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书院

坐标：25°02′10.55″N 121°29′43.39″E / 25.0362639°N 121.4953861°E / 25.0362639; 121.4953861学海书院（闽南语：.mw-parser-output .sans-serif{font-family:-apple-system,BlinkMacSystemFont,"Segoe UI",Roboto,Lato,"Helvetica Neue",Helvetica,Arial,sans-serif} Ha̍k-hái Su-īⁿ/ Ha̍k-hái Chu-īⁿ）位于台北市万华区，乃清代台北盆地五座书院之一，目前则是台北市硕果仅存的一座书院建筑，其它四座是明志书院、树人书院、登瀛书院与明道书院。清朝统治台湾212年间（1683年－1895年），全台所设立的书院，达六十所之多，依设立时间的顺序，台北学海书院，位于第四十三所书院。道光十六年（1836年）淡水厅同知娄云（浙江山阴人）到任，翌年，议建书院于草店尾祖师庙北畔，未能实行，同年再根据林国栳所捐献在下崁庄的地基，计划兴建，董事为周智仁等人，因为涉及诉讼案件，牵延时日而未完成。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曹谨（河南河内人，嘉庆十二年解元）由凤山知县升淡水同知，隔年捐出薪俸继续完成娄云未竟之举，所谓“娄云议建，曹谨续成”者是也；之后，凡涉及学海书院兴建之资料，皆一并列出两位淡水同知，为书院所投下时间与心力，用以表彰有功有德者，计前后费时七年，始克完成，最初命名为文甲书院。 又据《台湾私法》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1836-1896)曾亲临书院，奖励诸生 ，当可见书院影响淡水文风甚具关键。 又学海书院的创建与学田的设置皆由淡水厅同知主导，想当然尔地书院自应具备一定之规模。 同治六年(1867)同知严金清(1877-1909)设立的艋舺义塾，以及光绪五年(1879)设置的淡水县儒学，皆权设于学海书院之内， 是亦可见学海书院之规模以及其于北台承荷着重大的教育之责。乙未变局(1895)，日人据台，学海书院同台湾其他书院一样，均遭禁制之命运而逐渐废弃。 《台湾私法》云：“日据后本书院归废，院舍曾经充为学务部及日语学校员工宿舍。”16 宿舍后他迁， 但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标售其地，艋舺人吴昌才(1883-1928)标得，转售高荣华，成为“高氏宗祠”。 对此，诗人谢汝铨(1871-1953)赋〈茂才陈淑程知友〉诗云： “盐务权分作富豪，老年犹自爱风骚。忍看学海沦书院，金碧祠堂筑姓高。”陈淑程即陈洛(1863-1911)，光绪八年(1882)于学海书院担任讲席 。诗人之意，乃有感好友陈洛尽管因办盐务致富，但不忍书院消逝与转换为高氏宗祠的难受心理，呈显了满腔的无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巡视台湾，路经艋舺时，题“学海书院”匾额后，才改为现在所称的学海书院；书匾额之同年，曹士桂（云南文山人，道光二年举人）署淡水同知，亲自任学海书院的院长，惟到任才九个月，以积劳成疾，卒于官。学海书院最著名之院长为陈维英（1811年-1869年），地方人士都尊称他为“陈老师”而不名，他的居所叫做“老师府” （现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四段231号，列为第三级古迹，是目前台北市规模最大的古厝），可见他受人之景仰，实非一般之院长可比。同治三年（1864年），学海书院重修，翌年告竣，重修落成，院长陈维英题挂联一对：目前这楹联仍高高悬在正厅，乃学海书院之珍贵之历史文物。日治时代，有关当局以无人所有为由标售其所在地地权，高姓族人认为当地风水佳且建物古雅，于承购后改作高姓宗祠予以保存，并称有继堂迄今。