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

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于古典希腊时期的诗学与修辞学，而自十八世纪以后又加入了美学与诠释学。在二十世纪，“理论”变成了一个包含各式各样阅读文本之学术研究方法的集合名词，其中大部分是受到各种欧陆哲学流派的影响。（在许多学术讨论中，“文学理论”与“欧陆哲学”几乎是同义词，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文学理论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是文学？”；虽然许多当代理论家与学者认为“文学”这个名词如果不是无法定义，就是可能指涉任何有关语言的使用。各家理论的区别不只在于它们的方法与结论上，甚至也在于它们如何定义“文本”。对某些文学学者来说，“文本”是指“归属于文学经典的书”。然而文学理论的原则与方法已经被应用在文化研究的相关领域中，比如非小说、大众小说、电影、历史文件、法律、广告....等等。事实上，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将诸如时尚、足球、暴动（riots）等文化事件也视为“文本”来进行诠释。所以广义来说，文学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用于诠释的普遍理论。由于文学理论家经常采用异质性非常大的欧陆哲学与语言哲学，任何一种对他们研究方法的分类终将只是一种近似的作法。文学理论有许多“学派”或类型，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理解文本。大部分的理论家会结合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比如说，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解构方法采用了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家为开拓者的精读传统，而保罗·德曼本身则是接受欧洲诠释学传统的训练。）一般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文学理论学派包括有：新批评、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理论与心理分析批评。下面所列的是一些最为普遍认定的文学理论学派，以及他们的主要作者。（其中有许多作者，比如历史学家及哲学家福柯与人类学者李维史陀，并不是文学批评家，而且也并非主要在作关于文学的著述。不过由于他们的作品对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他们还是被放了进来。）文学理论的实践在二十世纪才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然而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朗基诺斯(Longinus)的《论崇高》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诗学》常常被列举为早期的例子），而十八到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从古典哲学中发展出来的美学理论对于现今的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影响。而当然，文学的理论与批评和文学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不过“文学理论”的现代意义是大约从1950年代才开始的，当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始强烈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新批评家与各种受到欧洲影响的形式主义者（尤其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也曾经将他们某些更抽象的实践描述为“具有理论性的”。然而直到英语学术世界开始感受到结构主义的广泛冲击以后，“文学理论”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在英国与美国的学界里，文学理论最受欢迎的时期是从1960年代晚期（当时它的影响开始从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耶鲁大学这些精英大学里散播出去）一直到1980年代（当时几乎在各地都以某种形式在教授着它）。在这段期间，文学理论被认为是学院里的新潮研究，绝大多数大学的文学系都试图去教授和研究理论，并且将它编入课程中。由于理论的流行有如昙花一现以及其重要文本的用语艰涩难懂，理论常常被批评为赶时髦的愚民主义（faddish or trendy obscurantism）（许多那个时期如大卫·拉吉（David Lodge）的学术讽刺小说，就是以理论作为小说的主题而出名。）某些理论派与反理论派的学者都将1970与1980年代中对理论之学术价值的争论称之为“理论战争”。到了1990年代初期，“理论”本身作为一种兴趣对象的受欢迎程度渐渐衰退（连带着纯粹“理论学者”的工作机会也是），即使文学理论文本已经被编入几乎所有的文学研究当中。从那时候起，以及到了2004年的现在，关于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上的争议已经消失殆尽，而且文学与文化研究课题的讨论现在也变得温和了许多，不再那么辛辣刺激。某些学者在他们的著述当中大量地使用理论，至于其他人则只是顺带一提，或者根本不提；无论如何，理论已经被公认为文学研究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了。各种文学理论的知识传统与关注命题经常有很基进的差异。有些差异实在太大，就连要找出彼此共通的一组术语来进行比较也不是简单的工夫。比如说，新批评家的著作经常隐含了一个道德立场，有时候甚至是关于宗教的：一个新批评家在阅读艾略特（T.S. Eliot）或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诗时，可能会去看现代世界中认真找寻信仰的痛苦与矛盾，其诗中关于这样的表达是否诚实。与此同时，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评价，而非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会说，新批评的阅读没有和这首诗的宗教立场维持一个够批判的距离，以致无法好好了解它。又或者，一个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可能会将一首诗中的宗教意涵当作某种寓言，讨论诗中提到的“上帝”时，只讨论其寓言的手法而不讨论它提到的东西，回避了上述的问题。这种意见上的不一致无法轻易解决，因为这种不一致天生就存在于批评家彼此具有基进差异的术语与目标（意即，理论）中。他们的阅读理论是源自于差异非常大的多个知识传统：新批评家的著作奠基于美国东岸的学术与宗教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源自于对社会与经济的批判，而后结构主义则兴起于二十世纪的欧陆语言哲学之后。期待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拥有许多共同之处，那就实在太天真了。因此将它们全部称呼为“文学理论”，却没有体认到他们的异质性，这本身就是对其差异的一种简化。对某些文学理论来说（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形式主义），“文字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的区别拥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其他学派（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各种形式：新历史主义、解构、某些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流派）则试图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且将诠释文本的方法应用在范围广大的“文本”上，包括电影、非小说、历史著作与文化事件。各种文学理论之间另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就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意即是否着重作者本身对其作品的想法或意图。对大部分的前二十世纪理论来说，作者的意向是决定诠释文本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批评是第一个推翻作者在诠释文本中拥有重要地位的学派，而更倾向在精读中专注于“文本本身”之上。事实上，尽管形式主义与其之后的学派有数不完的争论，他们都一同认为作家对其作品的诠释，已经不再比其他人的诠释更富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