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版圣经

钦定版圣经（英语：Authorized Version，缩写为 AV），又称詹姆士王译本（英语：King James Version，缩写为 KJV）或詹姆士王圣经（英语：King James Bible，缩写为 KJB），由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命令下翻译的英文版本圣经，于1611年出版，自诞生至今一直都是英语世界极受推崇的圣经译本，也称为英王詹姆士译本或英皇钦定本等。英王钦定本圣经是英国国教会官方批准的第三部圣经，第一部是1535年出版的《大圣经》，第二部是1568年出版的“主教圣经”。但早期译本都有问题，所以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斯授权翻译一本新的英语圣经。詹姆斯给译者一些指示，要他们确保新的译本符合英国国教的治理方式，反映国教的主教制度。有47位学者参与了钦定本圣经的翻译，他们都是英国国教的成员。钦定版圣经除了39卷旧约圣经、27卷新约圣经外，亦包括14卷次经。钦定版圣经不仅影响了随后的英文版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为了让更多未受良好教育的普通人也能知晓神的旨意，该部圣经词汇量一共只有8000个常用的英文单词，因此十分容易理解。一些著名作者，如约翰·班扬、约翰·弥尔顿、赫尔曼·梅尔维尔、约翰·德莱顿及威廉·华兹华斯很明显从这个版本的圣经中得到启发。一些圣经如英语修订版圣经、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修订标准版圣经（the Revized Standard Version），还有新钦定版圣经（New King James Version）等都是这个版本的修订版。尽管新国际版圣经等其他版本的圣经没有说它们是这个版本的修订版，但是可以看出这些版本所受的深厚影响。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版本的版权已经过期了，但是在英国，由于“永久王家版权”（perpetual Crown copyright）的缘故，还是有版权的。虽然钦定版圣经已经年代久远了，现在绝大部分仍然可以被普通读者理解。 它也被认为是现代英语的基石，并从它诞生以来一直是被最广泛阅读的文献之一。1380年，威克里夫将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中古英文。青年学者丁道尔（1484–1536）在与崇奉教宗的罗马公教学者辩论时，说出预言性的壮语：“我不管教宗和他的规条；如果上帝假我以年，在短短数年之内，我要使扶著犁耕田的农家孩子，比你更懂圣经！”1522年，他得到了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受其启发，决定将圣经翻译到英语中。1526年至1536年十年间，丁道尔将新约圣经及旧约的一半译为现代英语，但没有译完就被以异端罪处以火刑了。但丁道尔的圣经对后世的译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后来的《马太圣经》，英国第一本官方认可的《大圣经》，以及《日内瓦圣经》奠定了基础。钦定版圣经有百分之八十多来自丁道尔翻译的圣经。有人说，英语圣经的历史开始于丁道尔，而非威克里夫。1604年詹姆士召开汉普敦御前会议 (The Hampton Court Conference) 是决定翻译《钦定本》的会议 ，而这会议是由清教徒呈给詹姆士的“千人呈请书”（Millenary Petition）所引起 。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清教徒被迫接受教会内，很多认为不合圣经真理的传统，至詹姆士登位，清教徒觉得是改革的机会，就递上“千人呈请书”，列举了四个主要改革项目，包括受洗时须画十字圣号、神职人员穿着礼袍、在婚礼中使用指环、听闻基督的名讳时要欠身以表敬意。另外，呈请书更重要的是清教徒表达对詹姆士的效忠，因为詹姆士的支持，是他们改革的唯一盼望。对于清教徒发起的请愿，引起了国内的主教们极大的震撼。如詹姆士支持清教徒，意味着主教的权力会被削弱，而当时詹姆士为回应清教徒的请愿，已决定停止征改“什一税”，这是主教们长久以来的财政来源，这引起主教们的惊骇，故为了力挽狂澜，主教们发动打击清教徒攻势。主教当中以理查·班克劳夫（英语：Richard Bancroft）为首， 说服詹姆士相信君主制度的统治，需要有主教制度的辅助，主教是英国王室的忠实支持者，清教徒的改革只会威胁国王行使权力。