特政府并非优柔寡断或同情革命派，当时的卡特政府坚定地支持沙阿，即使在沙阿政权已不可救药后，卡特政府也孰促伊朗军方实行“最后一著的军事政变”。许多伊朗人相信，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对革命的缺乏干预及同情的言辞“对霍梅尼的胜利负上责任”。一些更极端的主张声称沙阿的倒台是“阴谋推翻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及一意孤行的君王”的结果。到1978年夏季，示威的规模维持了四个月不变，主要城市依然各聚集了万名示威者（伊斯法罕的示威规模较大，而德黑兰的示威规模则较小）。虔诚的伊朗穆斯林几乎完全动用了他们的“清真寺网络”，但对于有“超过1500万成年人”的伊朗来说，示威者仅属少数。1978年6月17日又到了四十日节（英语：Arba'een），示威者在每四十天都会示威哀悼早前丧生的示威者，而每次示威都会造成伤亡，直至温和的宗教领袖沙里亚特马达里（英语：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呼吁示威者冷静和留在家里才得以平息。沙阿为了尝试讨好温和的教士以平息不满，他解雇了萨瓦克（秘密警察）的领导人，并承诺会在下一年6月举行选举。8月，抗议的力度却突然“踏上了高速档门”，示威者的人数迅速增加到数以十万计，这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沙阿政府为了抑制通胀而紧缩开支，裁员人数骤升，当中尤以年青、非技术的男性职工为重，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贫民区。到1978年夏季，这些具有传统乡村背景的职工大量地加入到街道抗议的行列里。另一个原因是发生在1978年8月的雷克斯戏院火灾（英语：Cinema Rex fire），事件中有超过400人丧生。戏院原本是穆斯林示威者的袭击目标，但是由于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及其政敌的沟通技巧使得公众相信那是萨瓦克的所为，以陷害反对派。翌日，约万名死伤者亲属及他们的支持者举行了大型丧礼，并且在示威高呼“烧死沙阿”及“沙阿有罪”。伊朗新首相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英语：Jafar Sharif-Emami）在八月末上任，实施与沙阿相反的政策。赌场关闭，皇历也被废除，又认可政党的活动，但是这些措施也是徒劳。9月，伊朗的局势迅速恶化，示威抗议已成常态。沙阿宣布戒严，禁止所有游行示威。9月8日，逾千名示威者仍在德黑兰聚集，保安部队开火杀死数十人，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教士领导层宣称“逾千人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队杀死”，不过从今回想，黑色星期五的“主要伤亡”是反对派与沙阿政权“妥协希望的幻灭”。那些部队是由库尔德人组成，事实上他们受到狙击手袭击，经殉道者基金会计算，当天示威造成的死亡人数共有84人。同时，政府表现出来的暴行离间了其他伊朗人民和沙阿的海外盟友。到1978年晚夏，许多伊朗人认为反对派的运动推翻沙阿政权已经变得“可行”，助长了更多的支持。10月的大罢工使经济陷入瘫痪，主要的产业全面停工，这“为沙阿的命运盖棺论定”。到了秋季，革命已得到广大且强力的支持，使得那些反革命的人们再也不愿意畅所欲言。有来源指出，“革命在1978年11月中旬已取得胜利”。戈拉姆·列扎·爱资哈里（英语：Gholam Reza Azhari）将军领导的军政府取代了尝试与反对派调和的伊朗首相谢里夫-埃马米（英语：Jafar Sharif-Emami）。沙阿为了削弱霍梅尼联络其支持者的能力，他力劝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伊拉克政府从善如流。霍梅尼在10月3日离开伊拉克，前往科威特，却被科威特拒绝入境。3日后，他前往巴黎，在诺夫勒堡（英语：Neauphle-le-Château）市郊安顿。霍梅尼虽然已远离伊朗，但是他在法国可更轻易地使用电话联系祖国及接触国际传媒。12月2日，正值伊斯兰历里的穆哈兰姆月，超过200万人聚集在德黑兰的自由广场要求罢免沙阿及争取霍梅尼返国。一周后的12月10日及11日，“总数达600至900万”的反沙阿示威者在全国各地游行。据一位史学家所说，“即使撇除夸大的数字，这个数字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高达1%全国人口参与的革命已极少听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及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的参与人数可能超过了全国人口的1%，然而在1978年12月10日及11日，超过全国人口10%的示威者参与了反沙阿的游行。1978年末，沙阿正在物色首相人选，又向反对派人物招手，当“在数个月前，他们或许会接纳这种任命，视为梦想成真”，但这时“他们却视之为毫不重要”。在1978年的最后一天，反对派领袖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接受政府的任命出任首相，他旋即被反对运动逐离。