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七子出现于明代，由李梦阳、何景明领导的前七子，还有李攀龙、王世贞等领导的后七子。一共十四人，他们标榜“复古”，并且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
科举的八股文取士，导致箝制士大夫的思想，迂腐不通，以及高官台阁体作家的作品，雅正有余，生气缺乏。前后七子的复古，实为拟古，凭着少年锐气，起身反抗八股、台阁。从他们提倡的口号，可知他们推崇并模拟的对象是秦汉时代的古文与盛唐的诗歌。
然而，前后七子振兴散文诗歌的目的并未达成，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以模拟为创作法门，因此作品缺乏独创的精神与风格；一是前后七子或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挤，把持文坛，目空一切。洁身自好的人士感到厌恶，无不望而却步。
嘉靖年间，唐宋派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倡效仿唐宋八大家文风，即是对七子的反动。万历时，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对于前后七子复古所演变成因袭剽窃的流弊，提出反对复古拟古的作风。三袁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不应该贵古贱今。此外，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以自我创造为可贵之处。袁宏道更言：大都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言：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所以，前后七子立意虽好，但是方法错误，导致模拟前人作品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力。虽前后七子皆为有才之人，但后学之辈多半才学有限，这股复古风潮逐渐演变成抄袭剽窃时，公安三袁适时提出独抒性灵的口号，加以驳斥，为文坛注入一股清新的力量。以创新为目标，以抒发自己情志为目的，不拘泥于格律与陈腔俗调，确立公安派的文学地位；更为后来的竟陵派与小品文大师张岱发出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