班克劳夫的策略，成功令詹姆士收回停征“什一税”的决定，使他对清教徒的支持有所保留，而为了保持国内的的宗教和平稳定，詹姆士决定召开一次会议，解决所有宗教问题，这就是汉普敦御前会议。1604年1月14日，汉普敦御前会议召开，清教徒满以为詹姆士是一个新教支持者，但会议开始后，却发现事情并非如他们所想。会议的第一个焦点是有关在崇拜使用的《公祷书》，清教徒要求废除它，因它是罗马天主教仪式的产物，很多字眼也不乎合圣经的真理。可惜的是詹姆士一心只想稳定国内的宗教局面，以免任何过激的改动，令国内的宗教冲突升温，对于清教徒的任何提议，詹姆士也倾向于维持现状，尽管他想协调清教徒和主教会之间的冲突，却发现不能做到中立角色。会议的转捩点，是清教徒提出要有一部新译的圣经，在教会中加以宣读。 当时流行的《日内瓦圣经》已成为英国销售量最高的圣经，清教徒本想得到詹姆士认可，让《日内瓦圣经》成为可在教会宣读的权威圣经，可惜詹姆士表示：“在所有译本中，《日内瓦圣经》是最糟糕的。”这是因为此圣经的很多注释，也包含了反帝王的思想，詹姆士认为这会影响他的管治威信。清教徒见《日内瓦圣经》不可能成为官方认可的圣经，就提出新释一部圣经的要求。詹姆士赞成重新翻译一部圣经，因为这符合他期望。在反对清教徒了众多要求后，詹姆士发现必须必到一个让步的地方，令会议不至陷入完全胶着的状态，新译圣经的提意使詹姆士看到出路，因为翻译圣经的工作必定旷持日久，一来可以短暂满足清教徒的要求，二来短期内不用作出任可改变，引起任何不确定的宗教纷争。另一方面，詹姆士期望在新译本中，删除所有类似《日内瓦圣经》的注释，不可以在注释内，出现任何反君主统治的字眼，使新版圣经能够成为凝聚国家的工具，成为国家整合宗教的力量。主教方面，班克劳夫也同意新翻译圣经的提议，及后他更主导整个圣经翻译工作。汉普敦御前会议的结果大致上也符给主教的利益，对清教徒小小的让步，不构成对他们的威胁。另一原因，是班克劳夫知道很难对抗《日内瓦圣经》的权威性，反而发挥影响力，影响新翻译的工作会容易得多，这可以确保译文内容和主教的立场相符，不会对主教的当权地位构成威吓。个人上，班克劳夫更希望透过完成翻译工作，得到詹姆士的信任，成为新一任的大主教。希伯来四字圣名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尊为至圣，随便读写这个字成为忌讳。 多数学者认为，耶和华（Jehovah）这个名称可能是在欧洲中古世纪（约1100年前后），将四字神名的拉丁字母JHVH，混合了“主”（希伯来语：.mw-parser-output .script-hebrew,.mw-parser-output .script-Hebr{font-size:1.15em;font-family:"Ezra SIL","Ezra SIL SR","Keter Aram Tsova","Taamey Ashkenaz","Taamey David CLM","Taamey Frank CLM","Frank Ruehl CLM","Keter YG","Shofar","David CLM","Hadasim CLM","Simple CLM","Nachlieli","SBL BibLit","SBL Hebrew",Cardo,Alef,"Noto Serif Hebrew","Noto Sans Hebrew","David Libre",David,"Times New Roman",Gisha,Arial,FreeSerif,FreeSans} אֲדֹנָי‬‎，音Adonai)的母音组合之后形成的。中世纪时犹太学者为希伯来语的4字神名标上(母音“主”“adonai”的符号)，(希伯来语单词的(原音)写在中央而（母音）写在辅音的上面或下面，以不同组合的点和短线表示，所以可以在“YHWH”与“adonai”的元音符号下)。当时圣经抄本这样写之目的，乃提醒犹太裔读者要念成“adonai”（意为“我的主”）。而早期圣经译者翻译时，便直接地把辅音和元音拼在一起，而成了“YaHoWaH”（加字后翻译就是“耶和华”因为尊为至圣 所以神的名现代人是不能念出）。 在旧约圣经，与使用耶和华之名的中文译本不同，钦定本将大部分Jehovah换成LORD（四字母均大写，以区别Lord）；但是在两个地方（赛12:2和26:4），原文连续用两个Jehovah的时候，此译本译为the LORD Jehovah。其他译出Jehovah的五处地方分别是创世记22:14、出埃及6:3、出埃及17:15、士师记6:24、诗篇83:18。