到12月中旬，沙阿的姿态已降低至“得到准许留在伊朗”，反对派却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到12月将近结束，“沙阿愿意暂时离开伊朗”，但是依然不被反对派接受。1979年1月16日，沙阿与皇后离开伊朗，伊朗举国一片欢欣，“在数个小时之内，巴列维王朝的象征悉数被摧毁”。巴赫蒂亚尔解散了萨瓦克，释放政治犯，下令军队准许群众集会示威，又承诺会举行自由选举，邀请霍梅尼返国，又提请革命分子进入“民族团结”的政府。数天后，巴赫蒂亚尔正式批准霍梅尼返国，邀请他在库姆创造一个梵蒂冈式的国家，又号召反对派共同维护宪法。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的波音747包机返回德黑兰。数百万人欢迎他的回归，他在乘搭汽车离开机场后被热情的人群淹没，被迫转乘直升机。霍梅尼不仅成为了革命的必然领袖，他还成为了“半神”般的人物，他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机场时，人们都在欢呼“伊玛目霍梅尼，我们向你致敬，愿主赐你平安”。人群又赞颂道“伊斯兰、伊斯兰、霍梅尼，我们会追随你”，甚至出现了“立霍梅尼为王”的口号。从霍梅尼回国那天起，他便表示强烈反对巴赫蒂亚尔政权，并说“我要挫败他们”。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英语：Mehdi Bazargan）为临时政府首相，“得到国民支持”。霍梅尼命令伊朗人需要服从巴扎尔甘，行使宗教义务。霍梅尼政府的势头一时无两，士兵都逐渐投靠霍梅尼一方。在2月9日下午约10时，霍梅尼向不愿意投降的军队发动圣战，忠于沙阿的伊朗帝国防卫军（英语：Imperial Guard (Iran)）与支持霍梅尼的伊朗空军叛军霍马法兰（英语：Homafaran）爆发冲突，革命分子及叛军占据上风，开始接管警局及军事设施，向公众发放武器军备。到2月11日下午2时，非神权临时政府正式倒台，最高军事委员会宣称军方“对目前的政治争议保持中立……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变得混乱和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革命分子又接管了政府机关、电视台及巴列维王朝的宫殿。在伊朗每年的2月1日至11日期间都会庆祝“曙光旬（英语：Decade of Fajr）”，2月11日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日”，那一天是伊朗的公众假期，国内每个城市都会在那一天发起游行。从1979年至1982年（有说1983年），伊朗正处于“革命危机状态”，经济及政府机关均瓦解，军方及保安部队无法履行职务。到1982年，霍梅尼及他的支持者粉碎了其他派系，巩固了权力。伊朗人质危机、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伊朗以及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就任总统等事件交织出这一段危机与缓和的时期。一些观察员认为“开始时由众多反沙阿势力组成的真诚、反独裁的群众革命，不久后却转而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夺权行动”。除了霍梅尼的忠实支持者，反沙阿联盟认为霍梅尼只打算成为精神领袖，而不是要成为统治者，因为霍梅尼已年过70岁，没有出任过公职，又在伊朗境外流亡了超过十年，他又曾经说过“宗教领袖不是要去统治别人”。另一种观点认为霍梅尼“在意识形态、政治及组织领导权上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而非神权的派系也未有真正对霍梅尼的运动提出挑战和得到群众支持。霍梅尼政权的支持者则声言反对霍梅尼的人就是外国的“第五纵队”，指控他们试图推翻伊朗政府。霍梅尼及他的支持者在革命组织里实施伊斯兰共和国所应用的“法基赫的监护”，利用他们的盟友（如伊朗临时政府的迈赫迪·巴扎尔甘）使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之后逐一把这些对手赶下政治舞台。革命卫队是最主要的革命组织。温和的巴扎尔甘政府安抚中产阶级，使他们明显地没有足够的势力盖过霍梅尼的革命组织，特别是革命议会（革命国家的“实权”）及后来的伊斯兰共和党。虽然霍梅尼同时承认巴扎尔甘政府及革命议会（具有通过法案的权利），但是两者的权利重叠不可避免地形成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只维持了多个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Tehran）的官员在1979年11月4日被扣留为人质。巴扎尔甘向霍梅尼请辞，霍梅尼没有怪责他，并接纳了他的请辞，霍梅尼说道“巴扎尔甘先生感到有些疲累……希望可以退出一会儿”，霍梅尼后来又形容他当初任命巴扎尔甘是一个“过失”。霍梅尼在1979年5月5日成立革命卫队，以抗衡左翼武装分子及沙阿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最终成为了“完全的”军事部队及“革命最强大的机关”。在革命卫队之下还有巴斯基（字面解为“动员抵抗力量”），他们会在紧急时期动员起来攻击敌对的示威者及报章办公室。