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所撰，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袁枢本无著书之意，惟读《通鉴》时，感到每件史事分散开，首尾难以稽考，为方便研读，便“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因此，南宋孝宗干道九年（1176年）成书于严州郡学。
此书与《通鉴》一样，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虽主要是抄录原文，但他所加的239个标题，采用了“平”、“据”、“灭”、“叛”、“乱”、“篡”等各式的褒贬词汇，充分表现他抱持着浓厚的正统观念。如两汉时，以刘氏为正统，褒扬汉室，力贬对汉室不利的事。
他只希望重整《通鉴》的结构，及方便读者检索和阅读，并不打算改动原文。因此，此书的内容都是抄录《通鉴》原文，他只是加上标题，不擅加一字。
由于《通鉴》记“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而此书与其为本，所以内容也自然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其它事一概不录。在239个主题中，绝大部分是关于政治和军事，关于经济的则只有唐的《奸臣聚敛》和《两税之弊》，文化方面更是完全欠缺。
此书重视乱世历史，如两汉时只有43个标题，但魏晋时竟有103个标题，几乎占全书标题数量的一半，可见袁枢侧重分裂时期历史的意向。而以朝代论，则注意“兴”、“衰”史。因此，此书中各朝代的分量都是“两头大，中间小”，与《通鉴》“穷探治乱之迹”的宗旨一致。
朱熹另据《资治通鉴》编《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
《通鉴纪事本末》史学地位崇高。袁枢编此书，旨在使君主容易阅读，发扬司马光《通鉴》“有资于治道”的精神，同时代的吕祖谦亦称他：“掇其体之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易。”因此，宋孝宗阅读后，也赐给太子及统帅，更赞曰：“治道尽在是矣！”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对于重大事件有明确的标题，又依时间先后叙述，内容扼要，免去纪传体的重复及编年体的支离破碎，省去读者检索的时间，对史料的整辑排比更有不少功劳。因此，此体裁与“纪传体”、“编年体”鼎足而三，成为后世史家不可偏废的成法。
朱熹称此书：“其部居门，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错综温公（司马光）之书，乃国语之流”而《四库全书总目》更言：“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前古之所未有也。”梁启超纵使不欣赏他，但却言“善抄书者，可以为史学”，他认为“纪事本末体”最优，最符合其所谓“新史学”的理想。因此，他的史学地位，不在于发现新史料，也不在史识的高明，而在开创新的编写史书方法。
自“纪事本末体”创立之后，后人不断仿作。在南宋至明清为止，比较著名又流传后世的纪事本末史著就不下几十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体系，期间更发展为“朝代纪事本末”与“专史纪事本末”两类。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清来保《平定金川方略》皆为两者的例子。
但纪事本末也有不少缺点。钱穆指出：
总结，此书的面世，是中国历史编纂上的创举，开创了与纪传体、编年体鼎足而三的纪事本末体。因此，此书有着重要的史学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