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琳·克蕾（Voltairine de Cleyre, 1866年11月17日－1912年6月20日），依据爱玛·戈尔德曼的说法，伏尔泰琳·克蕾是“美国所出现过最杰出而最具天赋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如此，克蕾的事迹至今仍不太为人所知，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也是如此。
1866年生于密歇根州一个名为莱斯利（Leslie）的小镇。由于她的父亲无法承受整个家庭的开支，于是在她还是青少年时将她送至天主教的女修道院居住。然而这段经验不但没有使她信仰基督教，反而使她转变为一个无神论者。克蕾的家庭积极参与了废奴运动和地下铁路计划，再加上她成长于如此贫穷而艰苦的环境，同时她又是以哲学家（伏尔泰）为名，使她在青少年时便培养了非常激进的思想。在女修道院的岁月结束后，克蕾开始投入当时的自由思想运动（这个运动最初是以反天主教和反教会为主），同时她也投稿了大量文章给自由思想运动的报刊。
在她于1880年代中旬和后期参与自由思想运动时，克蕾也特别受到托马斯·潘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影响。其他影响了她的思想家还包括亨利·戴维·梭罗和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1887年，在目睹了干草市场暴乱中的烈士们被绞死后，她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那时之前我都还相信美国陪审团审判的法律制度本身是正义的”她在一篇自传里这样写道“在那之后我就完全改变了。”
她也是一名杰出的作家和演讲家，历史学家Paul Avrich在她的传记里写道：“她比其他所有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还要具有文学天分”—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依据爱玛·戈尔德曼的说法：“她对于信念的热诚，在她所有做过的事情里都留下印记…她在本质上根本是一个苦行者。”
克蕾深受爱玛·戈尔德曼的敬重，她也写了一篇文章替她的审判辩护。然而，两个女人在一些议题上却有着根本的分歧：“戈尔德曼女士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是个人主义者。她希望摧毁财产的权利，而我则希望保存之。我的战争是为了对抗特权和权威，以消除对于个人权利的威胁。她则相信合作能够彻底取代竞争；我则认为竞争在每一种形式的制度上都会出现，而竞争行为本身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克蕾与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保持了数年的紧密关系，在她于1894年写下的论文中，克蕾宣称她认同没收财产的权利，但却对这种权利的提倡保持中立态度：“我不觉得少数人的敏感就值得上纽约市的所有财产…我认为你应该自己决定你是要继续遵守法律而挨饿受冻，或是要做出一些犯罪行为来侵犯财产的制度、和戈尔德曼站在同一边。”无论如何，到了最后克蕾也开始反对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需要很大程度的集体努力和管理，而这将会施加更多与无政府主义不容的管制在个人身上；个人主义和互助主义则将根基至于财产上，然而这牵涉到私人警察制度的发展，却是与我对于自由的概念不同的。”
于是她逐渐成为“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without adjectives）运动的提倡者，这个运动试着促进不同无政府主义派系间的和睦，除了反对国家和反对资本主义两个原则外便不再主张其他的派系理论。在中她写道“除了简单的‘无政府主义’一词外，我再也不会使用额外的名称来形容我自己了”。
她在中总结道“平常的劳工所能做出最好的事情，便是自我组织起来摆脱金钱的束缚…让他们一同生产、合作而不是受雇和雇用；让他们如兄弟姊妹一般和睦相处，让他们都能依照各自的需求使用他们所生产出的产品，并将剩余的产品放在储藏室，让其他人在有需要时也能使用。”
她在1914年写下了一篇名为（性奴役）的论文，她谴责社会上评价女人美丑的概念，并鼓励妇女们应该摆脱那些使她们产生不自然性别角色的社会习惯。论文的标题与走私妇女进行卖淫并没有关系，而是针对婚姻的法律允许男人强暴他们的妻子而无须受到惩罚。她认为这样的法律使得“每个已婚妇女成为被捆绑的奴隶，她们必须接受丈夫的姓氏、丈夫的面包、和丈夫的命令，并让她们的丈夫发泄欲望。”
她也强烈反对常备军队的制度，认为常备军的存在不但不会促进和平，反而更可能引发战争。在她1909年的论文中她主张为了达成和平，“所有和平的人们应该拒绝支援军队，并要求那些希望发动战争的人自行承担成本和风险，和平的人们不会替这些将杀人当作买卖的人筹措资金或抚恤金。”
在1890年6月12日她生下了一名儿子Harry，儿子的父亲是自由思想家James B. Elliot。在她一生中她也曾染上疾病和忧郁症，曾经在两次不同的场合试图自杀。她还在1902年12月19日遭遇一次暗杀未遂，暗杀者Herman Helcher是她之前的学生，由于一场发烧而精神错乱，她当场原谅了他。她写道“因为这起由染病的脑袋所引发的刺杀而判他罪是违反文明的。”这起暗杀使她的左耳长期疼痛，她的喉咙也遭受感染，造成她的说话和注意能力大为减退。
伏尔泰琳·克蕾在1912年的6月20日死于伊利诺州芝加哥的一间医院，记载上死亡的原因是左脑的脑膜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