伊斯兰共和党则致力于以法基赫的监护建立神权政府。革命委员会的数千名成员成为了新政权的耳目，评论家相信他们与“许多姿意的拘捕、死刑及充公财产”有关。伊朗真主党（英语：Hezbollah (Iran)）执行政权的意志，这些“暴徒”袭击示威者及那些批评霍梅尼的报章办公室。在沙阿倒台后，还有两个主要的政治团体成立起来冲击支持霍梅尼的派系，这两个政治团体分别是与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英语：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有联系的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英语：Muslim People's Republic Party）及世俗左翼的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他们在后来都被封禁。在3月30日及31日（波斯历1月10日及11日），伊朗举行公投决定是否以“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君主政体，“伊斯兰共和国”一词没有在选票上作出定义。霍梅尼号召了大量人投票，只有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伊朗人民敢死队组织及多个库尔德人团体反对该议题，最终结果显示98.2%的选票是支持票。在1979年1月，自由运动发布为伊斯兰共和国草拟的宪法，这部宪法的草拟早在霍梅尼仍在外流亡时已开始。宪法草稿提到一个可以否决非伊斯兰法规的宪法监护法庭，但并没有提到监护法官统治者。左翼分子认为这部宪法草稿过于保守，需要作出重大变更，但霍梅尼则认为这是“恰当”的。为了让宪法得到通过及防止左翼分子的修改，由73人组成的宪法第一专家会议在夏季被选举出来。评论家认为这是“造票、侵犯敌对候选人及传播错误信息”以“创造一个由忠于霍梅尼的教士所造成、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会议”。不过，尽管霍梅尼认为宪法妥当，霍梅尼及第一专家会议反而否决了宪法，霍梅尼宣称政府必须完全基于伊斯兰教。除了伊朗总统，新宪法刻意为霍梅尼设立了更具权力的监护法官统治者，这个职位可以控制军事保安部门，又有权任命多个重要的政府及司法官员。新宪法又增加了宪法监督委员会的人数和权力，使之可管理选举，甚至是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据说，新宪法也在公投压倒性地得到通过，但是这一次受到较多反对，投票人数亦较少。胁持52名美国外交官员超过一年的事件有助于宪法的通过、抑制温和派及激化革命。1979年10月，流亡在外的沙阿病危，美国准许他入境接受治疗。伊朗随即强烈抗议，霍梅尼和左翼分子均要求将沙阿引渡回国受审及行刑。1979年11月4日，一群自称为伊玛目的门徒（英语：Muslim Student Followers of the Imam's Line）的年轻伊斯兰分子侵入大使馆扣押大使馆职员，这使革命派回想起26年前当沙阿逃往海外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特工策划政变推翻沙阿的民族主义竞争对手。胁持人质事件深得人心，即使在沙阿病逝后事件依然持续了多个月。霍梅尼向未来的总统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解释道：在得到公众注意下，伊玛目的门徒（英语：Muslim Student Followers of the Imam's Line）发布了美国外使或“特务”的文件，显示温和派的伊朗领导人曾与美国官员会面。巴扎尔甘和他的政府都成为了人质危机的输家，他们已在11月请辞，无法下令释放人质。营救人质的失败也使霍梅尼的威望与日俱增，使人相信这是真主从中介入。在1980年9月，奉行泛阿拉伯主义及逊尼派当道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邻近的伊拉克乘伊朗革命内乱而入侵，企图扼杀还在襁褓当中的革命。伊朗“受到刺激”，伊朗人与他们的新政府团结起来阻止伊拉克入侵，后来更逆转了伊拉克的进攻。至1982年初，伊朗几乎完全收复所有伊拉克侵占的领土。如同人质危机那样，两伊战争为政权提供了激发革命热情和巩固革命派的机会。虽然两伊战争造成了庞大的经济损失和破坏，但战争“复原了民族团结及伊斯兰革命的动力”、“抑制了难以应付的争论和纠纷”。在3月初，霍梅尼声言“别用‘民主’一词，那是西方模式”，这使支持民主政体的自由主义者感到失望。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在1979年8月被取缔，临时政府在11月也被削夺权力。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英语：Muslim People's Republic Party）在1980年1月也被取缔，而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的游击队在2月受到袭击。1980年3月，大学里开始进行肃清，身为左翼伊斯兰分子的总统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在1981年6月受到弹劾。