在新约圣经，由于钦定本使用的文本是公认文本(拉丁语：Textus Receptus; 英语：received text），而现代译本使用的都是亚历山大文本类型（主要依据两个抄本，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所以在很多地方，钦定本与现代译本都有不小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之一是：现代译本所根据的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缺少马可福音16:9-20和约翰福音7:53-8:11；因此现代的诸多译本（如英语的新国际版圣经、汉语的圣经新译本）只好将其保留，但在正文中或脚注里告诉读者是后来抄本加上去的。公认文本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有伊拉斯谟的文本，有罗伯特·司提反的文本，也有贝扎的文本 ，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弗雷德里克·斯克里夫纳曾经仔细地查考钦定版圣经的底本，发现其译者们主要跟从贝扎1598年的版本，但也参考了罗伯特·司提反的文本，此外也参考了武加大圣经的版本。他发现钦定本圣经在139处地方与贝扎的文本不一致。其中59处地方与司提反1550年的文本是一致的。其他几十处地方，他常常能在伊拉斯谟的版本中或是在《康普鲁顿合参本》中找到对应。但在一些地方，他却找不到与钦定本对应的希腊语文本，而在拉丁武加大圣经中找到了对应，比如在约翰福音10:16，希腊语是“合成一群”，但钦定本是“合成一圈”，与武加大译本 "unum ovile"一致。再如，使徒行传9:6的前半句话“扫罗惊恐地说道，主，要我做什么？”也是源自拉丁武加大译本。以下经文缩写为：KJV（钦定版圣经）、ASV（美国标准版）、NIV（新国际版圣经）和NASB（新美国标准圣经）和中文和合本圣经，以及罗马天主教使用的思高本圣经。※ 这里只有中文和合本自己加了一个"另"，而其他英文圣经都没有other或是another等字眼。现在印刷的钦定版圣经基于1769年牛津大学出版的版本，而不是1611年的版本。 牛津版的圣经纠正了一些小的标点错误，对于为达通顺而增加的单词用斜体更仔细地标记，并更新了拼写，使之全书统一并和现代一致。比如将1611年版本所有读作/v/的u都改写为v，例如haue更新拼写为have等等。创世记 15:18《钦定本》于1611年正式出版。整本圣经被别有用心地编辑，反映出王室维护政权稳定和主导人民宗教思想所作的努力。自伊利沙白女王起，王室对主流的日内瓦译本十分反感，因为它威胁到王室的权力。直到王室支持《钦定本》出版及推广，最终取代《日内瓦译本》成为主流圣经。从《钦定本》的序言、边注、神学词汇和附录四方面可见制作团队如何有技术、精心地出版政治正确的译本。序言是一本书的开场白，预备读者的阅读眼光和思维。《钦定本》删除了日内瓦译本的边注，由此删除清教徒的反君王解读。读者阅读圣经时无可避免地要诠释经文，而边注就影响他们诠释的角度和立场。《日内瓦》译本提供边注，并非为了澄清经文隐晦难明的地方，而是要提倡清教徒反君王的思想立场。无怪乎詹姆士认为它“非常片面、不实、煽动，而且显示太多危险而叛乱性的思想”。仔细鉴赏英王《钦定本》的翻译之美后，过往八十年它在宗教、文学和教育上的影响必然是讨论的焦点。诚然，正如著名爱尔兰神学家及历史学家麦格夫所言：“《钦定本》的优胜并不局限在英国．．．直至18至19世纪，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扩张使到以《钦定本》为基础的宣教工作能够随之展开”。宗教方面，《钦定本》无疑影响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举例说，公祷书在教会礼仪的重要角色使信徒不断地接触《钦定本》。过去两世纪，除了诗篇以外的阅读经文都是从《钦定本》印刷出来的，包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一般相信，十七世纪中至二十世纪中的教会讲道和著名的基督教学者的刊物都使用了《钦定本》。有名的查理斯司布真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称《钦定本》为最好的英文译本。1884年他写道：“在英语圣经 (钦定本) 的字句中，有着由神而来的信息、滋润着我们的灵魂；它既埋藏着诫命和应许，我们因此就一直祈祷和宣讲，直到我们对它感到无止境的乐趣。”《钦定本》在圣经译本史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英语基督教界，它总是当然之选；1640年，它是当时英文书店唯一发售的译本，成功击退市场上其他译本并解决潜在的翻译需要；后来的圣经翻译工作绝对不能漠视它的贡献：1881年推出的新约修订本，就是以它为蓝本。