在宪法起草大会选举不久后的8月中，数十家反对霍梅尼所主张由教法学家进行神权统治的报章杂志被查封。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随即发起示威，霍梅尼愤怒地贬斥他们，称“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跟人类来往，原来事实不是这样”。伊朗真主党（英语：Hezbollah (Iran)）袭击示威者，数百人被“石头、棍棒、铁链、铁棒”所伤。不久后，政府发出逮捕令拘捕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的领袖。12月，那些支持民主政治而非神权统治的伊朗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英语：Muslim People's Republic Party）及其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英语：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家乡发生了暴乱，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的成员和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者占据了大不里士的电视台，并以此“散播他们的要求和不满”。政权迅速作出反应，派遣了革命卫队夺回电视台，活跃分子策动了支持霍梅尼的大型集会。穆斯林人民共和党最终被禁制，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英语：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在1982年被贬职，不再是大阿亚图拉，许多他的支持者也被肃清。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在1980年1月当选为伊朗总统，他是一名左翼分子，与霍梅尼的盟友、控制了议会的伊斯兰共和党对立。与此同时，霍梅尼昔日的革命盟友、伊斯兰现代主义游击队伊朗人民圣战组织被霍梅尼的革命组织钳制。霍梅尼抨击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是伪信者（穆纳菲格）和无信仰者（卡菲尔）。真主党攻击人民圣战者组织的聚会地点、书店及报摊，迫使左翼分子转而成为地下组织。作为文化革命（英语：Iranian Cultural Revolution）的一部分，大学被关闭以清洗神权政治的反对者。20000名教师及8000名军官因为被认为是过于“西方化”而被解雇。至1981年中，事情发展至紧急关头，霍梅尼试图使巴尼萨德尔与伊斯兰共和党和解的努力失败，巴尼萨德尔成为了对神权政治“抱有怀疑或持不同政见者”的号召人物，包括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民族阵线的领导人在1981年6月发起示威，支持巴尼萨德尔。霍梅尼恐吓他们的领导人，指“如果他们不悔过的话”，他们会因叛教而被判处死刑。自由运动（英语：Freedom Movement of Iran）的领导人被迫在公众广播上为支持民族阵线而道歉。那些参与集会的领导人被真主党及革命卫队恐吓而被迫保持沉默。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以恐怖活动报复伊斯兰共和党。在1981年6月28日，伊斯兰共和党办公室发生炸弹爆炸，导致大约70名高级官员、内阁成员及议员丧生，当中包括伊斯兰共和党的秘书长、伊斯兰共和国司法机关的首长穆罕默德·贝赫什提（英语：Mohammad Beheshti）。政府逮捕了数千人，数百人遭到处决。纵使发生了暴力事件和其他的暗杀事件，发起大型起义及武装反抗霍梅尼的希望都被粉碎。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炸弹袭击不是唯一针对霍梅尼政权的暴力事件。在1979年5月，福尔刚集团（英语：Forqan Group）暗杀了霍梅尼的副官莫尔塔礼·穆塔哈里（英语：Morteza Motahhari）。马克思主义者的游击队和支持联邦制的团体在一些地区策动叛乱，包括胡齐斯坦省、库尔德斯坦及卡布斯拱北（英语：Gonbad-e Qabus），导致他们与革命武装交火。这些叛乱在1979年4月伊始，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持续了数个月至数年不等。在示威和革命活动当中丧生的人数在3000至60000人之间。阿亚图拉霍梅尼称“60000名男子、妇女及儿童被沙阿政权杀害”，殉道者基金会（英语：Foundation of Martyrs and Veterans Affairs）的一名研究员所做的预计指出1978年及1979年示威者与沙阿军队和保安部队的冲突中有2781人丧生。如果这是确实的数字，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比其他当代的同类事件显著地有较少的伤亡数字，如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革命结束后，人权组织估计伊斯兰政权反对者的遇害人数及囚犯多达数千人。旧政权的成员首先被处决，当中包括一些资深的将领及超过200名沙阿的文职官员，以防止政变及以示惩戒。革命派法官萨迪克·哈勒哈利（英语：Sadegh Khalkhali）负责进行简短的审判，审判当中没有辩护律师及陪审团，缺乏透明度，被告没有机会自辩。到1980年1月，“至少有582人被处决”，包括伊朗前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而在1980年1月至1981年6月期间，至少有900人在巴尼萨德尔被弹劾时遭到处决，罪名包罗万有，包括藏毒、性侵犯、腐败、密谋反革命、充当以色列间谍及加入反对组织。在一年后，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2946宗处决，据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所说，有数千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80年代的国际均势上的影响巨大，这也改变了非穆斯林世界人民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更多人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更大的关注，不论那是基于同情还是怀有敌意。甚至有猜测指革命可能会改变“世界的均势，希特勒征服欧洲以来的政治事件都比不上它”。伊斯兰共和国以“既不倚东，也不靠西”的口号将自身定位为革命明灯，号召中东以至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美国的影响力及社会上的不公。伊朗革命领袖在第三世界支持与穆斯林无关的革命团体，也寻求他们的支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爱尔兰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甚至有些已达到支持非穆斯林革命更多于伊斯兰革命阿富汗圣战者的程度。由什叶派领导的伊朗革命派明确地号召波斯湾地区推翻君主政体，一如伊朗般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使由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邻国伊拉克（共和政体）、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其他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加以警惕，这些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国内又有为数不少的什叶派民众。在接下来八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朗和伊拉克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命伤亡。虽然战争是因为伊拉克入侵伊朗而爆发，但是大部分的战斗都是在伊朗收复了失地及伊拉克提出了和约后发生的，伊拉克提出的和约被霍梅尼拒绝，他又宣称“巴格达政权必须被推翻，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才是和平的唯一条件。不过战争在伊拉克没有发生伊斯兰革命的状况下结束。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伊朗和美国由盟友变成仇敌。伊朗革命派希望把沙阿引渡回国行刑，美国总统卡特不再支持沙阿和帮助他重夺权力。身患癌症的沙阿要求入境美国就医，德黑兰的美国使馆人员反对这个请求，他们坚持要稳定美国和过渡革命政府之间的关系。卡特虽然倾向支持美国使馆人员的意见，但碍于基辛格、洛克菲勒及其他支持沙阿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他最终只得答允沙阿的请求，这使得伊朗革命派更坚定地认为前君主政权是美国的傀儡，导致霍梅尼阵营里的激进学生攻击美国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Tehran）。伊朗人质危机损害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在1980年4月7日，美国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两国至今仍未恢复外交关系。1981年4月24日，瑞士政府以中立保护国的身份代表美国在德黑兰的利益，而伊朗在美国的利益则由华盛顿的巴基斯坦大使馆伊朗外交利益办事处作为代表。在中东及穆斯林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触发了巨大的热忱，使反对西方干预和影响的力度成倍增长。各国相继发生伊斯兰暴动，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大清真寺劫持事件、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遇刺、叙利亚哈马大屠杀及黎巴嫩1983年美国大使馆炸弹袭击（英语：1983 United States embassy bombing in Beirut）。