修订本在纽约公开发售首日，销量竟达三万本。《钦定本》长足的影响直至国际新译本推出才被动摇。《钦定本》影响深远，从它对三个现代圣经译本的启迪可见一斑。于1952年出版的《修订标准版》、1983年的《新英王钦定本》和2001年的《英文修订版》都异口同声地肯定《钦定本》，并于它们的序言中一致地认为这些新译本不过是“延续《钦定本》的卓越成就”。尽管当时以“动态对等”为理论的圣经翻译运动如日方中，《修订标准版》翻译团队却坚持以“字义直译”为其事工理念，秉持履行。《钦定本》并非一面倒地受到追捧而没有批评。事实上，它的翻译风格在出版后首二百年仍未受尊重，十八世纪的批评者形容它的用语“深涩难懂”和“陈旧”。即或偶有赏识，也不过是美学上的肯定，而非信仰上、内容上、更非翻译上有什么忠实可言。圣经翻译总是有争议性的。回顾历史，翻译的过程都是困难重重。举例说，14世纪末，英语圣经翻译先锋约翰威克理夫的遗体竟被掘出来火化成灰，罪名是把圣经译成英语；威廉丁道尔也因圣经翻译而被处死，教廷当局所给的罪名是亵渎上主。同样，《钦定本》逃不过批评。正如上文所述，它被看为调解两派改教人士的政治工具，是1604年汉普敦御前会议中拉拢英国教会和清教徒，尤其是激进改革者的政治手段。在詹姆士时期，《钦定本》不是一出版就马上受英国人接受，反而被批评翻译得不讨好又不自然，但是反对声音随时间慢慢消失，成为公开和私人阅读的流行译本。它更在英语形成的黄金时期发挥了影响，广受接纳，使得连希伯来文的语句也融入英语当中。诚然，《钦定本》被认为“是英语发展的臻境，能完全地反映出英语作为文学的功力”、“或许是世上最美的文学作品”。《钦定本》的翻译团队相信圣经是“神逐字逐句地默示的”，所以他们的翻译理念是字义直译。固此，他们重视希伯来文、希腊文和亚兰文的原初意思及意义过于文学优雅。举例说，翻译委员会的47位学者都一丝不苟地考究字义，遇上要英文词语补充表达能力，但字词没有在原文文本出现的情况，他们会以斜体字把它标示出来。如此谨慎的程序，使他们花了四年零九个月才制作出译本首稿和次稿。也因此翻译出来的最终作品“旋律既个人化又连贯一致的，仿佛圣经是一位作者透过众多作者在发声”。我们无法证明《钦定本》在英语发展上是否最大而单一的影响，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与沙士比亚的作品并列为有同等的文化影响力。 一位美国犹太教改革领袖，威廉罗西瑙认为，从《钦定本》的经文如何塑造今日流行的英文谚语，便可发现它的影响力。“活人之地”(The land of the living，伯28:13) 和“低头俯伏在地”(fell flat on his face，民 22:31) 就是好例子。好些词组是从希伯来文化中经微调发展出来的，例如“看见粉墙上的字”(to se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但5:5)和“水桶的一滴”(a drop in the bucket，赛40:15)。正因为希伯来文谚语常常是直译的，它们后来便发展成英文谚语，例如“在你眼前蒙恩”(found favour in his eyes，创39:5) 。英语这语言十分欢迎外来的词汇和词组，并乐意把它们同化在其中。《钦定本》就在英语的形成阶段扮演了关键角色，很多源于希伯来文或拉丁文的内容都在英语在“自然化了”，成为了“圣经式”英文。具体地说，《钦定本》的成功为英语的丰富性奠定了基础，把盎格鲁─撒克森和拉丁文元素共冶一炉。前者代表单音节 (mono-syllabic) 词汇；后者代表了多节音 (poly-syllabic) 词汇。换句语说，尽管英语的主要用词是简单词汇，它们提供了很多抽象和仔细的用字，为英语带来更厚实的根基。由此可见，《钦定本》把现代英语变成“特别丰富的表达媒介”。另一方面，《钦定本》主导著幼儿的学习，尤其是文学教学。16世纪起，小孩子便要学习圣经。从前他们用的是日内瓦译本，如今它已被《钦定本》取代。19世纪，美国最广为使用的学校教材就是麦格飞读本系列 (McGuffey’s Eclectic Reader)，其中的圣经教学就是使用《钦定本》经文，遍布着整个系列，例如第六本中的诗篇104。 值得留意的是，直至20世纪中，《钦定本》仍然是公共学校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尽管今日影响力已息微，它还是基督教教育的核心教材。于17世纪至今，广泛流传了差不多达四个世纪的英王钦定本，仍是得到普遍公认、且被很多教会使用的英文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