虽然只有黎巴嫩的伊斯兰分子取得成功，其他的伊斯兰活动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霍梅尼在1989年发布一条教法，下达对《撒旦诗篇》作者英国人萨尔曼·鲁西迪的追杀令，引起了国际回响。伊斯兰革命政府也被认为协助黎巴嫩真主党及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英语：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的成立。另一方面，有观察员认为革命政府虽然投放了许多努力及费用以扶植伊朗以外的革命势力，当中“具有持续影响”的只有黎巴嫩和伊拉克。另外有意见认为极具破坏力的两伊战争“致命地伤害了……传播伊斯兰革命的理想”，伊斯兰共和国志在追随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使伊朗难以成为“强大的地区势力”。在国内，伊朗伊斯兰革命扩阔了教育的层面及对穷人的医疗保健，又作为伊斯兰教的政治宣传、消除世俗主义及美国文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在政治自由、政府廉政、良政、经济平等、自给自足、甚至是宗教虔诚方面的转变则较少。一些民意调查及观察员反映了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包括革命一代与年轻伊朗人之间的“裂缝”，年轻伊朗人“难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所表达的热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改革后，依照伊斯兰教的原则下，识字率进一步得到提升。到2002年，文盲率已下跌了超过一半。产妇及婴儿死亡率亦显著地下跌。人口增长在起初受到鼓励，在1988年后则不再受到鼓励。总括来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由1980年的0.569攀升到2002年的0.732，与土耳其处于平等水平。革命后的伊朗经济没有繁荣起来，伊朗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依然强烈。国民平均收入随着油价而波动，据说曾经跌至革命前的四分之一，至今仍未达到革命前的水平。伊朗年轻人的失业人数持续上升，大抵是因为经济制裁及国内腐败。音乐、影带、影像、卫星电视、快餐及熏肉产品等西方的文化影响力依然存在。一个在革命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指出，61%的德黑兰学生选择“西方艺人”成为他们的偶像，只有17%选择“伊朗官员”为偶像。伊朗拥有民选的全国、省区及地区政府，他们都隶属于神权政体，神权政体对议会及法案具有否决权，对比起沙阿政府的同等机关有更大的权力。在伊朗占少数的逊尼派（约8%）成为了不稳定的因素，伊朗的少数非穆斯林族群不享有平等的权利，在290席的议会里只有5席是给予这些族群。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更加得不到保障，他们被认为是异端及颠覆分子。已有超过200名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被处决，更多的人被囚禁，褫夺工作、养老金、从商及教育的机会。巴哈伊信仰的圣地被充公、摧残及破坏。有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在近期被剥削教育及工作的机会，数千名年龄介乎17至24岁的年轻巴哈伊信仰者被大学无理开除。伊斯兰共和国带来了更多还是更少的政治打压仍存有争议。对沙阿暴政和腐败的怨言如今却对准了那些伊斯兰法学家。对萨瓦克的恐慌被对革命卫队和其他革命执行者的恐慌所取代。一些人认为神权政体对人权的侵害较君主政体时更甚。人权组织反映出伊朗国内的酷刑、囚禁异见人士及杀害著名评论家的状况。伊朗文化及伊斯兰教令部执行审查制度，没有官方的允许下，“书籍杂志不得出版、录音带不得分发、电影不得播映、文化团体不得成立”。特别是那些有传统背景的妇女参与了导致革命的大规模示威。自从革命以后，妇女的大学入学、在行政部门工作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上升（对于政权来说，这是一个警号），有多位妇女被选举成为议员。不过，革命的意识形态反对性别平等。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数个月内，1967年的家庭保护法被废止，在政府任职的女性被迫要遵守伊斯兰教的着装要求，女性不得担任法官，海滩及体育竞技都要实施性别隔离，妇女的适婚年龄调低至13岁，已婚的妇女不得在常规学校上课。妇女随即发起示威，在随后的几年内，一些政策得以撤销。妇女在继承权及人权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性别隔离在“课室、滑雪道以及公共巴士”仍严格执行。被革命官员发现与异性共处的妇女要接受妇科检查。有婚前性行为的妇女会被罚款、鞭打甚至是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